童年读书
                                                                            莫 言 （有删改）
        ①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
        ②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我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不愿跟村里的孩子去玩上树下井的游戏，偷空就看“闲书”。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后来，我的班主任家访时对我的父母说其实可以让我适当地看一些“闲书”，形势才略有好转。但我看“闲书”的样子总是不如我背诵课文或是背着草筐、牵着牛羊的样子让我父母看着顺眼。
        ③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
       ④记得从一个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我心里忐忑不安 ， 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但母亲看看我那副样子，宽容地叹息一声，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让我赶快出去弄点草喂羊。我飞快地蹿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时我真感到了幸福。
        ⑤我的二哥也是个书迷，他比我大五岁，借书的路子比我要广得多，常能借到我借不到的书。但这家伙不允许我看他借来的书。他看书时，我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悄悄地溜到他的身后，先是远远地看，脖子伸得长长，像一只喝水的鹅，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靠了前。他知道我溜到了他的身后，就故意地将书页翻得飞快，我一目十行地阅读才能勉强跟上趟。他很快就会烦，合上书，一掌把我推到一边去。但只要他打开书页，很快我就会凑上去。他怕我趁他不在时偷看，总是把书藏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就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地下党员李玉和藏密电码一样。但我比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高明得多，我总是能把我二哥费尽心机藏起来的书找到；找到后自然又是不顾一切，恨不得把书一口吞到肚子里去。
       ⑥有一次他借到一本《破晓记》，藏到猪圈的棚子里。我去找书时，头碰了马蜂窝，嗡的一声响，几十只马蜂蜇到脸上，奇痛难挨。但顾不上痛，抓紧时间阅读，读着读着眼睛就睁不开了。头肿得像柳斗，眼睛肿成了一条缝。我二哥一回来，看到我的模样，好像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先把书从我手里夺出来，拿到不知什么地方藏了，才回来管教我。他一巴掌差点把我扇到猪圈里，然后说：活该! 我发誓今后借了书也决不给他看，但只要我借回了他没读过的书，他就使用暴力抢去先看。
         ⑦有一次我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三家巷》，回家后一头钻到堆满麦秸草的牛棚里，正看得入迷，他悄悄地摸进来，一把将书抢走，说：这书有毒，我先看看，帮你批判批判!他把我的《三家巷》揣进怀里跑了。我好恼怒!但追又追不上他，追上了也打不过他，只能在牛棚里跳着脚骂他。

      ①关于薯片，你可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吃下第一片后，就会一口气把它们全吃光。不要奇怪，实际上为了让消费者吃下更多的薯片，从研发、制造到营销，食品公司可是花了“狠心思”。

      ②对于吃薯片停不下来的原因，德国纽伦堡大学的一项脑成像研究给出了答案——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享乐性贪食”：不为饥饿，而是为了获得愉悦感而进行过度摄食。

      ③之所以愉悦，是因为食用薯片后，大脑奖赏系统的关键结构伏隔核被强烈激活，并发出一种奖赏信号，诱导享乐性进食发生。另一方面，原本能够根据食物摄入量调节进食欲望的中枢饱腹感回路变得不再敏感，导致摄入的热量超过实际的能量需求。于是，当你吃下第一片后，就会一口气把所有薯片吃光。

      ④食品业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知道该怎么做时，请加糖。再没有比糖更让人上瘾的配料了。实验老鼠有两个选择：含糖饲料、含可卡因饲料。94%的老鼠选择了糖，而不是可卡因，即便是那些可卡因成瘾的老鼠，也很快投向了糖的怀抱。

      ⑤糖还有帮手——脂肪和盐，盐负责刺激你的味蕾，脂肪让人感到满足和愉悦。它们会刺激你的大脑，生成内啡肽——一种快乐荷尔蒙，让人倍感愉悦。

      ⑥食品公司会建立庞大的科研团队，帮助公司创造一个个最能激发消费者进食欲望的食物配方。乐事薯片的生产商菲多利公司在达拉斯有一个强大的研发中心，500名化学家、心理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每年要花费3000万美元开发完善产品的口感、香味和松脆度，他们还有一个4万美元的咀嚼器，用来测试薯片的最佳崩裂点。

      ⑦消费者对薯片有诸多担心：让人发胖、对身体不好、油脂量高、吃不完难保存、对孩子有害。市场心理学的先驱欧内斯特•迪希特曾经为薯片生产商菲多利公司撰写了一份报告，应对消费者对薯片又爱又怕的心理。他的建议是用烘焙代替油炸，听上去更健康，但是真的如此吗？烘焙薯片确实非油炸，但是并非没有用到油！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就会清楚地看到“氢化植物油和精炼植物油”。而其中的氢化植物油就含有通常所说的对人体心脑血管有不利影响的反式脂肪酸，过多食用反式脂肪酸将增加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几率。

      ⑧十多年来，食品行业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生产出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然后，又花大把的金钱和精力把它们推销出去。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选自《读者》有删改）

圣坛

曹文轩

      一九七七年秋，我北大毕业留校。

      要上讲坛了。半个月前，我还无动于衷，全不当回事。可是在上讲坛的头一天，我忽然紧张起来：也就是说，明天，我将开始教学生涯了。教师的责任感似乎与生俱来，不做教师，你一辈子感觉不到，而你只要一做教师，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抓住你的灵魂。晚上，我敲开一位先生的门，问：怎么讲课？他像修炼很深的禅师面对未悟的弟子，头微微向上，少顷，说出四个字来：目中无人。我退出门外。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课就没有失败。下面安静极了，我能清楚地听见台下动人的喘息声，这全靠那四个字给我撑着。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信那四个字。我对“目中无人”似乎有所悟：目中无人非牛气哄哄，非内荏而色厉，非蔑视，非倨傲，非轻浮，非盛气凌人。无就是有，有却是无。是一种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气势上的？是对学术观点的诚实和对真理的自信吧？……此言似乎只可意会而不可细说。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说的：所谓无人，就是没有具体的人，而只有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则无。因此缘故，即使只给二十人的一个班上一年课，在课堂上我也往往难记住一个具体的面孔。似无人，但恰恰是把听课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无人，却不敢再掉以轻心。我很景仰一位先生，既为他的人格又为他的学识。然而我想像不出，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一位凭他的学识，上课玩儿一样的先生，却在上课之前竟对明明认识的字一个个怀疑起来，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去查字典，把字音一一校对，标注。我敢说，他的这种心理，完全是因为他对讲坛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这件小事使我不禁对他又景仰三分。我喜欢这份严肃，这份认真。当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风度”。我很钦佩有人不用讲稿，竟然雄辩滔滔，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我曾见过一位先生，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子上，用手抹平它，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并把一个个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这人缺这份好脑子。我得老老实实地备课，然后一个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稿纸上。有时看样子离开讲稿了，但所云，却几乎无一句是讲稿以外的突发灵感。我有数，像我这样做教员，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个，无奈何。时间一久，我退化了，离开讲稿竟不能讲话，一讲，八成是语无伦次，不知其所云。

      我何尝不想来点名士风度，来一张香烟壳儿就侃它个三四个小时，好好潇洒它一番？可我不敢。

      讲坛是圣洁的。我认识一位外系教员，此公平素浪漫成性，情之所至，捞衣卷袖，把衣领一一扯开，直露出白得让人害臊的胸脯来，有时还口出一两个脏字，以示感叹，以助情绪。然而有一次我去听他的课，却见他将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一举一动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严肃得让人难以置信。课后我跟他开心：何不带一二感叹词耳？他一笑：“一走进教室，一望那讲坛，我顿时有一种神圣感。在上面站了一辈子，我从没说过一个脏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兴起来，放浪形骸，并有许多顽童的淘气和丑恶。然而，在临上讲台前一刻，却完全沉浸到一种庄严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点亵渎的行为，甚至苛刻地要求我的听众。生活中的嬉皮士，我无意管他，因为人家也是一种活法。可在课堂上，我绝不容忍其混杂于我庄重的听众之中。①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计是社会上来偷听的），穿着一件极短的短裤，一件极敞的汗衫，光着大脚丫，脚蹬一双拖鞋，“叭嗒叭嗒”就来听我讲课，我像受了侮辱似的走过去：“对不起，请出去！”他大概从我的目光中看出什么来了，便很听话地提着书包出去了。后来我又从听众席上发现了他。他穿着很整洁，极稳重地坐着。我不禁朝他感激地点了点头。

既为圣坛，就得布道。占住讲坛者，岂敢忘记布道！既给知识，也给品质、人格、真诚和正义。

      ②其实，没有后者，一个人怕也是很难获得多少知识的。再说，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但全然无人之骨气，又有何用？我们何必讳言布道呢？别忘了布道。当年的鲁迅不敢忘，闻一多不敢忘，我们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气。他应当坚决捍卫知识的纯粹性。他应善恶分明。他只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原则。他不能油滑，见风使舵，像捏面团一般把讲稿随政治风潮变来变去。③他给他的听众是一个助教，一个讲师，一个教授的形象，也是一个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门口，总觉得那讲坛很远，很高。我朝它走去，有一种攀登的感觉。我曾有过幻象：我被抛进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了，就像走进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静静地站到讲坛上，等待着铃声，宛如在聆听那雄浑的令人灵魂颤索的钟声。我喜欢这种肃穆，这种净化了的安宁。我曾多次体味到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觉：

      “我走上讲坛，我有一种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北大的讲坛，但至少现在还恋着。恋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神圣感。

    应聘者人头攒动，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考试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淘汰一名。

    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考场门开，有人叫道：“木笛。有请朱丹先生。”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迷蒙广阔之中，居高临下坐着一排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卓著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一言未发，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让助手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①贝多芬的《欢乐颂》；②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踌躇歉疚地说：“______”这一轻声的话语，使得主考官有点茫然失措了。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朱丹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大师问：“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说：“知道。”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官们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在迷茫的飘雪中，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纪念碑，看见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再走近一看，竟然是一个由许多孩子组成的方阵。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他们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片挂满雪的松树林。每个孩子手持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着红宝石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笛声悲凉凄婉，犹如脉管滴血。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