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长春观

    长春观距安阳市约25公里，位于安阳西南的白玉山间。白玉山并不算高，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其势如玉龙盘绕，呈太师椅形。长春观整个道观就建在半山腰中，它坐西朝东，依山而建，顺坡而行。盘古顶在后，左龙山，右龙洞，拱卫左右，洹河从眼前盘桓而过。整个道观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点缀于山光水色之间。此地冬有松柏，夏有禾苗，一年四季常青，故名长春观。

    据资料查证，长春观建于唐代，是我国北方道教圣地之一。长春观最繁盛时期在唐朝，史书记载，当时有个烟霞大师十分了得，他在此主持时，香火很旺。他懂医学，经常为百姓看病，被当地百姓誉为神医道人；他识天象，精通农业，根据气象推测确定该种植什么庄稼，凡经他推荐种植的农作物没有不丰收的。

和长春观有关系的名人很多，赵匡胤就是一个。民女赵京娘随父去北岳还香愿，不料路遇响马，被扣押于赵匡胤叔父赵景清所在的道观里，后得赵匡胤护送得以还乡。这就是著名的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据传故事中的道观就是长春观。

    长春观总体规划长约1500米，隐含“长久长寿”九进院落，通过层层的阶梯和两道让人放下烦恼的108步台阶，使长春观直达云霄。

据资料介绍，昔日的长春观建有转花楼、老君洞、玉皇殿、佛祖殿、关帝殿、菩萨庙和鲁班庙等，规模宏大。只可惜大部分建筑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蚀，早已荡然无存了。目前的转花楼等一些建筑多数是附近村民在原来遗址的基础上，于1987年自发修建的。重建的转花楼基部全部用汉白玉砌成，檐柱回廊仅用36根木柱撑托，十八间转花楼供奉着女娲、黄帝、轩辕及传说中的神仙像。阁内泥塑造型奇特，蜡像酷似真人，木雕形态逼真，壁画色彩艳丽。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别具匠心。各殿均有楹联，或劝世讽今，或寄意深远，或直抒胸臆，让人在欣赏古代建筑、陶醉于自然美景的同时，还能品味到深刻的文化内涵，实乃点睛妙笔。长春观的老君洞，因供奉的是道家鼻祖李耳而得名。该洞建在转花楼的下面，上楼下洞，连成一体。该洞为石券洞，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河南古建筑之一，高7米，阔6.3米，进深18.7米，全用1米厚的汉白玉条石砌成，无梁无柱，极为罕见。当地百姓这样形容：“这座房是好房，一没柱，二没梁，山沟出了巧匠人，窗户留在门头上。”洞内供奉的道教创始人李耳，巍然端坐，而其两侧的对联颇让人玩味：“存心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持身正大见吾不拜有何妨？”

    人说长春观还有三宝：玉石、中草药和玉泉水。

    先说玉石。长春观地处三山的怀抱之中，而周围的山多由汉白玉和墨玉等许多名贵石头构成。每当太阳东升，周围的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衬托得道观更加雄伟壮观。再说中草药。长春观四周的山石间生长着地骨皮、五加皮、三七等近300种中药材，可以医治许多疑难杂症。

我们重点谈谈玉泉水。此地的玉泉井，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宝泉、神井，附近村民有个头疼脑热，小病小灾的，只要来此饮些井水，病症立马减轻。玉泉井位于海拔267米的半山腰中，井深3.7米，始建于唐，历代皆用。该井地处深山，污染小，又含有锶、钙、镁等人体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而这些微量元素恰是肠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克星。只是医病者一定要有耐心，不是一瓢见效，而要长期饮之。

    由此看来，安阳长春观真可谓“灵山圣水之宝地”。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美学风格，这个风格就是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本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然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培育诗词文化生态

    诗词文化生态命题的提出，是在考察中华诗词的生长、发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细细思之，我们发现中华诗词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一路同行。它融进民族文化的滚烫血液，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诗词是时代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民心、民趣是滋养诗的必要条件，也是产生诗词作品的必要条件。那个叫作“诗词”的文化，与我们的痛痒息息相关。如果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用平仄格律写作的诗人、诗作和专业诗词研究者，那么事实上把诗词看小了。诗词是大的，大到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悲欣。诗词的文化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可以穿越时空，完成人类的千秋梦想。诗词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华美篇章。

    一百多年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在思想文化界长期受西方殖民思想和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影响下，中华文化遭受到严重破坏，需要重建文化的信心。虽然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华诗词得以复苏，但诗词的大众影响和社会认知度并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有号称百万诗词创作大军，年诗词创作量有数百万首之多，但“诗词”仍然只是诗词，是诗人和诗词研究者的事，与他人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与数千年来诗词与社会的亲密关系、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一方面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速损耗和透支资源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异常尖锐。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战争，但甚至制造了比战争更为可怕的环境污染、环境灾难，致使生态失衡。自然界的有限资源，能否保障子孙后代健康、快乐长久生存，做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当代社会的一个严峻课题。另一方面，由工业文明引导的新的生活方式冲击和破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致使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心浮躁，人与社会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中华诗词的诗性思维、诗性精神与生命智慧，已是疗救当代自然病象、社会病象的有效药方，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今天国家的传统文化热、中华诗词热正反映了这种时代要求。这既是国家的文化选择，也是民族的心灵渴盼。那么，重视诗词，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就是重要和必须的。对于诗词，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在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来求新、求变，西化、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应当说看得比较清楚了，思想也趋于成熟，需要从民族长治久安，乃至人类长治久安的时代高度，来思考诗词、发展诗词。如此，便能恢复中华诗词的民族自信，在全社会形成欣赏诗词、创作诗词、使用诗词的诗词文化氛围。我们的诗词理论工作者、诗词教育工作者和诗词文化组织者和领导者，要运用当代科学成果、教育成果与传播手段，找寻打开传统诗词宝库的钥匙和发现当代诗词的艺术魅力，让中华诗词熠熠生辉，温暖社会，智慧人生。对于今天的诗词创作者，尤其对于诗词初学者，要紧的其实不是创作诗词，而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诗词思维”，即“诗性思维”。毕竟“诗词”是作为文学艺术为人们所喜爱的。毕竟诗词就是“诗词”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风貌、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诗词艺术作品，恢复诗词的当代声誉。

（摘自蔡世平《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

文化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很多方法。古今中外，一个简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哲学。正像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有关一样，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道、佛“三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儒教强调整齐划一，具有专制特征。确实，孔子的时代，儒家只是一种民间学说。鉴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孔子、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学说特别注重社会和谐，这并不错。先秦儒家传教的时候，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基本上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也很好。但是，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一个大问题，即它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借以建立一个从天子、王、公、侯、伯，到庶民百姓的“一统天下”。儒家在古代中国，成为和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相似的国家主义学说，它限制个人，妄自尊大，压迫“文化多样性”。

    幸好，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唐代以后，我们有儒、道、佛“三教并立”。当儒家越来越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域外传入的佛教，民间复兴的道家和道教，不断济儒家之穷，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时候，更需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是“诸子百家”，中国文化的“非儒家继承”，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更有利。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延续性”的国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有过自己相当不错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幸福生存的天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直到清末民初，东、南、西、北的中国人都还居住在不同样式的住宅里。它们都是按照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建造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整齐划一的单调建筑样式替代了多样性的古代建筑。现在想要看到一点不同的建筑，必须在休假期间去朱家角、周庄、丽江这样的旅游景点，如参观博物馆一样地端详着这些“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语言多样性”。历史上，国语、英语、法语，江苏话、浙江话、广东话等各地方言和上海的本地话同时流行。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京剧”“昆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也引进了中、英、法文的话剧、电影等“文明戏”。然而现在，这种“语言多样性”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动力，导致发展性的破坏，可能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段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

    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辩”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辩”》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