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传（节选）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

    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

    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今年74了。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着明白自己？”

    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看明白了。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他时，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

    “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专家进行文化栗风乖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遣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冯骥才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这么一种全面考察。他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豫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工作。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等都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模家底”。十多年过去，“国家级的‘非遗’是1372项。”冯骥才脱口而出。

    但他担心的是，日韩等其他画家“非遗”虽然相对少，每一项却有学者回队支持，而中国80%的“非遗”项目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丢失了就丢失了，丢失了也不知道”。因此他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到田野里去”。

    时隔十年，2013年，71岁的冯骥才又去了一次巴黎，给法国人作了一场演讲，回顾这十年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的工作。但这却并没成为一个收束性的成果展示会，反而又成了一个起点。他游览了欧洲几国的乡村，惊讶地发现那里“像童话一样”。“牛在山上吃草，篱笆上编着花，人过着如诗如画的生活，几百年来没有变化。”而中国的村庄，不少已濒临瓦解和空心。

    从欧洲回来，冯骥才又发起了传统村落认定保护的工作，他认为，“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承栽着民族精神文化的DNA”。从去年开始，他和他的团队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调查，希望能先尽快建立出档棠来。似乎，他又要忙上若干年了。

    坐在研究院敞亮的会客厅里，聊起小说来，冯骥才依然是滔滔不绝，“我现在写东西的感觉一丁点儿都没有丢。”去年，《收获》出版社交代他续写《俗世奇人》18篇，他一下子写超到21篇，只好把3篇“收回”。

    冯骥才说他收集的本地奇人素材足足有一百来个，在脑袋里“闹腾”，他还说起自己最近有灵感一现，想写一个“会吃鱼”的美食家。 “不定哪天，想写的话，半天就写出来了。”

    但问题是即使“半天”也不是个容易事。《俗世奇人》的前18篇和后l8篇之间隔的20年，正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20年。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铒作时间越来越少。他已远离作家的光环，出现在媒体乖公众面前谈论的也都是古村落保护。

    然而当了许多年的作家，冯骥才不能完全放下。他有一个“苦恼”，就是“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无法拥有小说家的纯虚构式的思维。写小说“有段时间一定要活在虚构里”，但他已经无法获得一个完全离开现实的纯虚构环境。比如几天前河北定州的一位82岁老传承人告诉他说，当地的一个民间戏快要灭绝了。“他一呼叫，我就得从虚构的世界里出来。”《俗世奇人》这样的故事很短也好写，每篇大约2000字左右，冯骥才称它为“超短篇”。

    “只能写这样超短篇的小说了。想写的太多，不知有没有时间。”冯骥才说，却是一副释然的样子。“我随缘，看上帝给我多少时间。”

（选自2016年1月22日《北京晚报》，有删改）

《路遥传》问世，揭秘路遥“不平凡的世界”

    《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姗姗来迟，省作协副主席厚夫说他用了近十年时间来准备和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完成《路遥传》是厚夫的使命。上延川中学时厚夫就听着老师们说“我们路遥”的故事成长。厚夫曾请路遥到学校做讲座，路遥也曾写信推荐他进延大任教。厚夫参与筹建了路遥文学馆，如今他又一次与路遥产生交集，写出这本志在“信史”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

    年轻时仰望路遥，但写传记时要理性

    谈到为路遥立传，厚夫说路遥是他的文学偶像，“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我们少年梦的形成，人生的展开，均与路遥、曹谷溪、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引导分不开。路遥是我们延川县中学的校友，他的人生经验与文学影响着我和我的同学们。我外公是路遥的‘忘年交’，因此他与我这位文学青年的交往是不设防的。他真心实意地帮助我，甚至专门写信推荐我。”延大是路遥的母校，这使得厚夫研究他的文学创作有诸多便利条件。

    为何为路遥立传用时多年？厚夫说自己年轻时更多是仰望路遥。“但是，撰写他的传记却不同，情感上要理性，材料上要准确，不能有一丝含糊。作为传记，它有信史的价值，作为文学，它有艺术的功能。这样，我首先要写成一部有学术价值、能够靠得住的‘信史’。要写出一本‘信史’，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路遥病逝后，社会上出现大量回忆文章，这虽有助于传记资料的收集，但是，许多撰写者按照自身的立场叙述事件，既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亡者讳’的情况，也存在着记忆不准与夸大事实等情况。这就要对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盲目引用。为了弄清楚某些小问题，我多次查阅各种资料、多次走访回忆者了解情况。”

    路遥人生路上，有五个关键性节点

    在厚夫看来，路遥的人生道路上，有这样五个关键性节点。

    一是1957年秋被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为子。幼年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是在延川接受完整的小学到初中的教育，对于培养路遥的人生志向提供了重要条件。少年时代的路遥不仅衣服破烂，而且还经常吃不饱，经常饿得发晕。但是，他却在去县城的文化馆与书店阅读中不断丰富自己。

    三是路遥在历经一次极速的“青春过山车”后，开始用文学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1966年夏，路遥在初中升中专考试中，考取了当时的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农家子弟要是考到中专学校去，就意味着鲤鱼跃龙门。然而“文革”爆发了，一心想要跳出“农门”的他，又一次以“返乡知识青年”的身份背着铺盖回到农村。

    四是路遥在1973年被推荐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继而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当编辑，使他有了文学远征的条件。

    五是在新时期，“农裔城籍”的路遥找寻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区位。

    路遥身在“城籍”，却是“农裔”，他的根尚在陕北农村。他在“城乡交叉地带”思考当代青年的命运，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其中篇小说《人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走的是这条路子。厚夫说他正是通过这些节点，书写路遥的人生状态。

    尊重读者的作者，读者才会尊重他

    应该如何评价路遥在当下的价值？厚夫认为一方面，路遥作品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尊重读者的作者，读者才会尊重他。读者让‘路遥热’一热再热。另一方面，路遥长期主动沉潜到生活中书写人民大众情感的担当精神，也正是当下的作家们应该学习的。”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才、胆、力、识”分不开。厚夫说如果没有路遥当年决绝般的坚持，《平凡的世界》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不会面世。“路遥是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六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既能忍受创作过程中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与寂寞，也敢于迎风而立、挑战‘唯洋是举’的文坛风气。”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摘自《路遥自传》）②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即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摘自百度百科）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一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