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迈洒脱蒙文通

    经学大师蒙文通，在执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期间，有不少故事流传。现代成都的几位文史巨匠各具风采，蒙文通则是其中豪迈洒脱的一员。

    关于蒙文通的豪迈洒脱，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蒙文通在讲课时，因为学富五车，每每刹不住车；讲到尽兴处，便不管什么下课铃声，照讲不误。往往等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到教室门口，蒙先生才不得不打住，收拾好几页讲稿。在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学生们终于可以下课了。

    一把仙风道骨的长髯，可以说是蒙先生的标志之一。他的学生隗瀛涛曾这样描述：“先生身材不高，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这一根长烟杆，和长蒙文通一辈的林山腴的水烟袋，是老成都高校的一方风景，为学界所熟知。

    蒙文通喜欢听川剧，“杀馆子”，他的酒量也不算小，喝黄酒有两斤的量。他的朋友也并不局限在学术圈，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皆有所交往，且对不同的人都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商贾小贩，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只要人对了的，他都会与之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933年，蒙文通经汤用彤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未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蒙文通不感兴趣，蒙文通被解聘。这是他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聘，他还有一次被解聘是在川大，时间是抗战后期。当时某军阀执掌校印，行龌龊之事，将一干学者拒之大学门外，蒙文通却照常为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耿介率直、我行我素是蒙文通性格的又一特征。他常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学生有不同见解，他总是不回避矛盾，即使朋友之交亦如此。

    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还有蒙文通，间或还有林宰平和梁漱溟，在1933年的北京，几人有过一段谈学论道的美好交往。熊十力好辩，蒙文通亦口若悬河。其实，熊十力正用新唯识论驳斥其老师欧阳竞无的小说，蒙文通不以为然。二人唇枪舌剑，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每每由一个问题的争锋转入另一个问题的考辩，彷佛两位旗鼓相当的斗士，你来我往，不遑多让，让钱穆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钱穆说：“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未几，二人“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然而争论归争论，二人却是相互推崇的。有一次，熊十力有事不能上课，学生们问谁来代替，熊十力答四个字：“蒙文通好。”

（摘自《华西都市报》）

相关链接：①就其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摘自《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②蒙先生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一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摘自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

郭永怀小传

李家春  戴世强

    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胶东半岛荣成县的一个海边小村——西滩郭家村。在中学里，郭永怀废寝忘食地钻研学问，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自然科学方面开始显露才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郭永怀随校迁往昆明西南联大。这时他的兴趣从光学转向力学。1940年9月出国开始了留学生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国外航空工业蓬勃发展，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标志之一就是飞行速度不断提高，达到每小时700公里。可是，当人们尝试进行跨声速飞行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945年，郭永怀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评价是：“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博得了世界公认。值得指出的是：他和钱学森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为解决跨声速飞行的工程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人类终于在1948年突破了“声障”，跨声速飞行获得了成功。郭永怀的研究成果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荣誉、地位和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进入了空间技术时代，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开展巨型导弹与火箭、人造卫星的研制。这时飞行器的速度已经接近或达到摆脱地球重力所必须的第一宇宙速度，于是，高超速空气动力学自然地成了力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看准了这一方向之后，郭永怀毫不迟疑地从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两方面组织队伍开展工作。由于郭永

    怀的出色组织和指导工作，在高超声速气体流动力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高超声速领域里，由于飞行器周围空气的强烈压缩和摩擦，造成了摄氏几千度的高温环境，普通材料制成的飞行器必定会烧融成一堆废物，因此，“热障”就像当年的“声障”一样，成为力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们必须逾越的障碍。郭永怀很早就认识到，必须在飞行器表面涂上防热材料（烧蚀材料），并且坚定地认为，与理论研究同时，必须大力开展烧蚀材料的实验研究。我国洲际导弹的试制成功和人造卫星的返回，标志着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克服“热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这里面就凝聚有郭永怀同志的一份心血。

    1980年1月，钱学森同志在《郭永怀文集》后记中写道：“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因为钱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国防科研事业——笔者注）。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我毫不迟疑地推荐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贡献的。”事实确实如此。作为国防科研事业的忠诚战士，郭永怀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核武器的水平在短时期内迅速接近于世界水平。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

    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摘自《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一辑）》，有删节）

距离

安晓斯

    接到儿子从那座大城市打来的电话，张叔和张婶就没睡好过。

    儿媳生了个大胖孙子，这在农家可是大事。

    说啥也得去看看我们那大胖孙子。张叔和张婶没事就唠叨这话题。

    儿子张晖真争气。大学毕业后，顺利在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听说那个城市很大，距离张叔和张婶有五百多公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儿子就报喜来了。说在那个城市找了个对象，叫楚雪，家里就她一个女儿，条件很不错。

    张叔就说，那我和你妈去看看，替你把把关。张晖就说爸妈你们别来了，这么远的路，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张叔和张婶就一直等啊等，到底没等来。

    终于等来消息了。是儿子准备结婚的消息。张叔和张婶就告诉儿子准备去一趟。儿子说，爸妈你们别来了，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好了。还有，把咱家的旧房子拆了再盖一次，人家是城里的姑娘，回去也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地方不是？

    从此，张叔和张婶比以往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张叔还一咬牙，卖了猪粜了粮食，就拆了旧房盖了新房，还更换了所有的家具。儿子电话来了，说结婚就不回去了，楚雪家把啥东西都准备好了，房子、车子也都买好了，不用咱家花钱。张叔不听，那咋行，咱必须得拿点钱。两天后儿子打来电话，楚雪家把在地下停车场买车位的事让给咱了，爸妈你们就寄五万元钱好了。后来，张叔和张婶才知道，他们花五万元购买的车位，实际上就是用白漆画的一个长方形框。

    儿子终于打来电话，说结婚日子定下了。楚雪家里人说，路太远，爸妈你们就别过来了。结过婚，我抽时间带楚雪回去一趟。

    张叔和张婶就在家里等。每天，老两口除了干农活儿，回到家就开始收拾房间，扫啊擦啊，虽然累点，可是心里很高兴。

    儿子终于又来电话了。火车票儿子都给买好了。张叔和张婶就按儿子说的，怎么到车站去取票，怎么坐车，怎么出站，在哪等，都一一记下了。坐在火车上，张叔和张婶兴奋得没法说，张婶就提醒张叔，别忘了那俩红包，听着火车上来回吆喝的卖饭声，他们只是喝一口从家里带来的凉开水。

    下了车，儿子已经在出站口等了。到了一家宾馆。张叔说，咱不住这里，我和你妈就在你那住一夜，看看孩子就走。儿子的双眼就湿湿的。

    饭后，张叔和张婶就和儿子一起去看孙子。进了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衣着讲究、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亲家，都来了。很亲热的声音。楚雪，快来，你爸妈来了。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张叔和张婶就知道一定是亲家母了。换了拖鞋，儿子就拉着张叔和张婶在一个紫光灯下照了一会。

    有了孩子，我们从外面回来都要照一会儿，杀菌效果很好的。还是那个女人亲热的声音。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张叔就拿出那两个红包来。张婶就说，楚雪啊，这是给你的，10001元，在咱农村老家叫万里挑一。这是给孩子的，8800元，咱老家叫宝贝蛋蛋。别嫌少，是爸妈的一点心意。

    闲聊了一会，张叔和张婶就提出想看看孩子。亲家母就说，好不容易哄睡了，脚步轻点儿，咱去看看。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罩着粉红色蚊帐的婴儿车。距离一米远时，张婶想上前抱抱孙子，亲家母就拉住张婶说，咱今天就不抱了呵，就看看。哄孩子睡着不容易。张叔和张婶就隔着那个粉红色的小蚊帐，在朦朦胧胧中看见了孙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第二天一大早，哭了一夜的张叔和张婶就来到了火车站。离开宾馆时，张叔没有告诉儿子。他把儿子交的押金留在了服务台，自己结算了房费。

    张叔对张婶说，看出来咱儿子有多难了吧。张婶流着泪点点头。哎，老头子，我眼神儿不好，你到底看清楚咱孙子没有？张叔没说话，大把的泪涌了出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3年第11期）

医者朱军

    1984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在事业上不满足的朱军开始寻思：再往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卑。他就读的以色列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比，我们的医疗科技水平差距太大了。他下决心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炼。”

    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朱军开了眼界。他掌握了一些知识后，自信心也增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转业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拓展新的事业。在这里，朱军带领的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跃居国家领先地位。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见的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也就成了他的一部分。”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是什么呢？

1979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不断地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动选择学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医生的后代不学医”的现象。对此，朱军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品，医生这种职业应该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便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来接班，把医学的精华传承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挑战。现在有的医生天天抱怨患者“怎么不喜欢我们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不以为然，他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自身还有问题，需要自我调整，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差大夫，但是目前的社会氛围，可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毛病。”他认为，现代医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课。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病的产生，都不是受哪一个单独因素影响的。“现代社会压力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心胸和情怀。”

    在同事眼中，朱军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有慈悲之心。他曾说，慈悲心是与医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他很细心，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患者，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并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去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

    “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务。”朱军也希望科里的医生都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给每一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希望。

(摘编自杨桂青《朱军：悲悯之心待病患》)

生命中的镜子

田 鑫

我对镜子，总是心怀敬畏的。

但我却曾故意打碎过一面镜子。

过程是这样的，我正因为一件事情哭得很伤心时，一抬头就看见那面镜子里的另一个我也哭得很伤心，于是，我的伤心就被镜子复制，导致我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从伤心里走出来。

我攥起拳头，冲着镜子上站立的鹤头打过去，咔嚓，原本直立的鹤，随着镜子碎成了很多片。顾不上手的刺疼，我被眼前这些碎片吓坏了，打它之前我并没有考虑过后果，现在它破碎了，我害怕了。镜子像是报复，无数个碎片上，有无数个因惊吓而恐慌的脸。

这是我们家当时唯一的一面镜子，是母亲的陪嫁。现在，它不完整了，这意味着我闯了祸，一顿教训是躲不过了。当天，父亲打完我，找来胶布，把面积比较大的碎片粘连在一起，那只完整的鹤的形象，荡然无存，一面因破损而丑陋的镜子就一直立在我的记忆里。本来清苦的生活，被镜子照出来的时候，更多了破败之感。

经此一事，我怀疑，这面被我打碎的镜子把我们家那点事全部记录下来了，我们家的贫穷、无奈、伤悲以及偶尔的小喜悦，它都一一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总觉得有人知道我们的底细，随时准备在我们要紧的时候揭开伤疤，如此看来，我打碎它是正确的。

幼时的我，喜欢躺在麦草垛上看天空，这给了我无穷的遐思空间，以至于我认为，我的文学创作起源于对天空的凝视。我当时就发现，天空其实是一面镜子，它瓦蓝瓦蓝的，还有些晃眼。天空的平面和镜子一样，我想知道从天上看，我躺在草垛上是个啥样子，我就一直盯着它看，却发现这硕大的镜子里，根本没有我。我就在想，镜子里没有我的原因，肯定是天与地离得十万八千里。可不是吗，从地面到天空，孙悟空要用好几个筋斗云呢，哪面镜子能照到那么远呢?

天空这面镜子，太高太远太难以琢磨，我就在大地上寻找镜子。大地有根，大地之上的镜子就不会像天空这面镜子一样神秘莫测。不信你看，湖面这面大大的镜子上，随时等着为万物留下影像。湖面上老有鸟在徘徊，它们臭美地照镜子，跟我的妹妹一样，一件过年的新衣服套在身上，就站在镜子前比画大半天。

大地的镜子，大到看不到边际，小到一滴水，这大小不一的镜子，盯着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它们好像担心一不留神就有人从它们的镜面里消失。甚至连天空都到大地上来照镜子，在安静的水面之上，硕大的白云变成了棉花，夜里，月亮还把自己复制到大地上。

曾看到过一种说法：明镜能避邪魅恶祟，凡人家宜悬年夜镜，可避邪魅。后来读书，也发现很多“文学中的镜子”。最厉害的镜子是《西游记》里的照妖镜，为了对付妖怪，大神们多次用到它，可见其威力；元代关汉卿《望江亭》第四折里有这么一句：只除非天见怜，奈天天又远，今日个幸对清官，明镜高悬。

凡此种种可见，这明镜绝非简单之物，它能照见凡人的面容，也能识破恶人邪魅的伎俩。

在甘渭河一带，“明镜”也是出嫁时必不可少之物，父母会为女儿准备一面圆镜，预示着婚后生活的吉祥顺利。拿一面镜子照亮前路，我的奶奶就这样用过，镜子挂在毛驴头部，阳光照下来，远远看到反射形成的亮点，指引祖母抵达她此生生活得最久的地方。后来，迎亲的队伍从毛驴变成了汽车，中间有一段时间，拖拉机风光了好几年，我至今记着姐姐出嫁的时候，那台头部挂着镜子的拖拉机，发出来的洋洋得意的突突声，和闻起来让人着迷的柴油尾气。

在我们村，祖母把自己活成了最老的那一个，可是我总觉得二十多年来，她的模样没怎么变过。她端坐在炕上，套上顶针，让重孙子穿根针，就低头缝她的被子去了，老花镜都不用。祖母做女红的家什都放在她的嫁妆里，一个漆面很奇怪的木柜，中间镶嵌着一面缺了一角的镜子，一个油漆写上去的双喜字，只剩了一半。我见过很多次祖母从柜子里取东西的场景，却从来没见过她照镜子的样子。我问祖母：“你咋不照镜子？”她不看我，看了一眼柜子，说：“镜子有啥照的，我不照都知道自己有多老。”

我恍然大悟，祖母不照镜子不是怕老，是怕从镜子里看到年轻的自己，看到那个陪了她一辈子最后先她而去的祖父。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