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语言

    语言，也就是说话，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特征。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别的动物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实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图形来补充的。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当金钱控制文化的生产后，就会出现对文化的侵蚀，文化就可能置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于不顾，甚至为了攫取利益，它不惜挑战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以引起“关注”，从而获得“利益”。这便导致了当代文化的“低俗化”问题的产生。

    桑德尔说到无处不在的广告时称：“侵略性的、干扰性的广告，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抱怨的主题。”低俗文化与那种富有侵略性、干扰性的广告相似，它犹如“苍蝇”，看似于人的肌体无大害，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些成群结队的苍蝇的袭扰。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和时间都被其分割和吸收。鲁迅对这种文化更持一种批判态度，指出它犹如“精神雾霾”，毒害心灵。他说：“看完一部书，都是那时的名人轶事，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低俗文化所体现的那些伤风败俗、有违道德伦理的观念和行为，有害人心，有害社会。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态度。史蒂文·约翰逊就认为低俗无害，他说：“我想我们是过于严肃地夸大了媒介能传递核心价值的程度。大部分人都知道屏幕上的人物是虚构的，他们是让我们来取乐、欢悦的，而非给我们什么伦理教导。”他认为暴力文化并不必然导致暴力的泛滥。而在有些人眼里，低俗文化并不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甚至还有助于减少犯罪。他们说，暴力影片可以将有暴力倾向的人吸引到电影院中，使他们不会到酒吧酗酒，然后四处滋事，从而减少暴力犯罪；沉浸于媒介暴力，尤其是具有参与性的游戏媒介，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种好的化解暴力倾向的方法。

    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首先它们是从“犯罪”层面而不是从“精神”层面来检讨低俗文化。在他们看来，只要与犯罪关系不大，甚至有助于犯罪的减少，就无害，就有益。可是，文化的“功过”利弊并不是以能否导致“犯罪”来衡量的，“文以化人”是文化的最大的功用，低俗文化的危害在于精神层面的污染，而不在于法律层面的犯罪。其次，他们立论的对象是价值观、是非观已经定型的“成熟人”，但是对价值观尚未形成、自制力尚薄弱的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对低俗文化缺乏一定的免疫力，低俗文化的侵袭易使他们“中毒”。

    当代文化的低俗化的成因很多，但刨根究底，无不指向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这个“总根源”。不破除“迎合需求”的文化生产的原则，文化低俗化问题就很难得到真正解决。这就要求文化创造者应当以社会利益为重，而非唯经济利益是图。除了“按摩式”的文化产品外，文化还应当为人们提供一种向善向美的精神动力和道德资源，有益于人心和社会。

（选自《文汇报》陈占彪《摆脱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有删改）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现实。它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命运”一词，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指人的生死、贫富、祸福、苦乐遭遇。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在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阶段，只有相互扶助、相互促进、利益共享，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保安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在全球化新阶段世界利益关系格局的这种新变化。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人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维度。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选自常健《解决人类现实挑战的中国方案》，201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客家围屋是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物化体，不仅被建筑学家誉为民俗建筑史上的奇迹，而且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更使历史学家、艺术家及众多的游客为之陶醉。

    围屋主要分布在龙南、定南、全南。围屋以龙南县的最集中和最具有代表性，形式上最全，除大量方形围屋，还有半圆形的围拢式围屋，近圆形围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规则的村围；定南县几乎各乡镇均有围屋，但较零散，精品少，多用生土夯筑墙体，故屋顶形式也多为悬山，此为别县所少见；全南县围屋基本上采用河卵石垒砌墙体，为了争取到多一层的射击高度，大部分围屋顶上四周砌有女墙和射击孔，以便必要时上屋顶作殊死抵抗。

    客家人是聚族而居的。从其最简单的一明两暗三间过，发展到两堂两横、三堂两横、直至九进十八厅那样的大房子，无不体现其成组向前、向左右不断扩展、延伸的特点。此模式在选址开基之时，就藏下了其发展的势头。这种扩展性反映了客家人希望子孙发达，开拓进取，不断向前的心愿。但无论房屋发展到多大规模，始终是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前逐步延伸，向左右对称发展。正屋、正厅的体量规模、装饰档次，各横屋和次厅均不能逾越。横屋房门均朝正厅方向开，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中原故土而怀“慎终追远”的心态。

    客家围屋讲究室内外空间的渗透与交融，追求人工与天然的统一，追求理与情的统一。如门前长方形的禾坪，禾坪前半月形的池塘，后面的花坛，这样，由建筑、山水、花木寄情托性组成颇具诗情画意的画面，体现着一种有情调的感性色彩；门口的红色对联和窗户上的各色窗花，则又是一曲和谐的交响乐，既有激情澎湃的旋律，又有委婉舒缓的乐章，将理性与感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围屋是以防卫性为主要特征的民居，如何使围屋易守难攻，是造围屋者苦心孤诣之外所虑的重点。如厚实坚固的围屋墙体，大多外包砌砖石，内皮三分之二厚的生土墙砌至顶层楼时，便收分成环形的“内走马”，以便作战时防御用，就此便体现了两方面的构造艺术：一方面既保证了易受攻击部分墙体的坚厚度，又利用了上部不易受攻击而显得过厚的墙体，做成了一圈“内走马”，另一方面则既节省了建筑材料，又争取到了实用的防卫空间。

（摘编自张玉玲《中国传统建筑——客家围屋》）

    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习人民的经验，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是一切伟大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周扬同志曾讲，“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赵树理。”今天我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的生活，了解那个时代晋东南人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赵树理的文学是绕不过的。他的《小二黑结婚》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小二黑、小芹冲破重重封建传统而最终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孟祥英翻身》又写了一个太行山区的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引领下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还有李有才、田寡妇，这些农民身上代言着人民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村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时代内容。何以赵树理能做到？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背弃农民，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

    另外，作家还要提高服务意识，使创作更好地服务人民。来自于人民生活的文学创造，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理想愿望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我们要有服务于人民的强烈意识。

    建国初期，作家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为更深入了解农村，1953年他辞去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来源。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