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票她爹”——黄永玉

      在收藏界，人人知道这样一个“神话”：1980 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庚申年》 金猴邮票，单枚面值只有 8 分钱，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涨了近 20 万倍，整版（80 枚）接近 150 万元。 这枚邮票的创作者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

人们把黄永玉称作“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1979 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邵柏林回忆说：“黄先生是位爱国的、有良心的艺术家。1955年，周总理派人把他从香港接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那时，黄先生和董希文、李可染等我的许多老师住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我常拿着画稿去听取老师们的意见。我尊黄先生为师，黄先生拿我当朋友。‘文革’时，黄先生遭难，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罐儿胡同的一个旮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敢登门了。’但我照常去看望他。他说：‘朋友里有胆子到被打翻的巢里来看我的，邵氏夫妇是其中之一。’有这层“牢靠的友谊”，邵柏林 1979 年拜访时，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 70 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伊喔在黄永玉家里“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拉屎、撒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得满脸花。但黄永玉没有嫌弃它，常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晨练。

伊喔画好后，黄永玉叫邵柏林来取画稿。“看着画上毛发清晰、充满灵性又非常可爱的猴子，邵柏林想，第二年是猴年，就把它作为第一枚生肖邮票的原稿吧！”高山说。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 1980 年 2 月 15 日（除夕）面世。

       2014 年底，第四轮生肖猴票的设计提上日程。2015 年春天，高山带领邮票编辑团队来到黄永玉家。“见到我们，黄永玉招呼老朋友似的，让我们都坐下，他自己也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刚要往嘴上放，看到女儿，便呵呵一笑，又放下了。”

      过了几天，黄永玉的女儿收到了猴票设计合同的电子版本，但黄永玉觉得，合同看似周全，措辞却不对他的口味，于是又把高山等人叫到家里。高山一行赶过来时，发现黄永玉正在看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黄永玉很喜欢看，看完了再说合同：“恕我直言，这份合同，满篇‘必须’‘否则’，连个‘请’字都看不到。其实稿费、原稿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按你们的规矩来，只是这些字眼看得我极不舒服，似乎没有体现对设计者的尊重嘛！”高山马上认错，黄永玉诙谐地说：“没事，回去修改一下。虽然今天没领证，手还是可以牵下的。”说着，把已经画好的初稿拿了出来，请高山等人过目。4  人围到黄永玉身边，只见画上的猴子一手托着一只鲜嫩粉红的寿桃，另一只手抓着桃树枝，尾巴卷在树枝上。眼睛眯缝着，嘴巴笑成一道曲线，顽皮又开怀。

      按前三轮生肖邮票发行规律，第一轮一枚，第二轮两枚，第三轮一枚，第四轮应为两枚。高山向黄永玉建议：“让第四轮的猴子和第一轮的猴子结合—下，大猴子抱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的神态和第一轮的猴子相似。”黄永玉闻言，放声而笑：“好主意！不过不应是一只猴子，是一边抱一只。”于是提笔就画了起来，边画边笑着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了，画两只合法合理又合情喽！”

       2015 年 8 月 6 日，《丙申年》邮票开机仪式在北京的邮票印刷局举行。由于是夏天，其他几位嘉宾都穿着白衬衣，唯有黄永玉不仅穿了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上了蓝色领带，正式又时髦。走到印1980 年猴票的机器前，黄永玉饶有兴致地跟它合影。这张合影，跨越了 36 年时光。

       设计第四轮猴年邮票时，黄永玉已经 92 岁了。他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随父母回到凤凰老家。湘西多山，湘西人的性格多有棱角，又充满冒险精神；湘西壮美，湘西又闭塞，背井离乡去闯荡，成了生存的需要。

       黄永玉离开湘西，到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他喜欢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常在中午关门时被锁在里面，索性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他自学木刻，14  岁那年已是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离开集美学校后，他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黄永玉后来回忆说，“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

       1948 年，24 岁的黄永玉来到香港，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文革”时期，黄永玉被迫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里，光线很暗，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窗外画满了迎春花。

       黄永玉告诉高山，他现在的生活中，“写作第一，雕塑第二，版画第三，绘画排第四”。他正在写一部已经断断续续写了 7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说：“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教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好友汪曾祺曾说：“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

（选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①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十八般武艺，几乎无所不能， 无所不精。黄永玉的艺术天才令人欣羡。就连他最心悦诚服的表叔沈从文也这样说他：“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趣记黄永玉》）

②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 “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 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

“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为生存辍学走上写作之路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前行着，拥挤的人群，熙熙攘攘。有的人是只负责观看风景的普通乘客，命运的方向不由他过问；有的人扮演的是列车员的角色，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为先锋，引领着这辆列车的前进。

    爱玲，便是后者。

    1942年，爱玲和炎樱回到了上海，仿佛在上海，也只有上海，才是她上演人生大戏和好戏的舞台。对于在港大没有毕业，爱玲一直耿耿于怀，只能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为的是“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弟弟张子静很高兴，因为他也准备报考，姐弟俩终于可以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可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学费无从着落，子静记得姐姐“叹了一口气”。

    回到上海，爱玲投奔了姑姑，住在郝德路192号的爱丁顿公寓。姑姑虽然继承了不少遗产，一度生活阔绰，可是因为投资股票，恰逢时局动荡，一下破产了。即便是在洋行、电台里打几份工，也只能解决自己的温饱，无力再顾及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便告诉爱玲，当时她的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约定她以后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而爱玲港大三年的学费全部由母亲出，现在应该由父亲承担了。可是，爱玲始终觉得拉不下面子，那个父亲，以及他的家，自己曾经发誓是不打算再理会了的，4年期间，父女情分已然了断，如今放下自尊突然管父亲拿钱，仿佛是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出口那么艰难。张子静回到家后，趁后母不在家的机会，向父亲简要介绍了姐姐的窘境，张廷重听罢，立刻陷入了沉思，可能不是心疼钱，只是在犹疑和女儿见面是不是觉得很尴尬，毕竟对于女儿离家出走之事他始终耿耿于怀。不过，考虑片刻，他还是对儿子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日，爱玲终于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父亲，不过不再是那幢逃走的别墅，而是在另外一幢小洋房。爱玲后来在小说《怨女》中对于衰落的父亲，做了更为生动的描绘：“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不太平，亲戚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爱玲与父亲在相隔4年后重新见面了，双方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彼此都有些陌生，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向父亲说了说，便无二话。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十分钟的短短会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以至于横亘在父女心中的那份心结，始终没有机会打开。张子静回忆说：“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学费总算拿到手了，爱玲转学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习，子静也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不久，炎樱也转学到了这里，两人继续着港大时期的友谊，形影不离。然而，这份简单的快乐，没有延续多长时日，便宣告结束了。虽然学费已经解决了，可是母亲自1939年去新加坡后，杳无音讯。倔强的爱玲，又不想成为姑姑的负担，哪怕她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想让姑姑的生活雪上加霜。实际上，从父亲家里逃出的那一天开始，爱玲就放弃了继承张家的财产，或者嫁入豪门依靠一个自己或许根本不爱的男人过着体面光鲜生活的机会，似乎受到母亲、姑姑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也决计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用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用自己的脚，丈量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阔远。

    于是，坚持了两个月不到，爱玲又辍学了。子静跑去劝说姐姐去当老师或者编辑，都被爱玲否决了，她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孤傲不群，不善于表达，反正，她早有自己的安排，宽慰弟弟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1942年，窘迫的境遇并没有把爱玲推向生活的地狱，反而为她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新世纪，前途无限光明的大门。两年之后，上海最璀璨的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了。（摘自《永远的张爱玲》）

【相关链接】①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其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搜狗百科》）②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她日后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努力，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外，还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她母亲则是“知识女性”。（摘自余斌《张爱玲传》）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太行愚公 科技财神

——追忆河北农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

    一位大学教授的去世，引来29万人的烛光，9000万人的关注。河北省平山县、内丘县等地数万山村百姓自设灵堂，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太行山的最高处。

    2016年4月10日凌晨，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年仅58岁。

    1981年2月26日，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后并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年3月6日，他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行山，来到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投身到小流域立体开发项目中。这里的山地土层薄，不涵水，年年种树不见树，人均收入不足50元。

    “我是农民的儿子，见不得老百姓穷。”李保国立志要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寻找破解之道。起早贪黑，跑遍山上的沟沟坎坎后，李保国和课题组摸透了山地的脾性，提出用爆破整地的方法聚土截流，让植被成为有“本”之木。

    凭借李保国研发的太行山低山片麻岩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前南峪土厚了、水多了，树木栽植成活率从原来的10%一跃达到90%．如今的前南峪，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森林覆盖率90.7%，植被覆盖率94.6%，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人均收入达10600元。

    继前南峪之后，内丘岗底村、平山葫芦峪、临城凤凰岭……35年来，李保国直接帮扶村庄40多个，技术示范推广总面积上千万亩，使山区增收35.3亿元。

    1999年，河北绿岭果业公司董事长高胜福承包了河北临城县凤凰岭3500亩干旱丘陵岗地，栽植核桃树苗后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李保国受邀赶来，通过采样发现，表层是乱石滩，乱石滩不存水，下面是礓石层，礓石强碱性，凤凰岭根本种不活树。

    李保国制订了“挖走鹅卵石、打破礓石层、开沟建立保水层”的治理规划，并引进19个核桃优良品种和11个山核桃品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嫁接组培实验。经过5年不懈努力，成功选育出新核桃品种——绿岭核桃，所推行的“绿岭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认定为国内首创。

    在科技研究的选题上，李保国曾说：“脱贫为科研出题，科研为脱贫解难。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就这样，李保国这位“科技财神”在太行山脉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其中薄皮核桃栽培技术仅在邢台市就推广60万亩，年产值超过20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之路。

    “农民教授”：“把我变成了农民，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李保国细心揣摩农民的心理和语言，用他们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使其快速接受和掌握新技术。

    赞皇县寺峪村的上千亩苹果园，产量一直上不去。请了一位专家讲了一天，名词、术语一大堆，村民听得晕头转向直抓头皮。村民们慕名请来李保国，他只教了两样：一种是“结果枝”，一种是“不结果枝”，半个小时讲完，乡亲们说：“原来这么简单。”35年来，李保国推广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36项标准化林业技术，举办了培训班800余次，培训人员9万余人次。

    内丘县岗底村村民韩振江就是李保国农民学生中的一位。韩振江说：“李老师每次来村里指导技术，都是在果园里手把手地教，教一次不会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从来没有不耐烦过。”现在韩振江一家人种植了700多棵苹果树，2015年纯收入20余万元。

    去年冬天，李保国主持召开了首届岗底果农专家论坛，11位农民登台演讲。结束后，他高兴地对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这辈子最过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我变成了农民，二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30日01版）

阎肃：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棵“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