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叶企孙：以身之微芒照亮天下

蒲潇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

    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拔，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叶企孙因熊大缜遗案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惠溘然长逝。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的，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有删减）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连环画家贺友直

    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他说自己是1937届的，学生们纷纷猜他是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或巴黎的美术学校，他却回答是小学毕业。面对哄堂大笑，他正色道：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及展示的舞台。我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才能在64开小本上，在方寸小框框里一步步提高。

    如今若问先生一开始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就喜欢画。

先生是宁波镇海人，5岁丧母，由于父亲无法独自抚养他，就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姑妈。他所就读的小学校舍设在庙里，里面有个戏台，周围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先生迷上了那些传神的画----他一次次细心地去描摹、比照、思索、修改，凭着这些“瞎折腾”性质的实践，他的美术成绩在小学里遥遥领先.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虽然姑妈待他不错，但家境贫困，早年失学的先生开始了做学徒当小工的日子。彼时的生活体验，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或缅怀，或嘲讽，或旁观，尽将老上海的风貌人情绘成一幅幅连环画，过去连着现在，短暂连着永恒。先生说过，他来自民间，所以他懂得升斗小民关心啥。

    2004年出版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中，先生画了卖报童、那摩温、黄包车夫、裱画师傅、白相人、兑币黄牛、押宝人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劳动者们，都从尘封的老上海记忆里走出来，陈旧而鲜活，简单而深刻。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

    先生曾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作饭碗的。1996年我在美术馆举办一个连环画展，我给它取名为《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

    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谈到现在绘画界追赶潮流的风气，许多作者的作品缺乏对受众接受度的考虑----“有些画，我们画画的人都看不懂，更有甚者，动不动就炒作，自封名家大师”。对此先生严肃批评道：“什么是大师，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如今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

    先生认为艺术应与生活相联系，艺术是要“引导人，引导社会风气的，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积淀的”，他呼吁每个艺术家心里都应该有个标杆。当初，先生这一辈人画连环画都秉持着主流的信念，那就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把作品画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家们创造一本本作品不但是积极用心的，而且是无功利的，“如果存在功利思想，好作品就出不来了”。

    说到当年的那种信念，先生觉得，现在不少艺术的出发点就是市场，“现在就坏在两个‘M’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钱。”他眼中的好艺术家，必须要有把自己从事的艺术当成宗教来对待的信念，以虔诚之心去待人待己。

（有删改）

相关连接：①贺友直（1922--2016），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自学绘画，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共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作品，对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百度百科）②1959年，上海人美社派贺友直去画反映农村搞合作化的作品《山乡巨变》。接到任务后，贺友直就奔赴湖南下生活。一去几个月，犁田、耕种、舀粪，与农民保持“三同”。久而久之，老乡们都夸他“内行”。后来，他带着学生下生活时说：“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和农民打成一片，谈何容易?能做到像个农民就很不错了，至少不让人家对你生厌。”

（《连环画界泰斗贺友直逝世：从底层而来，带着大观而走》）

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琪罗以他超越时空的宏伟大作，在生前和后世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多才多艺，兼雕刻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饱经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作品气势磅礴，赞美了人的伟大力量。

    米开朗琪罗6岁丧母，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13岁跟着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伊奥学习，以神奇的速度掌握了绘画技巧，后又学习雕塑，少年雕塑《阶梯旁的圣母》以圣母怀抱婴孩耶稣侧身坐在梯旁的姿势展现了非凡的创作技巧。当他的实力被政界人物发现，他开始被教皇控制。教皇差遣他为教堂雕刻，画天顶画，历任教皇总是强迫他带着痛苦去做一些他不愿去做的工作。

    米开朗琪罗富有创造性，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创作的大理石群雕像《哀悼基督》，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圣母玛丽亚抱着死去的儿子无比悲痛。圣母静穆的面容，复杂的表情，超出了基督教所包含的内容，将生与死、痛苦与慈爱化为一体，赞美了人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米开朗琪罗另一举世闻名的杰作——《大卫》没有沿用前人表现大卫战胜敌人后将敌人头颅踩在脚下的场景，而是选择了大卫迎接战斗时的状态，塑造了一个体格雄伟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人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力量。雕像作品《垂死的奴隶》，奴隶年轻健美，试图挣脱捆在胸前的绑带，虽双目紧闭呈垂死状，但面部表情安详，表现出对压迫的反抗和对解脱的渴望。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像雄伟健壮，气魄宏大，充满无穷的力量；他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映，成为时代的典型象征。他的艺术创作受到很深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以现实的手法和浪漫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米开朗琪罗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峰，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成就使教皇的艺术总监勃拉曼特极为忌妒，他唆使教皇强迫米开朗琪罗去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米开朗琪罗以超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四年中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以九幅主题画为主，以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健美，栩栩如生，将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完美地呈现出来。当拉斐尔看到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后，说：有幸适逢米开朗琪罗时代。

    米开朗琪罗不仅属于文艺复兴那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他是人类天才、智慧和勇气的结晶，他活到89岁，度过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用全部的生命和天赋呕心沥血地留下不朽杰作，甚至不惜折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在饱受教皇折磨，身心交瘁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中断追求艺术的最高点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始终追求理想和真理，对未来的生活和艺术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是他不懈创作的动力。在生活中，米开朗琪罗对自己吝啬乃至残酷，但对穷人极为慷慨，他经常将钱财送给那些真正需要却又难以启齿的穷人，并且不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对社会底层的人非常关心，他为朋友家女仆的死感到悲痛，经常关心一些穷苦的女性，让她们成家或者进修道院，即使是在濒死的时候，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存款施舍给穷人。他被世人尊为“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风格影响了几乎三个世纪的艺术家。与达·芬奇、拉斐尔并称为 “文艺复兴美术三杰”。②他从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他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地扯了下来。（摘自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而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带有名士色彩的人。这位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父亲还很随和，从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样教育孩子，而是将他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这种宽松和谐而又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成长环境，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个性。可以说，汪曾祺身上那种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气质，早在童年时期便已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最为景仰的三位老师中，闻一多是最可称名士的。他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就问学生：“你们谁抽？”于是讲台上下老师和学生一起喷云吐雾，汪曾祺自然也在其中。另外一位老师沈从文，汪曾祺曾评价他说：“沈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非常容易受感动。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闻一多对汪曾祺名士气质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外在；沈从文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内在，他后来的为人、为文，都能看到乃师沈从文淡泊、从容、温情的影子。

    有的名士是锋芒毕露的，刚硬而决绝，像一支剑、一团火，比如嵇康。而有的名士则是刚柔并济的，温润而坚毅，像一杯酒、一块玉，比如陶渊明。汪曾祺的名士范儿，离后者更近点儿。说“近点儿”，是因为他和陶渊明还略有不同。陶渊明是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间的，而汪曾祺则完完全全是入世的。入世和名士放在一块，好像有点儿不和谐，但汪曾祺恰恰就是一个入世的名士。他入世，但不佞世。汪曾祺自己说：“我追求的是和谐”。此和谐不是政治术语，而是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

    汪曾祺追求和谐的这种“另类名士”气质，同他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人格构成有很大关系。他坦言：“我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何为儒家的人情？当然就是浓厚的现世关怀情结。但儒家的现世关怀，和与自然的和谐是分不开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是一种“诗性人格”。汪曾祺又极为讲原则，儒家思想中士的坚守、自重，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从不肯利用朋友为自己谋取方便。作为一名作家，他的这种坚守更体现在对文学标准始终不渝的独立见解上。

    仅仅是儒家，还不足以成就他的人生境界，也不足以玉成他小说、散文创作的田园风格。再诗性的人格，只要“爱人”“入世”，便不得不有所追求——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有所追求，便容易为得失挂怀，陷入烦恼困顿中。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潇洒从容，尤其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始终以从容、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煎熬和折磨，这与道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不论何种境地，汪曾祺都能保持一颗平静、旷达的心，并积极去创造诗意、优美的文学与人生。

    可叹的是，汪曾祺这位名士，大半生都活在一个“去名士化”的土壤里。他的可贵在此，他的落寞也在此。读汪曾祺的文章，经常会感到时代背景的淡化，或者向已经消逝的过往的偏向。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怀旧情结来解释。汪曾祺的散文里，有好大一部分是写饮食的，时代背景的淡化也好，消逝的过往也好，就散文来说，没有比写饮食更适合的题材了。

    更难得的是，汪曾祺的饮食散文里往往又蕴含着丰富的风俗人文、历史考据，名士的情趣与文人的素养二美得兼，一时并见。若问，名士和美食家有必然联系吗？如果一概而论，并非如此；可是要说汪曾祺，那二者的联系确确实实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美食家的这层角色，汪曾祺的名士气质就失色不少；如果没有这种名士范儿呢，那汪曾祺也就只不过是个过得去的美食家而已。

    屈指一算，汪曾祺离我们而去已经16个年头了。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个“老头儿”，他的书一印再印，尤其以饮食散文最受欢迎。相信很多人像笔者一样，把汪曾祺视为自己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还会如此喜爱他的文吗？当我们推崇什么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缺乏什么的时候。当今并不缺乏作家，甚至也不缺乏美食家，可是汪曾祺走后，我们放眼四望，却难得再觅一位如此率真、潇洒、从容而又有才情的名士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汪曾祺一生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其作品具有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特点，使读者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②汪曾祺的文字才真是有韵味，比他的老师沈从文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他的白话之白，是有着真正文字的贵气。汪先生文字的贵气渊源有自，因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何立伟评汪曾祺）③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评汪曾祺）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

——记“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被大作家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治学严谨、为人乐观豁达，是一位不慕名利的学者。

    周有光十岁进入苏州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1955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他和他的同事经过努力最终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发挥作用的方案。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这样称呼不好。他说：“读过我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说：“他觉得汉语拼音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

    进入全球化时代，周有光努力推进语文现代化进程，并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说：“除了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991年，周有光将目光从研究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据张森根介绍，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

    “生活中，周有光老先生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在学术上则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曾对我说过，自己是对这个世界认真思考了的。”《周有光文集》策划人之一叶芳说。

    对待学术问题，周有光的态度一向严谨，不避讳别人的批评。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自己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错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为了追求真理，周老欢迎读者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为了学术的发展，他也决不当和事佬。”

    在很多亲朋好友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待人宽厚的老人。每年过生日，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叶芳曾说过，近年周有光先生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乐观，是身边人对周有光的另一个印象。张森根回忆，周有光先生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得比三个35岁还长，周老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我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我忘记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他还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编的《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的基础。（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