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词人频频以水入词，传情达意，主要是因为水与词的特质相通。

    词“以清切婉丽为宗”，水的运用使得这一盛行于秦楼楚馆的文体洗尽铅华，增添了一分清婉、灵动和含蓄。“诗庄词媚”，词较于诗有更多儿女情长、爱恨相思的描写，文入词更侧重内心对恋情的执着与迷惘，借助水这一意象，既突出恋人的柔情和恋情的纯洁，又显得含蓄蕴藉、缠绵悱恻。

    婉约词主言情，尚含蓄，涓涓细流恰可将那些要眇之情、凄迷之境娓娓道出，并将其表现得欲露而不露。即使是豪放词，也宜表达得沉绵深挚。流水恰可进行一种缓冲，使之于豪壮中更显沉咽缠绵、刚柔并济。

    水具有流动性和传递性，视线随着流水放射出去，心中百感也随之生发、释放。范仲淹的《苏幕遮》由天到地，由黄叶到秋水，接天连地的一江秋水，在带动词人视线移动的同时，更将思乡之情、羁旅之倦吟唱出来。

    水的绵绵不断常常带动着忧思情感的传递，水又是没有约束性的，象征着情感的一发不可收。“离思迢迢远，一似长江水。去不断，来无际。”（欧阳修《千岁秋＞）流水缠绵、源源不绝，激发人绵绵不断的情思，离人的目光、伊人的相思，都可以顺着流水延续千里。流动的水连接两地、贯通两心，分离的人可以以水传情，可以思接千里。

    古代交通不便，横亘于前的江河湖海是词人与恋人、友人的阻隔，也是与家乡、亲人的阻隔；同时，水也可以代指无法逾越的抽象意义上的阻碍或心灵隔阂，如故国、亡人、无法企及的爱情、对往昔的追忆等。

    山遥水远，音信难托，水的阻隔性令牵挂、思念无法传递，郁结于心，只有将这份怅惘诉诸流水，“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张先《碧牡丹》）。于是，常借助飞翔的大雁、水中的游鱼来逾越流水的阻碍，传递思念，“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晏殊《清平乐》）。

    水的流逝还极易引起词人的忧伤与感怀。淡烟流水，轻寒漠漠，心思纤密之人生无端闲愁；逝者如川，春秋代序，多愁善感之人感时伤怀，叹流年似水易逝，红颜如花易陨；滚滚江水，淘尽英雄豪杰，淘尽兴衰荣枯，豪放悲悯之人思接千古，叹世易时移，生故国之思。

    缪钺《论词》指出，词体的生发因其与自然之境界、人心之情感相应和，文章的体格、意象的选择都折射出作者的修养和品格。宋代士人经常通过描写开阔澄净的水面、晴朗空明的月色，来映衬自己的高洁人格、旷达胸襟和俊朗风神。在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正是一句“表里俱澄澈”，道出了士大夫的气节一一高洁傲岸、冰清玉洁。与此同时，当文人士子仕途偃蹇、报国无门时，静水流深也恰能抚慰他们失落受伤的心灵。

    有宋一朝，一方面士大夫过着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风雅生活，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国情、险恶多变的仕途以及丈人柔弱敏感的情思，令他们有着无尽的慨叹，而水，恰以它的特点触发、传递和排遣着这些情思，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频频出现在词作中。宋词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湿润的一卷。

（摘自《思与格：宋词水意象的情感解读》，有删改）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

书家和善书者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①我国花卉栽培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花卉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被不断注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断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逐渐形成了极具东方神韵的花文化。

    ②中国人赏花讲究人花交感、心物相通，把花视为人的精神品格的化身。自古就有屈原滋兰九畹，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陆游以梅言志，林逋以梅为妻，苏东坡“唯恐夜深花睡去”等佳话，有一种“为爱名花抵死狂”的味道。画家们画花，也不是简单的再现，他们追求的是情注丹青。他们的“画意”是由自然形态引发的一种艺术感受，是一种美的升华。欣赏他们的作品，能让人产生许多美妙的【A】遐想（联想），沉醉在浓郁芳馨的情韵之中。

    ③以梅花为例，苏东坡有诗云：“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开天下春。”崔道融也有诗云：“数萼初含雪，孤标画自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由于梅花能在春寒料峭时独放，夏秋时又【甲】果实累累，人们便以其高雅、刚毅、圣洁的“梅格”来比德、畅神，视梅花为“国魂”。由于人们爱梅花，梅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由最初的植梅、食梅、用梅，演变成艺梅、器梅、颂梅：由梅林、梅景而触发爱梅、赏梅，变成“梅痴”，进而把“梅品’’等同为“人品”。于是，梅花成了坚贞不屈的象征。历代梅文、梅诗、梅画等【B】层出不穷（络绎不绝）。文人墨客喜欢以梅为友，将梅列为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之首、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

    ④本来花中“君子”只有梅、兰、竹、菊，但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为莲花争得了第五个君子的席位。周敦颐写道：“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于是，莲花成了圣洁的象征。周敦颐被尊为莲花的守护神。

    ⑤其实，花文化并不全是由文人墨客们“创意”出来的。在民间，花文化也很流行，并融入传统的习俗中。

    ⑥比如石榴，因其多籽，送给新婚男女，可祝愿多子多孙。又因其花红似火，可寓意生活红红火火、事业兴旺发达。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中，在为人祝福、祝寿时常以牡丹、松柏、石榴寓“多福、多寿、多子”。

    ⑦芒种祭花神，在民间也一直流行。芒种为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提醒农民加紧田间耕作，否则将影响一年的收成。中国民间非常重视芒种祭祀花神。在这一天，人们一定要把各种花树用红带子系上以祭祀花神，【乙】(qí)   福迎祥。

    ⑧中国人对花的颜色也很【C】讲究（考究）。同样一种花，因颜色不同所表达的花意也不同。色彩艳丽的花卉大多用于喜庆场合，而白色的或全黄色的花卉适用于悲伤悼念的场合。

    ⑨红色的山茶花则是胜利之花，在胜利者凯旋之时向英雄献上一束火红的山茶花以表示祝贺。山茶花也是爱情花，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小伙子向姑娘求爱要送上一束红色的山茶花，若遭到拒绝还可以送上一束白茶花以示发问：“你为什么不爱我？”

    ⑩可以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花文化密不可分。花卉参与中国民间风俗的形成，极大地开拓和扩展了民俗的内容和范围，给人带来了很多精神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

（取材于青萍《花之美》）

材料一：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但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两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不可再生，二是污染。而可控核聚变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进口”上说，可控核聚变所需的原料氘原子和氚原子，在地球上非常丰富。氘在海水中储量极大，1公升海水里提取出的氘，在完全的聚变反应中可释放相当于燃烧300公升汽油的能量；而氚可通过中子与锂反应生成，在地壳和海水中，锂都是大量存在的。从“出口”上说，可控核聚变的产物为氮和中子，不排放有害气体，也几乎没有放射性污染，具有环境友好的优点。除此之外，可控核聚变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国有安全性。可控核聚变反应不会引起爆炸，也不会导致泄漏事故。

（摘编自《“人造太阳”离圆梦又近一步》，“人民网”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于2006年签署，该计划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七方参与，集中了全世界在磁约束核聚变领域的科技力量，以验证可控核聚变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可行性。ITER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也是中国以平等身份参加的最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中国的加入促进了ITER计划更好地实施，同时得益于参加ITER计划，我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研发和技术水平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交流，针对当前关键技术壁垒，探索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我国可控核聚变已逐渐由跟跑转向并跑，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核西物院承担的ITER第一壁采购包半原型部件是中国团队承担的一项高难度任务。当时世界上能够满足ITER第一壁特殊材料要求的只有美国。科研团队联合国内有关单位通过十多年不懈努力，不仅在特殊材料的制备上，而且在焊接工艺等多项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研制的ITER超热负荷第一壁半原型部件于2016年率先通过国际认证，这标志着我国该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段旭如、钟武律《揭秘“人造太阳”》，《光明日报》2020年9月24日）

材料三：

中核集团是我国核科技工业的主体，已经形成了覆盖核工业完整产业链各环节的自主技术体系和自主品牌体系，特别是自主设计建造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阔步向世界。目前，中核集团国内外6台在建“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工程建设均有序推进，安全质量全面受控，是全球唯一不拖期的三代核电。在核电领域，中核集团从自主建设30万千瓦、6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跨越，自北向南建成田湾、秦山、三门、福清、昌江五大核电基地，都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中核集团是全球唯一连续30多年不间断从事核电站建设的企业集团，这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没有的。

中核集团也积极参与核领域国际合作，布局组建海外研发中心，引进用好国际领军人才和技术资源。发挥中核集团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ITER等国际科研合作，为全球核技术创新贡献中国力量。同时也加快推进“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等自主核电“走出去”，更好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余剑锋《自主创新是中国核工业之魂》，《光明日报》2020年9月24日）

材料四：

核技术在疫情防控中“临危受命”，从2月9日到24日，核工业领域就有44家单位，完成139万套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其采用的辐照技术，可将灭菌时间缩短到1天以内。而我国国标医用防护服大多采用环氧乙烷灭菌，需要7天~14天时间。

既能用于辐照生产，又可为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提供热源。2019年，山东海阳70万平方米的核能供热项目一期工程正式供热，标志全国首个核能商业供热项目正式启动。

未来，核能还将在工业供汽、海水淡化、余电制氢、同位素生产、制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陈瑜《清洁发电多元利用蹬出中国特色核能之路》，《科技日报》202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