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的乡愁》《返乡笔记》《回不去的故乡》等“乡愁”类文章不断出现，其视角也不尽相同。“去农进城”正成为主导性趋势，随着乡村及其所承载的物、景、情的逝去，城市化已经成为裹挟绝大多数“农二代”的巨大势能。而城市自身也在大规模旧城改造扩容中日新月异，“乡愁”不仅发生于某个具体乡村，也是当前这种剧烈城市化过程中原有居民普遍而又自然的反应，失落与无奈相互交织。而在多维乡愁之中更具有传播力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往往对乡村进行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孤立处理，删除了生活张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纯真的替换物”。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对“三农问题”有所触碰，不如说更是在既有生活方式不减损状态下，对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的怀旧与惆怅；与其说是对现实不合理“城乡关系”展开质疑，不如说是以“乡村”为名、在主流框架内不失优雅优越的修饰与抚慰。这些想象性的解决携带着更加隐蔽的偏好 ， 让真正的“三农”被挤出“乡愁”论述，乡村被抽象为无“人”的风景与新的欲望空间。好在，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来说，不仅有着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多元化论述尝试，还存在着进一步迈开双脚，解放双手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而当代乡村建设，更应引导人们“眼光向下、脚步向前”，无论下乡还是返乡，都希望可以在关注“三农”中重新塑造“自我”，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与发挥空间，并在此过程中让更多参与者改变视角，重新认识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乡土社会。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人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

    人们说起登高，首先想到重阳，然而登高并非重阳节的专利。中国人自古崇尚登高望远，古诗词里流传下来千百代无数文人骚客登临的诗句，这些诗句贯穿一年四季的终始——时而夏日炎炎，时而雨雪霏霏，时而春花灼灼，时而落木萧萧。登高处，可以是自然的山川，也可以是人造的楼台。凡人视野有限，所以谁都想看一看那楼外楼、山外山。唯一和今人的大概不同是，古人登高，不是为了观景，也不是为了某个节日，当然更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一展胸襟。所谓胸襟，就是怀抱，就是远志，就是精神。通俗地说，就是理想。很可惜，这正是今人最缺失的东西。

    文人登高，如同好汉饮酒，喜欢自然是喜欢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不可言传的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抒发和共鸣，又称“一浇胸中块垒”。由于每个人的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有异，哲学思想有别，每个人在登高的时刻，所思所感也就不一样，或者说人各有志，所以即便大家同登一座山峰，写出来的诗句之意味也会相去千里。

    儒家的登高，是为接近心中至高无上的“仁”；道家的登高，是为寻求成仙得道的“仙”；皇帝祭祀封禅，要登天下五岳。在古人心目中，高山是最与苍天相近的地方。儒家对于君子人格的终极要求便是“高”和“远”。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这说的是“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在说“远”。某种意义上，高是空间的概念，远是时间的概念，但这两种维度又不是确指的，因为君子的“怀抱”无时无刻不在胸中运动变化，好比道家修炼的内气，大象无形。钟子期听俞伯牙抚琴，他听得出伯牙的志趣，就说“巍巍乎若泰山”，又说“洋洋乎若流水”。高山流水，其实分别是伯牙胸中逸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凝止团聚，则冲霄而为山；顺势发散，则奔腾而为水。琴家没有这份逸气，想弹奏好这支曲目，那是不可能的。

    《论语》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平。”所以胸怀儒家治世救国理想的士人，每登临高处，便能自心底激发出这份远志和胸襟。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明亡后联合傅山、屈大均等爱国志士僻处山、陕之间，以图恢复大业。顾炎武和他的同志们送别，相对把盏，就在青山之巅，远眺大好河山，众人百感交集，泪眼潸然。有人开始借酒浇愁，有人开始埋头抚琴，有人开始痛吟诗篇。顾炎武听罢，徐徐起身，振衣而立，与之相和：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正是“关河万里秋”!力挽狂澜的志士纵然势单力薄，回天乏术，但毕竟“德不孤”，毕竟有这些个战友在，相互砥砺，与子同仇。事虽未成，其心其举已足垂青史，光照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便是儒家入世之“登高”的价值所在，它像一面旗帜，奋扬于巍巍之山巅。

（摘编自沐斋《登高》）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节”，形成于战国时期，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古人都会通过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来庆祝重阳。这一传统中国节，既有助于激活历史传统、唤起文化记忆，也能够涵养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自信。

    时光易逝，传统不老。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民族节日以富有生命意蕴的节庆活动久久流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在重阳佳节这一天，很多地方的人们也都会通过朗诵、武术、歌唱、舞蹈、戏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炎黄儿女领悟华夏传统节日的丰富人文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利用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引导和培育公众涵养传统美德，能够让其蕴含的孝思、爱意等思想和情感深入人心，不断滋润我们的道德精神之根，进而让传统美德涵养我们的精神家园。

    重阳节包含着和谐、友好、幸福等内涵，已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现实载体。尊老敬老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美德，是永恒不变的优良传统，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国家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敬老节”“老年节”，在这一天，各地敬老院会迎来众多志愿者，很多儿女也想方设法回家看望父母，使文明成果以一种更富参与性和共创性的方式久久流传。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传统节日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也是以文化创新为突破口来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这种文化自信，堪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弘扬重阳文化，就是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在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力，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历经5000多年而不衰，在于我们没有抛弃传统，没有割断精神命脉。不忘本源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互联网+”时代，贴合互联网传播特点，为中国传统节日注入互联网元素，更能够聚合网络力量涵养文化自信，不断夯实中华文明的时代意识和振兴中华文明的使命意识，扮靓筑梦中国的伟大征程。

（选自杨飞《以传统节日涵养民族文化自信》，有删改）

    ①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②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③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④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⑤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⑥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古老的诗词歌赋到现代的文学作品，从庄重的史书典籍到日常的交流话语，汉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在网络时代，汉语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如 “点赞”“佛系”“硬核” 等，它们或是反映当下社会热点，或是表达人们的某种心态，迅速在大众间传播开来。这些流行语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但也带来一些问题。部分流行语过于随意、低俗，影响了汉语的规范性与美感。

我们既要接纳汉语的创新发展，又要守护其传统根基。一方面，鼓励人们在合法合规、符合语言逻辑的前提下创造新词汇、新表达，让汉语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加强对汉语的规范与引导，摒弃那些不良的网络流行语，传承汉语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