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文章有删改）

叶嘉莹：传承古典诗词之美

王若安

    夜凉如水，天津南开大学马蹄湖内荷花早已残败，湖畔的主楼报告厅里却传出咏“莲”之声。吟诵诗词的正是90岁高龄的诗者叶嘉莹先生。南开大学百余名学子济济一堂，将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就是为一睹叶先生的风采。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4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就随家庭教师读《论语》，这为叶嘉莹终生结缘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17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她师从顾随先生，得到了恩师的赏识。顾随先生也成了叶嘉莹一生所敬仰的偶像。顾先生希望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而叶嘉莹做到了。

    从小饱读诗书又工于诗词曲赋，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一个才女，除了她自己。“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尤其这些莫名其妙的‘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自己以为是才女，而且还修饰打扮，我对于这样的女子并不欣赏。”

    叶嘉莹一再强调，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她从来没有过对爱情的憧憬，因为“那是最无聊的事情”，而幽闺自怜更是肤浅，“我不是一个总找人家怜爱的女子，我不需要”。用她女儿的话说：“我的母亲跟古典诗词谈了一辈子的恋爱。”

    叶嘉莹的一生多磨难，“我平生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如是说。17岁时，她的父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跟家里中断了联系。同年，她的母亲因患癌症不幸去世。随后她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在沦陷区，生活艰苦。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上世纪40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人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她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5岁，幼女刚出生。丈夫性情大变，生计的压迫、身体与精神的磨难，让她心存悲凉。但她在讲学时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忧苦，用她一贯和悦的风度，精神饱满地讲课。如此，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90高龄的她还是站着讲课，从不坐下。

    就在她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迟暮之年的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丧女之痛，悲痛欲绝。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她写的《哭女诗》十首中的一首。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她想起顾随先生的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经历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无论在哪里，叶嘉莹都离不开教学。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九十华诞的时候，温家宝致信祝贺，并在信中称赞道：您的心灵是纯净的，您的志向是高尚的，您的诗词给入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在古典诗词的世界里，叶嘉莹就是永远的女神。

（选自《文史博览人物》2015年第11期）

链接1：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选自《汉学家叶嘉莹》）

链接2：17岁时母亲去世、并不幸福的婚姻、遭遇台湾“白色恐怖”、独自养家、被迫居留加拿大、大女儿及女婿双双车祸身亡……谈及这一生历经的忧患劫波，叶嘉莹从不回避，她说自己向来不是一个悲观的人。（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链接3：我不知道叶嘉莹算不算一个强者，但我知道她肯定不弱，她很韧，甚至有点倔。采访中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冲击，她由古及今把中国人的盲从跟风批了一番，“中国人常常这样子，一窝蜂过犹不及，听风就是雨，非常感情用事”，严辞质问“中国人怎么这么没理性？”

（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9月4日，杨敬年在天津病逝。噩耗传出后，尽管他年事已高，很多南开师生仍然感到意外。因为，杨敬年多年以来像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是人来人往的南开校园里不变的部分。他生于1908年，民国经济学大家何廉、方显廷等都是他的老师。他长期笔耕不辍，以至于很多晚辈忘记了他正走向人生终点。他86岁时才真正告别讲台，90岁时学会使用计算机，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93岁重新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百岁之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时，他修订的《人性谈》再版。生前，杨敬年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南开校训“日新月异”4字时说：“一个人工作有退休，做人是没有退休的。活到老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创新到老，我个人反正就是这么照着做的。”

    杨敬年1948年从牛津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已被译成中文，有待出版，这是他108年的人生中最后一个出版计划。译者、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张进昌认为，虽已过去近70年，但杨先生的博士论文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说，杨先生不仅创造了108岁自然生命的奇迹，更创造了学术生命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杨敬年是国内最早引入和讲授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当年教育部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发展经济学培训班，那是国内发展经济学的开端，外方负责人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拉尼斯，中方负责人是杨敬年。后来，杨敬年还编写了国内最早的发展经济学教材。

    令一届又一届学生极为佩服的是，杨敬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治学热忱和精力。他多年如一日坚持锻炼身体，坚持读书，直到听力与视力严重下降才停止写作。他关心时事，去世之前仍要人每天为他读新闻。晚辈去看他，他会问“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一位记者上个月去拜访，问他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他表示“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1957年，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3年。他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接受改造”，在一个教授的黄金时期，被迫告别了讲台。因此，在一些早年的学生印象里，杨敬年是“经济系资料室里那位老右派”。获得平反时，他已71岁。

    对于人生中诸多坎坷，他的办法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结果，他在那间资料室里成为一名高产的翻译家。

    杨先生是饱学之士，学术渊博，功力扎实，这是他长期勤奋学习、执着努力的结果。他生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说过他的治学态度：“我主张，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感。学问不是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你有了神圣感你就一定会负责认真，一定不会去抄袭、去剽窃人家的。”

    杨敬年始终相信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说：“我的日历年龄是100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他的忘年交、南开毕业生姚炜觉得，杨敬年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他说，“我有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是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第二是满不在乎。前者是儒家的影响，后者是道家的影响。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几年前，杨敬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过死亡。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自己看得很淡。他自己总结：“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

如今，那个“没有皱纹”的灵魂，“高高兴兴地”走了。

相关链接：①杨敬年1948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曾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财政系主任。著有发展经济学专著《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②2016年6月15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管理委员会通过了推选杨敬年教授成为荣誉院士的动议，希望以此“赞誉杨敬年教授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凭藉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相关链接：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清水一般的杨绛

李娟

    看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年轻时的照片，钱钟书潇洒俊朗，她温婉清秀，真是一对璧人。我觉得，他们骨子里散发出的儒雅和端庄最为动人。暮年时，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裳，戴着黑框的眼镜，两位白发老人一起捧书阅读的侧影，那么安详、静美、温情。他们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此生只深爱一个人。

    世间所有的繁华都过去了，他们的漫漫人生有书相伴，一同在书香里优雅地老去，多好。钱钟书曾称赞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读杨绛先生的《一百岁感言》，不由得惊叹，杨绛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了。岁月的河流中，有的人，如江南人家的一坛女儿红，历久弥香，醇厚芳香。老去的只是光阴，不老的，永远是她的人格魅力。

    她在《一百岁感言》中写到：“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她八十余岁时，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相继病重住院，她奔波在两座医院、两位病人之间，悉心照料，辛苦和操劳可想而知。钱先生临终，眼睛一直未合上，她在他的耳边柔声地低语：“你放心，有我。”听到这句话，钱先生安然离世。这是她年轻时常对他说的话。早年她和钱先生一起留学英国，在英国牛津生下女儿钱瑗。在她住院期间，常见钱先生苦着脸去看她。一次，他说，不小心将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她说，不要紧，有我，我洗。几天后他又说，门轴坏了，不能锁门了。她又说，不要紧，有我，我修。他感激之余，对于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有我”深信不疑。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著书立说，但在生活琐事面前却如幼童一般束手无策。有她一生陪伴在身旁，与他比翼齐飞，做他温柔的知己。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句话：“你放心，有我。”在生死面前，内心如此强大和沉静，听之令人落泪。此时，她唯一的孩子钱瑗也已经过世。

    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走，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尘世间，她最爱的俩人都离她而去，内心的悲苦和孤独无以言表。八十余岁的老人，提笔写下散文集《我们仨》，写下一个学者家庭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患难情深，写下我们仨在人世的点点滴滴，如微风细雨，温馨感人。

    在“文革”那段黑暗的日子，大批知识分子无辜遭遇劫难，他们都被下放“干校”劳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绛先生写下散文《干校六记》，从容练达，幽默风趣，细微处见真情。那是寒冬里一树树盛开的梅花，清芬暗盈，几乎所有的苦难都被她一支妙笔化解了，连同那漫天的冰雪。她温情而柔弱地支撑着他，相依相伴，不离不弃。

    杨绛先生年近九十岁，开始认真整理钱先生几十年来的书稿和笔记。那些手稿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纸张发黄变脆，字迹模糊不清，她一字一句艰难地辨认，抄录，整理，而后相继出版了《容安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钱先生离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完成钱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她以这样的方式，寄托自己深深的思念。书稿所得的稿费和版税800万元，全部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留给后来的莘莘学子，连同他们一生严谨治学的精神。

    有一次，媒体邀请她参加作品研讨会，她没有去。还幽默地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听她的话，令人莞尔。她说得真好。她就是一滴清水，文字和内心一样干净，清澈，透亮。她清华其外，淡泊如水，不做媚世之态，也不被俗世所打扰，一生沉浸在文字里，一活就是百余岁，终成一代大师，成为被世人尊称“先生”的女性。

（选编自《作文周刊》2016年第1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杨绛生于民国，江苏无锡人，本名杨季康，是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至今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