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过宗族性的血缘组织的民族不乏其例，但像中华早期文明社会中所见的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利同构的情形，却属罕见。古代中华文明中，宗庙所在地成为聚落的中心，政治身份的世袭和宗主身份的传递相合，成为商、周文明社会国家的突出特点。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

    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春秋的社会，其基本特点就是宗法性社会。这里所说的“宗法性社会”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无褒贬之意，乃是指以亲属关系为其结构、以亲属关系的原理和准则调节社会的一种社会类型。在宗法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都家族化了，宗法关系即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即是宗法关系。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都依照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这样一种社会，在性质上近于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伦理关系中有等差、有秩序，同时又有情义、有情分。因此，在这种关系的社会中，主导的原则不是法律而是情义，重义务而不重权利。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是脱胎于古宗法社会而来，是不错的。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来看，夏、商、周的文化模式有所差别，但三代以来也发展着一种连续性的气质，这种气质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史进程中经由王朝对周边方国的统合力增强而逐渐形成。而这种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质。这种文化气质在周代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重孝不仅体现为殷商时期繁盛的祖先祭祀，在周代礼乐文化中更强烈表现出对宗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热爱，对家族家庭的义务和依赖。这种强调家族向心性而被人类学家称为亲族连带的表现，都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一种价值态度。从而，这种气质与那些重视来生和神界，视人世与人生为纯粹幻觉，追求超自然的满足的取向有很大不同，更倾向于积极的、社会性的、热忱而人道的价值取向。

    在孔子与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气质方面，与西周文化及其走向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关系。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孔子对周公的倾心敬仰，荀子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都早已明确指明儒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说，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同时，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由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更向前溯，从龙山文化以来，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在政治文化、宗教文化、道德情感等不同领域逐渐地发展，并在西周开始定型成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体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因此，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是中华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连续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三代传衍的传统及其养育的精神气质，儒家的价值观也就成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主流。

（摘编选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所谓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判断活动。因此，艺术批评就是批评家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对各种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所做出的评价。

    艺术批评虽然与艺术鉴赏都属于艺术的接受活动，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艺术鉴赏基本上是一种感性的审美体验，而艺术批评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和判断活动。在一般的艺术鉴赏活动中，受众只要能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修养出发，较为准确地提到作品的意蕴，并从中体会到相应的审美愉悦，就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鉴赏的任务。而对于批评家来说则不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鉴赏活动所产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是批评活动的起点而已。批评家的真正工作在于运用自己的理论修养来对这种感性经验进行深入的剖析与分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超越个人观点的局限性，使自己的批评代表某种社会的要求与呼声，从而积极地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和读者与观众的审美趣味及思想观念。同时，由于批评家有着远远超越一般读者的艺术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的批评必然不会局限于具体的艺术作品，而会延伸到整个艺术现象，并且在根本上把艺术与审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观照，这样，艺术批评就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活动，而成了一种社会的事业。

    不过，尽管艺术批评和鉴赏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一方面，艺术鉴赏仍是艺术批评的前提和基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好的艺术批评家必然首先是一个好的艺术鉴赏家。这是因为，艺术批评不同于其他的理论活动，它是对于艺术现象的解剖与分析，其中，艺术作品又是它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对象。而对艺术作品的批评又必须服从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它必须以批评家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如果一个批评家没有对作品进行细致的欣赏与玩味，直接就以理性的方式对作品加以分解和剖析，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把所握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得出的判断与评价也就没有任何美学上的意义。批评家只是首先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力，时刻注意把自己的理性判断建立在精细敏锐的艺术感受之上，才能较好地完成艺术批评的任务。另一方面，艺术批评又对艺术鉴赏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说好的批评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鉴赏家，但的好的鉴赏家却不一定是好的批评家，原因在于鉴赏活动主要求助于欣赏者的艺术感受力，对于其理解和分析能力则没有直接的要求。有时，过分精细的分析还可能妨碍鉴赏家的艺术直觉和悟性。不过，鉴赏活动不可避免地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由个人的爱好和趣味所造成的狭隘性的片面性。在艺术史上，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极高艺术修养的鉴赏家，由于受到自身艺术品味的影响而无法客观地评价某些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比如歌德尽管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却仅仅因为雨果作品中对于一些丑陋事物的描绘而对其横加指责，这种看法显然与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不相称的。为了克服个人见解和品味的这种偏狭性，主需要不断开阔自己的理论视野，使自己的看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这显然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批评水平。伟大的艺术家尚且如此，普通受众更是如此。我们常常看到受众对于一部作品的意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固然是由于艺术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有时分歧的产生却是由于受众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欠缺，这时，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就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有时还会成为一种裁决的标准与尺度。这就足见艺术批评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和古人寻求永恒与不朽相反，聪慧的现代人寻求相对与新变。世界属于流动，唯“一切皆变”的规律才能永恒。就中国诗歌而论，从《诗经》而《楚辞》，从律绝而曲令，从旧体诗而新诗，留下的正是流动的轨迹。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诗歌总是在对自己时代新的审美精神的最大适应中获得出世权，中国新诗亦如此。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宣告了“诗体大解放”的最初胜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们虽然激烈地反传统，其实，传统的诗学范畴仍潜在地给他们以影响。胡适就自称《尝试集》的“尝试”二字也是从古诗那里取用的。

    传统是具有神圣性、社会性、广泛性、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诗歌都不可能完全推开传统而另谋生路。推掉几千年的诗歌积蓄去“解放”，只能使新诗成为轻飘、轻薄的无本之木。

    诗，总是具有诗之作为诗的共有品格。然而，作为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又会造成诗的差异。大而言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天人关系、对人的看法、对自然的看法、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上从来不同。因此，西方诗与东方诗也有很大不同。

    把话说得更远一点，西方诗学和东方诗学也有颇大差异，无论是二者的诗学观念、诗学形态，还是二者的发展之路。西方诗学推崇戏剧，东方诗学以抒情诗为本；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东方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运用纯概念，东方诗学运用类概念；西方诗学滔滔，东方诗学沉静等等。

    中国诗歌有自己的道德审美理想，有自己的审美方式与运思方式，有自己的形式技巧积淀。中国的大诗人必定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自然，中国新诗也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一个扬弃过程，对传统有继承与发展，也有批判与放弃。只有经受现代化验收、经过现代化处理的传统才可能在新诗中生存、活跃与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本民族的传统和他民族传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用空间概念代替时间概念。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将是一种滑稽剧。

    接通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不是倡导传统主义，应当将传统和传统主义分开。对传统作僵滞的、静止的理解，甚至将诗传统窄化为传统诗，因而指责新诗的种种“不是”，呼唤旧体诗的复兴等等，这种传统主义是新诗寻求新变的障碍。

    从总趋向看，西方诗存在着摆脱不了传统影响的焦虑，而中国新诗却存在着与传统隔绝的焦虑。和与散文界限太不清相反，新诗与传统界限太清——这个“太清”已经有近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为它的危害性作证。接通传统是诗体解放以后新诗的十分关键的使命。

（节选自吕进《熟读<新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有删改）

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筛选掉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和三流院校的学生就业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到985高校招人的，都是各种高大上的国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或者看看每年国家电网、人民日报、央视这些单位公示的录用名单，看看这些被拟录用的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几乎清一色都是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学历不重要吗？高学历能否带来高工资？》）

材料二：

人均月薪万元以上的行业

材料三：

    “做研究工作，主要靠成果说话，并不只看学历有多高。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才有意义。”不过在工作中庞浩也看到了自己在发展前景上的学历短板，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很多专利的研究需要更深厚的理论基础。

    如今我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已超过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研究生如此扩招，研究生就业势必遭遇“高学历泛滥”困境，造成很多岗位的学历要求超过岗位本身的需求。研究生数量的增加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使得买方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而买方市场的优势又加大了用人单位挑选的余地，使得追求高学历成为一种风气。

（摘编自中国民生网《学历提升了，就业收入是否有增加？》）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的专业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的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能否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在“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寻找人生路向》）

    美好生活表达了人存在的目的性与社会性，是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命题。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是各民族国家普遍的向往、共通的命题；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契合于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在此当中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一方面具有超越性，指向了人的丰富和全面；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要立足于当下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基础，以现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依托。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路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之中。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逐渐赋予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体现了党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40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早非难题，“美好生活的向往”便应运而生。

（摘编自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