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图

高鹏程

    ①乡下拜年，看见几乎每家堂屋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大舅家有，二奶奶家有，还有小姑，小姨家……这些地图，有些新贴上去不久，有些看起来有好几年了。但是和烟熏火燎几十年的土坯墙相比，依旧有些突兀。几乎是昏暗的土坯墙上唯一鲜亮的事

    ②“究竟是怎么回事？”终于，在外婆家，我忍不住问呆立在地图边的三舅。三舅没有说话，用手指了指，让我自己看。

    ③地图上，从小小的平峰镇出发，一些用铅笔画的歪歪扭扭的曲线，慢慢延伸到了四面八方：山西、浙江、上海、新疆、广东……经过简短而漫长的跋涉后，圈住了一些字体或大或小的地名。

    ④我明白了，这些地图上连着的地名，都是我的表兄妹们外出谋生和打工的地方——在山西沁水挖煤的是大表兄；远嫁新疆的是二表妹；云南昭通的是三表弟媳妇的老家，如今，他们又双双在浙江西塘打工……我也看到了自己借以谋生的——浙江象山。我的这些穷亲戚们，大字不识几个，老家粗糙的方言，也不适合他们表达什么细腻的感情。他们只是把对每一个亲人的牵挂，用一根瓜蔓一样的铅笔线，以一种具体而虚幻的方式维系在地图上。

    ⑤中国地图，原来还可以是我们某个人情感分布的地图。某些陌生的区域和地名，因为是亲人所在而不断变得熟知起来。比照“人口地图”、“经济地图”……或者，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属于我们的“亲人分布图”吧！

    ⑥我想，我的这些穷亲戚们串门、相聚时，可能就会凑到这张中国地图前，指点着说这里那里距离的远近，说这里那里各自在远方的儿女的近况。而一说“这里那里”，是否就有天涯咫尺之感，甚至亲人音容如在眼前了呢？

    ⑦我的不识字的三舅，年迈的三舅，我的胸怀祖国的三舅，站在地图前看起来就像一个将军正指挥着自己的士兵南征北战、东奔西走——不，他其实更像一只衰老的蜘蛛，用眼光抚摸着自己用蛛网围成的疆域。

    ⑧在广东某地，有几个涂得最黑最重的黑圈——这是他最小的女儿辗转打工的地方——因为讨不到工钱，她已有三年多没有回家……

    ⑨在热闹的过年鞭炮齐鸣之后，在喧闹的亲朋好友散尽之后，在这个昏暗的小屋里，三舅会以怎样的神情凝视着地图下方的某个地名？他的思绪会怎样一次次地坐上南去的火车，循着这条简短而漫长的曲线，在他有限的关于南方繁华世界的信息中，去看望女儿生活的城市，看见女儿忙碌、疲惫的身影……抑或还有快乐的满足的笑容？而每次“探望”回来，他又会怀着什么心情，拿起铅笔，在这个他十分陌生却已经变得熟悉的点上又加上重重的一圈？……

    ⑩“阿舅，还是让小妹回来好了……”

     “啊……”三舅仿佛从梦中惊醒了一般，但他用力挥了挥手，下决心似的说，“什么话！”

    我没有去更多的人家。但我知道，我的判断不会有什么差错。因为早就听说了，宁夏西吉，这个拥有47万人口的贫困大县，每年外出打工的约有12万人。后来我才听说当地的一首新民谣：家家屋里老两口，门前拴个大黑狗。十户人家九户空，墙上一张大地图。

（文章选自2011年《散文》第10期，有删改）

都江堰（节选）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驰，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刘备、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缙云的古风

鲍尔吉·原野

    ①在缙云，我喜欢仰面看天空的云。这里多山，朵朵白云围绕山峰，缠绵不走。虽然我知道缙云的地名不关云的事，它是轩辕黄帝的号。史记记载，黄帝又曰缙云氏。当年黄帝氏族从西北高原迁移到古越族聚集的浙江中部，建立了以缙云为名的方国。唐武周时代，即公元696年，县名改为缙云。但是地名有云，来客难免要往天空张望。这几天雨歇，天上一派好云。白云似城垣，如马队，浩浩荡荡地川流而过。它们在地上的随从则是迂回奔走的好溪。好溪也是一个好名字，在江河前面直接加一个好字，恐怕只有缙云。水利万物而莫争，当然好。

    ②前面说黄帝在这里建立了缙云国，是传说。而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公元239年，缙云人在海拔1200多米的古方山上修建了一口方塘，即水库，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浙江最早的山区水利工程。你没法想象，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们穿过陡峭的山路去修一个水库。

    ③缙云人崇拜山，当地方言把山称作山娘，他们把崇山峻岭看做母亲。乡间秋收，农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山娘。筑路造屋，开工之前也要祭山娘。缙云人认为，山上的鸟兽草木是山娘的子孙，土地是山娘的皮肉，不得随意毁伤。这真是可爱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环保，实为共生。在这里，哪家人屋里如果爬进了蛇，当地人不会把蛇打死，而要点上熏香把它熏跑。缙云人上山垦田，人站高处，锄头放在下面，由下往上挖；而不能对着山头举起锄头，以兹表达对于山娘乃至大地的崇敬。

    ④说到缙云的山，自然要说鼎湖峰。传说轩辕黄帝当年来此地，相中的就是这座鼎湖峰，于是定居于此，并把这座山命名为缙云山，也就是黄帝山。黄帝在鼎湖峰顶上铸鼎炼丹，最后驾龙升天去也。之后，缙云成为古时江南祭祀轩辕黄帝的中心。

    ⑤鼎湖峰拔地而起，上下同圆。它固然是一座山，但把它叫做石柱更合宜。在苍翠的山峦之中，在好溪的喧哗声里，突兀而立的鼎湖峰引人遐想。我第一眼看到鼎湖峰，便觉人类的渺小，只能站在地面上仰之望之，如果环绕此峰观察一下该有多好。再一想，飞鸟幸福啊，它们可以围着鼎湖峰飞无数圈，累了在上面栖息。

    ⑥期望环峰飞翔的人，不光我一个。宋代诗人柳绅初到缙云时，惊叹于鼎湖峰的雄奇，留下一首诗：“独出诸峰表，周围百丈圆。千寻雄镇地，万仞上摩天。湖浪动星际，莲花生日边。终当驾云鹤，绝顶会群仙。”他想象自己骑着云中的仙鹤，到达鼎湖峰绝顶，去拜会群仙。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曾为鼎湖峰所倾倒。南朝宋永初三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他赴任路上经过缙云，改乘竹筏，走好溪水路。他在《归途赋》中叹曰：“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常在，经盛衰而不易。”在《游名山志》中，谢灵运再度写到鼎湖峰“缙云山孤石干云，可高三百丈，黄帝炼丹于此”。好风景经过谢灵运的夸赞，传播士林，咏叹缙云的诗篇越来越多。李白在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开篇写道“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神往鼎湖峰的大诗人还有白居易。唐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缙云一游。他听说鼎湖峰顶有黄帝置鼎而塌陷形成的湖，湖上生莲。他想，倘若劲风吹过，峰顶的湖水会不会随风而落，形成高天散雨的奇观呢？白居易为此留下一首诗：“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我做不出这样的好诗，但比古贤幸运的是可以坐缆车观望鼎湖峰。缆车在山峰后方，一路攀升到山顶，可窥见鼎湖峰顶全貌。放眼望去，几近梦幻。

    ⑦鼎湖峰边上的苍龙峡口，东晋时即建有祭祀黄帝的缙云堂，它是有史记载以来江南最早祭祀黄帝的建筑。唐乾元间，经缙云县第一任太守李阳冰奏准，缙云堂改名黄帝祠宇，李阳冰题写篆额。李阳冰的篆书与李斯并称“小篆二李”。这些年，逢清明节与重阳节，当地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祭祀。重阳节由地方政府主持公祭，清明节则是民祭黄帝的节日。

    ⑧我喜欢考究方言，尽管并没有语言学的基础。我十分崇拜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他同时又是音乐家与作家。他写的自述，让人百读不厌。赵元任通33种汉语方言，可以用口技的方法，模仿一个人从北京出发，周游全国，从东北返回的经历，用各地方言表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特产。方言实为历史的活化石。我跟缙云人聊天，发现这里的方言遗存着明清之前的古语，或许还有古越国的语言。比如他们把“人”称之为“丁”，一如汉代的称呼。小伙子，他们称“后生丁”。“大丁”指成年人，“老髯丁”是老人。称“女孩子”为“婉转尼”，过门的新媳妇叫“新妇”，与《陌上桑》的称谓一样。唐宋时期的词语也保留在当地农民的言谈中。“走过去”这句话，当地人发音“往过克”。“去”的读音为“克”，这是明代以前的发音。明清之后的汉语，名词后面爱加“子”字，比如桌子，椅子。而缙云只叫桌、椅，不加“子”，保留明代以前的读法。从他们语言的古朴，想到缙云的百姓把山称之为山娘，认为鼎湖峰是黄帝炼丹的道场；而他们的语言中又保留着好多古音，这就是文化，文化应该源远流长，有山水和人的血脉气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7月06日第11版）

万物凝视

鲍尔吉·原野

光线给桌子写信：

亲爱的桌子，我是光线，哈哈，没想到我会给你写信吧。我每天都在你的桌面上走一走，迈着光的大步，穿光的皮靴，欣赏你身上的花纹。

喜鹊说你成为桌子之前是一棵榆树。我猜你是果尔果日河边的榆树。外皮纵裂的沟被雨水浇过，长出绿色的苔藓。榆树身体向河水倾斜，好像有一件东西掉进河里，它拿枝杈去捞。

我是光线，我看过许多东西，也抚摸过许多东西。我抚摸过屋檐下的小燕子，摸过它们的眼睛和黄色的嘴。凶狠的牧羊犬睡觉时，我摸过它的牙。

你可能认为速度最快的是牧民吉日格朗的雪青马。我要告诉你，太阳在博格达山上升起，不到一秒钟，光线就到达果尔果日河对岸的白桦林。要知道，这两个地方相距33公里，我们只用了不到一秒钟。雪青马完全做不到。

如果没有光，就没人知道你是一个方桌子，有美丽的花纹。因为有光，大仁钦才知道他的妻子贵丽丝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贵丽丝花的头发像密密的乌云堆积在头顶。稍微一激动，她的脸色变红，眼睛里浮起泪花。没有光，小狗进屋偷吃羊骨头，你们也不会发现。没有光，大仁钦找不到他藏在箱子底下的酒瓶子，同样找不到偷偷放在炕席底下、顶棚上面和外屋粮食里的钱。

我羡慕你身上摆着最美丽的食物。那些像羊脂一样切成小方条的奶豆腐，像蜂蜡一样放在木碗里的黄油，同样放在木碗里的炒米和奶茶，都在桌子上飘散香味。人们在桌子前喝奶茶，抽旱烟，商量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桌子，摆满羊肉的时刻让你最自豪。

大仁钦手拿小刀子，刀刃朝里，把羊肉削成小片送进嘴里。他长时间研究一块带肉的羊骨头，吃光所有的肉丝，把干净的骨头放在桌子上，微笑欣赏。蒙古人认为不吃尽骨头上的肉，会受到老天的惩罚。酒瓶子和酒盅也要摆上桌。酒从瓶子里流进酒盅，再流进入肚子，把这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温顺的人变成暴躁的人，懦弱的人变成勇敢的人。人们在酒精的指引下转换各种各样的性格，这一切都在桌子前发生。你享尽了荣华富贵，期待你的回信。爱你的光线。

桌子的复信：

亲爱的光线，收到了你的来信。我仿佛看见你在桌子上爬。早上五点多钟，太阳从东边的伊和塔拉草甸上升起，你趴在房子的墙壁上等待进屋，你们不会拐弯，要等到太阳转过身才穿过玻璃来到桌子上。窗户有一块玻璃碎了，蒙着塑料布，把一些光线挡在外边。从我的角度看，塑料布被晨光照得鲜红，像一块橘子皮。

你们每天从玻璃窗挤进来检查炕上的每一样东西。大仁钦被烟熏黄的炕席已经铺了很多年，你们每天都检查炕席的篾片。你们想要找到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大仁钦是个穷人，他家里什么也没有。你们已经看到了，他炕上放一个蓝底带黄色向日葵图案的布枕头，枕头永远放在炕东，不换位置。地下的东西你们也检查过了，一把铁锹，一双带黄条纹的黑色雨靴，纸壳箱里放着马铃薯袋子。马铃薯上面放花生袋子。正对炕的位置摆一对红漆木箱。木箱顶上挂着大镜子。

箱子锁着，你们进不去。即使不锁，你们也进不去，因为光线只能穿透透明的东西。里放一件蓝色的绸蒙古袍，带橙色滚边。腰带也是橙色的丝绸。箱子里还有一双羊毛里子的军用大头鞋，大仁钦一直没舍得穿。还有一件紫色的毛衣，被虫子咬出好多洞。这些东西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个黑人造革兜子，里面放着绿软布包袱。打开绿包袱，露出灰蓝两色的羊毛围巾。打开它，见到一个防雨绸兜子。里面装着草场证，证明有一片草场属于大仁钦。还有林权证，证明果尔果日河左岸的杨树林是他的。还有一个包红绸子的铝制纪念章，这是大仁钦在那达慕大会获得摔跤冠军得到的奖章。这些东西除了大仁钦和贵丽丝花，其他人没见过。我今天透露给你，是因为你对世界上的秘密特别有兴趣，而我也轻松了一点。

亲爱的光线，你们会睡觉吗？白天你们飞到蒙古包的顶上，飞到鼠李的小白花瓣上，飞到牛犊的小屁股上，连洋铁桶存的雨水里都进入好多光。你们甚至趴在牛粪上。

我喜欢主人大仁钦咳咳地咳嗽，好像要说出让人惊奇的话语。我还喜欢主人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的年轮一样。大仁钦坐在桌子边上喝酒，他那张脸好像是一张地图。从天空俯瞰大地估计就是他脸的样子——皱纹代表河流和道路 ， 但没人知道顺着他脸上的皱纹会走向哪里。

你知道大仁钦用什么东西来装饰这间贫困的房子吗？歌声。他唱起歌来，房子变得亮堂堂，好像有金色的蜜蜂飞舞，屋里每个角落都有泉水的回声。大仁钦最喜欢歌唱自己的母亲，可惜他母亲没有听到。歌唱的时候，大仁钦两只眼睛像亮起两支蜡烛，火苗战栗又抖动。他唱母亲，唱山峰，唱天上的飞鹰，唱羊羔。这些歌唱完后 ， 屋子变得非常清洁 ， 不用再打扫 ， 大仁钦的气色也变得很好。

亲爱的光线，你下回给我写信，请告诉我果尔果日河的情形，我想念这条河。它的左岸长着芦苇，驴蹄菜和核桃、楸树，还有槭树。右岸长着甜杨树、山杨树和长鸢尾草。是不是有很多小鸟在那里做窝？还会有骨顶鸡和灰椋鸟在树上对唱。我相信你一定看到草丛里有很多鸟蛋。我还想知道博格达山的山梗藜芦开花了没有？它开白花。八角茴香开红花。边上有乌苏里松鸦吗？

我想让大仁钦背着我去看看这条河和这些树。但我每天有很多事要做，背上放着奶豆腐、炒米、红茶的茶缸，还有烟灰缸。我像家庭妇女一样，哪儿也不能去。希望你下次写信告诉我。爱你的桌子。

（有删改）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中国人在闲暇时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唱戏、放风筝、猜谜、看斗鸡、浇花、下棋、养鸟、猜拳、看手相、腌萝卜、喂鸽子、登山、看赛舟……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有删改）

北大很大

北大很大，大得当我只去了一个“百周年纪念讲堂”，只去到了那个拥有2100个座位、却安静得像一个渺无人烟的广场的礼堂里开了一场音乐会，就顿时感觉到北大之大!北大之大，大在它不仅有大名气、大教授、大校园和大课堂，更在于它有一个文化的大空间与文化的大气场!

2006年11月2日晚，当《红色小提琴》的乐声响彻在“百周年纪念讲堂”时，当全场2100个座位沉浸在音乐中静如鸦雀、而当乐声静止掌声如潮时，我想到了北大才度过的百周年纪念，想到了我所在的上海音乐学院明年的80周年校庆，也就禁不住想到了我们两个学校曾经有过共同的校长——蔡元培。因为，是他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个超前的大概念——“以美育代宗教”；也是他，为北大构造了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大气场。他认为，“美育可以陶冶感情，使人日趋高尚；可以去私忘我，超脱利害；可以使人寄托于美的享受，去掉生活恶习，从而美化人生”。

那天，我在北大献上了一台《红色小提琴》，这是我33年前的旧作。33年过去了，这些作品有没有褪色，是否仅仅是历史档案中的陈列品，而不再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我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了北大。

音乐会开始了。纪念讲堂音响之佳和听众之安静都令我惊讶!因为，这是音乐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硬件”与“软件”。在拥有2100个座位的礼堂中，一把小提琴的声音竟然可以穿透每个角落，弥漫整个空间；而听众的安静甚至可以令人清晰地听到翻阅节目单时的窸窣声。这时，你就能从一个侧面感觉到北大之大——一个比音乐厅声响还好的大礼堂和一批有着大文化背景的大学生。

大学、大学生、大校园、大礼堂，使我又想起了20世纪的一位最最著名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1905年，年仅26岁的他，就同时在狭义相对论、光量子假说和光电效应三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和对运动、能量、光和力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则提供了从微观夸克到宏观宇宙的物质及运动的图像和规律，为20世纪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可是，就是这位大家中的大家，在大学时只不过是个中不溜的学生，而他的职业身份又仅仅是位专利局的小职员。爱因斯坦一直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想象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所以他始终不满足于做个中等成绩的学生，而是朝自由、独立和全面和谐的方向发展。他常与几位虽然均系出身理工科、但却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一起研读哲学名著和物理数学论文；同时还在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的作品、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圣诞故事》、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经典名著中享受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还将这个小组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正是这种在“奥林匹亚学院”里自主、宽松、闲暇、文理兼容、自由交流、非功利地研究生活，才能激发出爱因斯坦无穷的创造力和产生“爱因斯坦奇迹”!

还是这位爱因斯坦，曾对他所钟爱的音乐下过一个非常深刻的定义：“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这不仅是对音乐内涵的深刻揭示，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最佳描述。它使我禁不住又想起了达·芬奇的一件轶事：

如世人所知，达·芬奇不仅是位大画家，还是一位大发明家和解剖学家，他为了弄清人体的结构，亲自解剖过30具尸体。当他将人体的骨骼、神经、血脉等各种结构系统都弄得一清二楚后，突然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灵魂在哪里？美在哪里？”

我想，他已经回答了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有灵魂的、有美的生命，本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而这也是“生物”与“生命”之区别所在!一个整日沉湎于金钱、物质，而对美毫无感知的人，是一个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命的人!

大学，是培养一个又一个“大写的人”的大学校。而人之所以能够得上“大写”，是因为他们有美和灵魂，而美和灵魂才是真正的“无限大”!

大学之大，不在于场地与规模，不在于要像城堡，甚至城市那样大的“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文化大气场，没有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大空间，那么，“大”又将如何？我想，充其量至多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文化大卖场而已!

大学再大，也没有校外的世界大；大学的课程再繁多，也不如外面大千世界的绚烂。天外有天，大外有大，让我们从大学走向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灵魂与美的彼岸!

北大很大，它会越来越大，而当它与莫扎特紧紧拥抱时，就一定会变得更大，更大!

(取材于陈钢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