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干事回到区政府，从头到脚都是笑眯眯的。

    区委书记杨民高是本地人，很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在区委会、区政府二十几号青年干部里，他最看重的就是民政干事黎满庚。小黎根正苗正，一表人材，思想单纯作风正，部队上的鉴定写得好，服役五年立过四次三等功。当时，县委正在布置撤区并乡，杨民高要被提拔到县委去管财贸。他向县委推荐，提拔小黎到山区大乡——芙蓉乡当乡长兼党总支书记。县委组织部已经找黎满庚谈了话，只等着正式委任。这时，杨民高书记那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宝贝外甥女，来区政府所在地调查供销工作。当然啰，三顿饭都要来书记舅舅宿舍里吃。杨书记不知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每顿饭都派民政干事到厨房里打了来一起吃。民政干事隐约听人讲过，区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里搞恋爱像猴子扳苞谷，扳一个丢一个，生活不大严肃。饭桌上，不免就多打量了几眼：是啊，穿着是够洋派的。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长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落落大方，一双会说话、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黎满庚从来没有被女同志波光闪闪的眼睛这样“扫描”过，常常脸红耳赤，笨手笨脚，低下脑壳去数凳子脚、桌子脚。

    总共就这么在一张饭桌上吃了四顿饭，彼此只晓得个“小黎”、“小李”。第三天，杨书记送走外甥女后，就笑眯眯地问：“怎么样？嗯？怎么样？”黎满庚头脑不灵活，反应不过来，不知所问：“杨书记，什么事？什么‘怎么样’？”真是对牛弹琴！一个二十好几的复员军人，这么蠢，这么混账。明明刚送走了一位花儿朵儿的人儿，他却张大嘴巴来反问舅老爷“什么‘怎么样”’？

    当晚，区委书记找民政干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在杨民高来讲，已经是够屈尊赏光的了。杨民高书记以舅老兼月老的身分，还以顶头上司的权威身分，不由分说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政治前程、小家庭生活安排，详细地布置了一番。也许是出于一种领导者的习惯，他就像在布置、分派下属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一样。“怎么样？嗯，怎么样？”区委书记又是上午的那口腔调。没想到民政干事嘴里结结巴巴，眼睛躲躲闪闪，半天才挤出一个阴屁来：“多谢首长关心，宽我几天日子，等我好好想想……”把区委书记气的哟，眼睛都乌了，真要当即拉下脸来，训斥一顿：狂妄自大，目无领导，你个芝麻大的民政干事，倒像个状元爷，等着做东床驸马？

    民政干事利用工作之便，回了一转芙蓉镇。当时，不晓得根据哪一号文件的规定，凡共产党员，甚至党外积极分子谈恋爱，都必须预先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情况，并经组织同意后，方可继续发展感情，以保障党员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和可靠性。几天后，民政干事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向区委书记做了汇报。

    “恭喜恭喜，看上芙蓉镇上的小西施了。”杨民高书记不动声色，半躺半仰在睡椅里，二郎腿架起和脑壳一样高，正好成个虾公形。他手里拿一根火柴棍，剔除酒后牙缝缝里的肉丝菜屑，以及诸如此类的剩余物质。

    “我们小时候扯笋、捡香菇就认得……”民政干事的脸也红得和熟虾公一个色。

    “她家什么阶级成分？”

    “大概是小业主，相当于富裕中农什么的……”

    “大概？相当于？这是你一个民政干事讲的话？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杨民高书记精神一振，从睡椅上翻坐起来，眼睛瞪得和两只二十五瓦的电灯泡似的。

    “我、我……”民政干事羞惭得无地自容，就像小时候钻进人家的果园里偷摘果子被园主当场捉拿到了似的。

    “我以组织的名义告诉你吧，黎满庚同志。芙蓉镇的客栈老板，解放前参加过青红帮，老板娘则更复杂，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妓女。你该明白了吧，妓女的妹儿，才会那样娇滴妖艳……”杨民高书记又半躺半仰到睡椅里去了，在本地工作了多年，四乡百姓，大凡出身历史不大干净、社会关系有个一鳞半爪的，他心里都有个谱，有一本阶级成分的账。

    民政干事耷拉着脑壳，只差没有落下泪来了。

    “小黎，根据婚姻法，搞对象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党组织也有党组织的规矩。你可以选择：要么保住党籍，要么去讨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

    杨民高书记例行的是公事，讲的是原则。当然，他一个字也没再提到自己那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亲外甥女。

    从部队到地方，从简单到复杂。民政干事像棵遭了霜打的落叶树，几天功夫瘦掉了一身肉。事情还不止是这样。区委书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撤区并乡、各大乡领导人员名单时，民政干事没有挂上号。倒是通知他到一个乡政府去当炊事员。因为他从部队转地方时，本来就不可以做干部使用，只能做公务员。

    黎满庚没有到那乡政府去报到。他回到芙蓉镇的渡头土屋，帮着年事已高的爷老倌摆渡。本来就登得不高，也就算不得跌重。艄公的后代还当艄公，天经地义。行船走水是本分。

（摘自古华的《芙蓉镇》，有删改）

甲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

乙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万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节选自杨绛《老王》，有删节）

二狗砸船

杨友

    龙河堡村交通很不方便，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春、秋、冬三季在大蒲河上架木桥，夏季汛期到来之前把木桥拆掉，村里人进出和外村人来往就全靠一条木船摆渡了。

    渡船是村支部书记的弟弟金发自己打造的。

    金发每天在渡口摆渡行人，乘船的人上船下船不用付船费。到秋后新木桥架好了，金发的渡船也卧篙了。金发就开着农用三轮车在十里八村挨门挨户收“船粮”。这是老辈子人留下的规矩。造一条木船要花很多钱，一个精壮汉子天天在河上撑船也是很苦很累的活儿，大家在水面上走干道，舒舒服服地过了河，给些“船粮”也是应该的。外村人见金发来收“船粮”，都知道金发很辛苦，每家每户都给他舀上三斤五斤粮食，谁也不吝惜。对龙河堡本村金发就多收一些，因为本村人每天都要过河，还有到镇中学念书的学生，每天早出晚归两次乘船。对本村多收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金发每年摆渡一个洪水季节，到秋后能收一万多斤粮食，按市场价至少能卖五、六千块钱。

    后来，金发又把本村收取“船粮”的标准提高了，原来按每户收20斤，每个中学生加收20斤。到去年秋后就改为每户收40斤，每个中学生加收40斤。整整提高了一倍。金发说，现在物价上涨了很多，汽车票、火车票都翻几番了，提高船粮标准也是理所应当的。金发一下子把“船粮”标准提高这么多，龙河堡的村民们背后议论纷纷，骂金发发财心切黑了心，简直是宰乡亲们！但人们不满归不满，“船粮”还是顺顺溜溜地按新标准给了。

    村里有个小伙子叫二狗，二狗对金发的做法非常气愤。年轻气盛的二狗决定自己打造新船，跟金发唱对台戏，把贪心不足的金发挤垮！

    二狗说干就干，请了木工伐树锯板，一条新渡船很快就打造完了。于是，今年龙河堡村的河边渡口上就出现了两条渡船。二狗的渡船下水后，他在渡口上修了一个上船下船的码头，并在码头上树起一块牌子，上书几个醒目大字：“义务摆渡，不收船粮”。

    二狗手握篙竿站在船头上向金发那边张望，见金发的脸气得变成了猪肝色，二狗心里很是得意，嘴里便信口哼起了“咚咯隆嘀咚……”

    龙河堡的几十个村民来到河岸边，望着河边泊着两条渡船，一个个都把步子停了下来，人群与金发的渡船和二狗的渡船之间形成了等距三角。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越雷池半步。

    上哪条船呢？一张张茫然的脸色仿佛面临生死抉择一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犹豫归犹豫，毕竟要过河，必定要乘船，谁的两肋下也没长着翅膀。人们在久久地面面相觑后终于有一个人向金发的渡船走去。于是，大家便相跟着一齐奔了金发的渡船。金发一见这情景立刻长了精神！一脸灿烂的微笑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人们接应到船上。然后解开缆绳，长篙一点，渡船缓缓向对岸驶去。一连三次往返把岸上的人全都摆渡过去了，金发也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但金发心里却乐得直发痒，嘴里便悠然地哼起了小曲儿：“青山绿水好风光哟，情妹河边等情郎哟……”

    二狗一下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连三天，他的渡船冷落在码头边无人光顾，二狗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的事，乡亲们为什么要冷他的场？百思不解的二狗就想发火、骂娘！可是，跟谁发火呢？谁也没惹他。

二狗一气之下就把新打造的渡船砸碎了！

（有删改）

孤狼

屠格涅夫（俄）

    傍晚我打完猎，独自驾着一辆马车回去。距家还有七八俄里路，狂风猛地在上空怒号起来，随之电光一闪，雷声响开了，下起了倾盆大雨，四下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我躲到一个树丛下，耐着性子等待雨停。突然，在电光中瞥见大路上有一个高高的人影。

    “什么人？”一个响亮的声音问。

    “你是什么人呀？”

    “我是这里的护林人。”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

    “哦，我知道的！您是回家去的吧？”

    “是回家。可你瞧，多大的雷雨呀……”

    一道白晃晃的电光把这个护林人从头到脚照得通亮，紧接着响起急促而爆裂的雷声。雨下得倍加起劲了。

    “怎么办呢！”

    “要不，我带您到我家去吧。”他说。

    马车起动了。我们走了一大阵子，我的带路人终于停下脚步。“我们到家了，老爷。”他语调平和地说道，“嘎”地一声推开了篱笆门。

    护林人住的只有一间屋子，熏得黑黑的，很低矮，屋里空荡荡的。我瞅了瞅他。我很少看到这样帅气的汉子：他身材魁梧，宽肩膀，体形健美，从那淋湿的麻布衬衫里突露出结实的肌肉。

    我向他道了谢，并问了他的名字。

    “我叫福马，”他回答说，“外号叫孤狼。”

    “你就是孤狼呀？”

    我好奇地打量着他。我常常听到其他人谈论孤狼的事，附近的庄稼人都像怕火似的怕他。

    “原来你就是孤狼呀，”我重复了一句，“伙计，人家说你是什么人都不放过的。”

    “我是尽自己的职责，”他阴郁地回答说，“总不能白吃主人家的饭呀。”

    “怎么，你没有内当家的吗？”我问他。

    “跟一个过路的城里人私奔了。”他带着苦笑说。

    他走出去，“砰”一声带上门。我再次打量了四周，我感到这屋里比原先更显凄凉了。

    护林人进来了，坐在板凳上。“雷雨快过去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说，“要是您想回去，我送您出林子。”

    我站起身来。孤狼取过枪，我们一起走出来。雨已经停了。他突然说：“瞧，就趁这样的夜晚来偷。”可除了树叶的喧哗声外，我什么也听不出来。

    我们下到山沟里，斧子均匀的响声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朵。

    这时候天空越来越明净了，林子里也有点亮了。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沟。他弯下腰，举起枪，消失在丛林中。透过喧闹不已的风声，我隐约听到从不远处传来的轻微声响。“往哪儿跑？站住！”骤然响起孤狼钢铁一般的喊声，还响起兔子般的哀叫声……

    我朝那吵闹的方向奔去。我看到的是一个庄稼人：他浑身都湿透了，衣服破破烂烂的，长长的大胡子乱蓬蓬的。那里站着一匹瘦弱的马，马的旁边还停有一辆货车。

    “放了他吧，”我对着孤狼的耳朵轻声地说，“这棵树我来赔。”

    孤狼不声不响地用左手抓住马鬃，用右手抓住偷树贼的腰带。我们便往回走，好不容易才回到那座小屋。

    “我本来想把他关到贮藏室里去，”他指了指庄稼人继续说，“可是那门闩……”

    “让他待在这儿吧，别折腾他了。”我打断孤狼的话说。

    我在心里发誓，无论怎么得想法子放走这个可怜的人。在灯光下我可以看清他那干枯的皱巴巴的脸，倒挂的黄眉毛，惶惶不安的眼睛，瘦骨嶙嶙的肢体……

    “福马，”庄稼人猝然用低沉而衰弱的声音说，“哎，福马。”

    “你要干什么？”

    “放了我吧……是饿得没法呀……放我走吧。”

    “我可知道你们这种人，”护林人沉着脸说，“你们整个村子就是贼窝。”

    “放了我吧，”他又沮丧又绝望地一再哀求，“实在是饿得没法……孩子们哭着要吃的，真的没法子。”

    “我说了，不行。我也是做不了主的，东家会追究我的。”

    这个可怜的人垂下了头……孤狼打了一个呵欠，把头靠在桌子上。雨仍然下个不停。

    庄稼人猛然挺起身子，他那双眼睛冒出怒火，脸都涨红了。“那你就吃了我吧，你就掐死我吧。”他说。

    护林人转过身去。

    “你这家伙……我要治治你！”

    “我有什么好怕的？饿死，打死，反正是死。……可你呢，等着吧，会有受报应的时候！”

    “闭嘴！”护林人大喊一声，跨前两步。

    “我偏不闭嘴，”这个不幸的人继续说，“你这凶手，野兽……你作威作福长久不了，等着吧！”

    孤狼抓住他的肩膀，我扑过去救助那庄稼人。

    然而令我极为惊诧的是，孤狼一下子把绑着庄稼人胳膊肘的腰带扯掉了，打开门，把他推了出去。

    “带着你的马滚吧！”他朝庄稼人的背后喊道。

    院子里响起那庄稼人的马车轱辘的响声。

    “听，他走了！”他咕哝说，“下回我就不饶他！”

（节选自《猎人笔记》，有删改）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木鱼

周海亮

    冬子小时候，家里穷。不仅他家穷，全村都穷。不是吃不到米闻不到肉的那种穷，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那种穷。贫穷与饥饿贯穿了冬子的童年，即使现在想起，冬子的记忆深处，仍然是望不到尽头的饥饿。

    冬子九岁那年，村里有亲戚嫁女，娘带冬子去吃喜宴。临行前娘嘱咐冬子说，饭桌上一定要放开了吃，吃慢了，东西就没了。又说，千万别动桌上那条鱼，否则会被别人笑话。冬子问为什么，娘说那是条假鱼。鱼是木头雕刻而成，上面浇了汤汁，撒了葱花，盛在盘子里，端上桌，与真鱼别无二致。娘还说木鱼是栓叔的手艺，栓叔一晚上就能将一截木疙瘩变成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娘带冬子来到亲戚家门口，再次嘱咐冬子不仅要吃得快，还要尽量多吃。吃饱了，咱家晚上那顿就省了。她说。

    六个菜，一个汤，满桌人吃得像猪。普通的蔬菜，加几片肉，味道就完全变了。冬子听了娘的，快吃，使劲吃，却总是吃不饱。那条鱼摆在桌子中间，假如娘事先不说，冬子绝不会当它是一条木鱼。鱼浇了汤汁，撒了葱花和香菜，那是一条红烧口味的木头鲤鱼。亲戚家虽穷，但厨艺高超，据说能把一条鱼烹成七八种不同的味道。木鱼也能。不过仅仅是味道的样子。

    满桌人心照不宣。他们的筷子和汤匙伸向不同的盘子和汤碗，却绝没人去碰那条鱼。桌上很快只剩残羹冷炙，唯有那条鱼，仍然闪烁出诱人的光泽，散发出美妙的酱香。满桌人仍不散去，他们蘸着盘子里剩下的汤汤水水，啃着手里的黑面馒头，那也是平常时日难得的吃食。

    冬子有将筷子伸向木鱼的冲动。冲动那样强烈，有那么几个瞬间，他几乎无法自控。他强迫自己不去看那条鱼，可是鱼却顽强地游进他的眼睛，挠着他的喉咙。终于冬子做出令他和他的家人从此蒙羞的举动——他动了那条鱼。他甚至夹起撒在木鱼上的葱花，他甚至将那些葱花，直接填进嘴巴。

    他挨了娘的一顿巴掌。他受到村人的讥笑。以后很多年，他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他不仅仅是动了一条木鱼，更是动了乡村的规矩，动了主人的尊严。一条木鱼，没有人动，它便是一条色香味俱全的真正的鱼，便是富足和希望；动了，它便成为一个木头疙瘩，成为欺骗，成为乡间岁月的颓败与贫穷。

    那条木鱼挂在冬子的胸前，顶在冬子的头上，刻在冬子的脑门上，挤在冬子的心里，很多年挥之不去。

    后来冬子进城，吃了很多苦，终于成为一家水产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他几乎吃遍世界上所有的鱼，但童年里的那条木鱼，仍然时常游进他的心里，即使在梦里，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然后让他在醒来以后，充满羞愧。

    常跟娘说起这件事，娘说，是那时太穷了。冬子说，或许是。娘说，是你太无理了。冬子说，或许是。不过一个孩子动了一条木鱼，有什么大不了呢？冬子觉得，一条木鱼，绝不该让他背负这么多年的沉重。

    一次冬子去民俗博物馆，突然觉得那里面似乎缺少一条可以摆上餐桌的木鱼。他想为博物馆捐赠一条，馆长当然乐意。为这事冬子专程回了一趟乡下，他找到亲戚，问那条木鱼还在不在，亲戚找了很久，终于从一堆破铜烂铁里翻出来。木鱼上布满虫眼，却依然活灵活现。——一条木头雕刻而成的鱼远比一条河水里的真正的鱼，有着更为长久和顽强的生命。

    冬子带木鱼返回城里，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找一位匠人雕刻了一条鱼。他把新雕的木鱼送到博物馆，将真正的老木鱼拿回家，刷干净，加了底座，摆上桌子。

    生日那天，冬子调好汤汁，切好葱花，然后将那条木鱼，恭恭敬敬地端上餐桌。

    冬子对儿子说，吃鱼。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