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

冰心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

    她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信，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生理学实验室，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的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作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抗战前一个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望洋兴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气氛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聚会，同班们三三两两的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呆不下去了。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选自《冰心散文》，有删节）

二十年以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信任

陈忠实

    一场严重的打架事件搅动了罗村大队的旮旯拐角。被打者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现任团支部组织委员。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分、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虎。

    据在出事的现场——打井工地——的目睹者说，事情纯粹是罗虎寻衅找岔闹下的。一时间，这件事成为罗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人，那些四清运动受过整的人，关系空前地紧张起来了。一种不安的因素弥漫在罗村的街巷里……

    罗坤听他家里的说儿子打人了，打的还是罗梦田的儿子。他放下手里的犁头，径直朝梦田老汉的门楼走去。在罗梦田的院子里，他听到几个人在议论他，说他借权报仇。他一直想找梦田老汉谈谈，可罗梦田那倔性子，一看到他就躲得远远的，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罗坤在院子里叫了罗梦田，说当务之急是治大顺的伤要紧。罗梦田想到自己在四清运动中当了罪人，自己又搁不下面子承认自己的过失。听罗坤这么说，心里更加窝火，说棒槌打人手来摸，谁都会。这闷棍，打得罗坤不知所措，只得回家。回到家，又听到四清运动中被害过的大队长在吐心中的怨气。罗坤没管大队长，让他家里的拿了五十块钱，自己亲自到医院照顾大顺，临走前让团支书和治安委会调查此次打架斗殴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上报派出所。

    整整五天里，老支书坐在大顺的病床边，喂汤喂药，端屎端尿，感动得小伙子直流眼泪。梦田老汉对罗坤的一举一动都嗤之以鼻！做样子罢了！你儿子把人打得半死，你出来落笑脸人情，演得什么双簧戏！一旦罗坤坐下来和他拉话的时候，他就倔倔地走出病房了。及至后来看见，儿子和罗坤亲亲热热，把挨打的气儿跑得光光，“没血性的东西！”他在心里骂，一气之下，干脆推着车子回家了。

    第七天，伤口拆了线，大顺的头上缠着一图白纱布出院了。罗坤执意要小伙子坐在自行车后面的支架上，小伙子怎么也不肯。“你的伤口不敢挣！医生说要养息！”罗坤硬把小伙子带上走了。

    “大叔！”大顺在车后轻轻叫，声音发着颤，“你回去，也甭难为虎儿……”

    “在你受冤的这十多年里，虎儿也受了屈。和谁家娃耍恼了，人家就骂‘地主’，虎儿低人一等！他有气，我能理解……”

    罗坤心里不由一动，一块硬硬的东西哽住了喉头，只觉两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鼻梁两边流下来，嘴角里感到了成腥的味道。

    我回去要先找虎儿哩！他不理我，我偏寻他！”小伙子说，“我们的仇不能再记下去！”沿着枝叶茂密的白杨大路，罗坤像得了某种精神激素，六十多岁的人了，踏得车子飞快地跑，后面还带着个小伙子哩。

    罗坤推着自行车，和大顺并肩走进村子的时候，就看到闹哄哄的，是派出所来抓罗虎。姜所长告诉罗坤，经上级公安部门批准，要对罗虎执行法律：行政拘留半个月。罗坤对姜所长说：“按法律办！那不是打击，是支持我工作！”

    民兵把罗虎带进办公室里来，小伙子立眉竖眼，直戳戳站在众人面前，毫不惧怕。直至所长拿出了拘留证，他仍然被一股气冲击着，并不害怕。

    罗坤瞧一眼儿子，转过脸去，摸着烟袋的手，微微颤抖。

    就在民警把虎儿推出门的一刹那，一直坐在墙角，瞪着眼、噘着嘴的贫协主任梦田老汉，突然立起，扑到罗坤当面，一扑踏跪了下去，哭了起来：“兄弟，我对不住你……”

    罗坤赶忙拉起梦田老汉，把他按坐在板凳上。梦田老汉又扑到姜所长面前，鼻涕眼泪一起流：“所长，放了虎娃，我……哎哎哎……”

    这当儿，在门口，大顺搂着虎儿的头流泪了，虎儿望着大顺头上的白纱布，眼皮耷拉下来，鼻翼在急促地扇动着。

    虎儿挣脱开大顺的胳膊，转进门里，站在爸爸面前，两颗晶莹的泪珠滚了出来：“爸，我这阵儿才明白，罗村的人拥护你的道理了！”说罢，他走出门去。

    罗村的干部们重新在办公室坐下，抽烟，没人说话，又不散去。社员们从街巷里、大路上也都围到办公室的门前和窗户外，他们挤着看党支部书记罗坤，那黑黑的四方脸，那掺着一半白色的头发和胡茬，那深深的眼眶，似乎才认识他似的。

    罗坤坐在那里，瞧着已经息火而略显愧色的大队长，和干部们说：“同志们，我们罗村的内伤不轻！人心不齐，你防我，我防你，怎么搞生产？怎么实现机械化？我想，做过错事的人会慢慢接受教训的，我们挨过整的人把心思放远点，不要把这种仇气，再传到咱们后代的心里去！”

    “罗村能有今天，不容易！咱们能有今天，不容易！我六十多了，将来给后辈交班的时候，不光交给一个富足的罗村，更该交给他们一个团结的罗村……”

    办公室门里门外，屏声静气，好多人，干部和社员，男人和女人，眼里蓬着泪花，那晶莹的热泪下，透着希望，透着信任……

（有删改）

卧铺

阿城

    第一次坐火车的卧铺，我心跳着进了卧铺车厢。嗬，像现代化养鸡场，一格一格的，三层到顶。我是中铺，下铺是一个兵，头剃得挺高，冲我笑笑，问：“你到哪儿？”河南人。对面下铺一位老者听说我去南方，就说：“南方还暖和，北边儿眼瞅着冷啦。您瞧这位同志，都用上大衣了。”河南兵一笑，说：“部队上发了绒衣裤儿，俺回家探亲，先领了大衣。”

    开车铃声响了。呆了一会儿，又慢慢来了一个挺年轻的姑娘。

    那姑娘拉平了声儿说：“谁的？别放在人家这里行不行？”我把提包放在我对面的中铺上了，于是赶紧提下来，说：“对不起，忘了忘了。”姑娘借着窗玻璃，理了一下头发，脱掉半高跟儿鞋，上了中铺，打开书包，取出一本儿书，立刻就看进去了。河南兵坐得很直，手捏成拳头放在膝上，脸红红地对我说：“学文化哩！”

    车开了。那老者拉了毯子睡下。河南兵仍旧坐得很直，我正想说什么，就听车厢过道口闹起来。河南兵伸出头去，说：“敢是俺的战友儿看俺来？”他们这一吵，惊动了卧铺车厢的人，上上下下伸出头来，睁着眼问：“怎么了？”那个结实兵一边走一边挥着手，说：“没啥，没啥。俺们到俺们战友儿这儿来看看卧铺是个啥样子。”大家笑起来，又都缩回去。

    我问：“就买了一张卧铺？”河南兵红了脸。结实兵粗声大气地说：“俺这位战友儿的娘才有意思来！坐过几回火车儿，就是不知道卧铺是个啥样子，来信问他当了兵可是能坐卧铺儿？俺这位战友儿硬是借了钱买了一张卧铺票儿坐，回去给娘学说。俺们讲说沾个光，也来望望，回去也给俺们家里人学说。”说到这里，中铺的姑娘扭动了一下。仍旧看书。河南兵赶忙说：“你小声儿说话不中？这卧铺里的人净是学文化的，看惊动了。”结实兵这才发觉中铺躺着一个姑娘，笑着打了河南兵一拳：“你小子坐卧铺儿不说，还守着个姑娘，看美得你！”姑娘使劲动了一下。河南兵臊红了脸，说：“你不敢乱说！”结实兵很高兴地回去了。其他的兵一个一个地来，都很仔细地瞧那个姑娘的背影，倒不像是看卧铺来的。

    参观完了，河南兵显得挺累，叹一口气，从挎包里摸出一个苹果，递给我说：“你吃。”我急忙也拿出一个苹果说：“我有。”推让了一会儿，互相拿了对方的。有闲没盐地聊了半天，都说睡觉吧。河南兵扯出军大衣，问我：“你盖？”我说：“铺上有毯子。”

    上了中铺，我看那边的姑娘已不再读书，蜷起身子睡着，瞄了瞄老者，正是香甜的时候。我头冲窗子躺下，后半夜，裹紧了毯子，真有点冷。

    大清早，忽然被一声喊叫吓了一跳：“这是谁的呀？这么大味儿！”我连忙扭头去看。只见那个姑娘半撑着身子，用拇指和食指拈起一件大衣的布领子，往外拽着。

    车厢的人闻声过来好几个，睁着眼看那姑娘。那老者躺在下铺，立屈着腿说：“姑娘家说话好听点儿！半夜看你冷，替你盖了，怎么就脏了你？总比冻着强吧？”河南兵从底下冒出来，后脖子也是红的，说：“醒啦？大衣是俺的哩。”看热闹的人都笑起来，散回去。

    我下到下铺，只见河南兵叠他的大衣。放在枕头上，又抻，又抹。我笑着说：“你的大衣有什么味儿？”河南兵也不回头，说：“咋会来？许是他们借穿照相？那么一小会儿，不会串味儿来！”

    我抬头看了看姑娘，姑娘低了头，僵坐在中铺。女子早上没有梳洗大约是最难看的时候。老者不说话，只用手轻轻拍着膝盖，噘起下嘴唇儿。我呆不自在，就洗漱去了。回来一看，三个人还在那里。

    我问河南兵：“你不洗洗？”河南兵这才抬起头来：“俺不洗了，到了家，痛痛快快用热水洗，娘高兴哩。”我说：“也不能叫老婆看个累赘相呀。”河南后说：“哪儿来老婆？”我说：“当了兵，还不是有姑娘想跟着？”河南兵说：“咋说哩！俺借钱坐卧铺儿，东西买少了，怕是人家不愿意哩！”老者笑着说：“将来当了军官，怕啥？”河南兵看了看姑娘：“军官得有文化哩。”

    姑娘正慢慢下来，歪着腰提上鞋，拿了手巾、口缸去了。半天回来，低头坐在下铺，不再看书。老者问她到哪儿，她借答话，看了一眼河南兵，又低下头去。河南兵掏出苹果让大家吃。我把到手的一个转给姑娘。姑娘接了，却放在手里并不吃。我问河南兵：“你的刀呢？”河南兵以为是说昨天的事，就说：“武器离了部队就收，不方便哩。”老者扭脸对姑娘说：“洗洗吃吧，不脏。”姑娘更埋了头，我赶忙把我的刀递过去。姑娘接了，拿在手里慢慢地削。削好，又切成几瓣儿，抬起头，朝大家笑一笑，慢慢地小口儿小口儿吃起来。

（有删节）

把手

张承志

    那一年在玉树的巴塘马场，我骑着一匹河曲走马，在暮色苍茫之际赶路。刚刚十九岁的我，骑着那匹“嘎石德乐”（褐色黑鬃嘴微白），渐渐有一丝不安。我绷紧的神经一直在对付它，而我愈来愈觉出来：我驾驭不了它。

    那匹马很凶。显然吃饱了豌豆和豆饼的它盘算着怎么挣脱我。我只能死命拉紧嚼子，但勒得马头高仰，马的脾气更被惹起来了。不得已时我看准地势，在上坡时踩稳夹紧，几次松开缰绳。一霎间马如炮弹，只感到它从胯下蹿出，猛地身下抽空，只剩两脚与马连着。

    我死命夹着马腹，踩住脚蹬，风呼呼地灌进耳朵。即便冲向坡上，蹄音仍然密如鼓点，转瞬到了山顶——我倒抽凉气，决死地使劲勒紧马缰，逼它小步走着下山。马头几乎被我扯得转到怀里，若没有嚼铁，我猜它会回头咬我3就这么，它圆睁着眼，神情恐怖，我唯有勒紧缰绳，几乎喘不过气——①就在人马角力之间，暮色沉降山峦背后，四野陡然暗了。

    马头忽左忽右地挣扎，我着意控缰骑稳，绕过高寒草滩密布的草疙瘩，两膝被潮湿的蒿草唰唰擦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刚才是朝着那个山凹，后来朝左，又绕向右，回家的方向是……迷路以后，马似乎比人更显得急躁。它挣扭着我手里的牛毛缰绳，甩着两个穿着锃亮蹄铁的前脚，狠狠地踩着草地。

    ——②“噗噗”的两声溅在肩头：好像，要下雨了！我的心一下乱了。一迟疑，手松了，嘎石德乐猛地把头一低，疯狂地挖开铁蹄蹿了出去，若不是鞍子备得牢，我连在鞍子上，它会把我和鞍子都甩在屁股后面——我忙扯缰，已不可能，马劫掠着我，向着空旷草滩嗖嗖驰骤，呼呼的风灌进耳朵。

    我想歇息一下，索性放开了它。心里这么一想，力气就抽掉了，我无奈也偷空地放松了姿势，一口气冲过了平川。马跑累了，松开了死咬住的嚼铁，步子也缓和下来。我重新勒缰，昏茫的视野里，隔着一片草疙瘩，前面是一道石头砬子裸露的山梁——那个山梁，我有印象，就在我们帳篷的西边。

    我长长嘘了一口气，换个姿势歪坐鞍上。走了两步，突然发现，马打了个响鼻仰起头来，它的前腿，正陷进草地。

    蹬着脚蹬的靴子下面，就是黑油油翻起的泥巴。

    陷入沼泽，不是别人而是我，正在一丝丝地下陷。丑恶的污泥正挣破草皮，凶险地翻动着从马的膝盖一分分露出头来，我攥着缰绳的手硬了。

    ④恐怖像一个魔鬼抱住了我。我想喊叫，但知道没谁会听。我想下马，但下面是泥潭。我好像从嗓子眼里呜呜哭了一声，又不觉止住了。只有胯下的狂傲的对曲走马，它呼呼喘着粗气，挣一下，腿拔出来，又停一下，再陷下一点。

    我只有竭尽全力，勒住缰绳，嘎石德乐也借着我的拉扯，愤怒地高昂马头，一次次地奋力跃起。

    它猛地挣扎一跳，两条前腿一霎跃出了泥巴露出来，但落下时又噗咚一声踏回原地，陷得比刚才更深！时光一刻刻地流逝，我不知是已经绝望还是一念侥幸，脑子已经不会思索，我唯有死命地抓紧缰绳，扯高马头，好像我只有通过缰绳，为身下的马助一臂之力。③又是一阵噗噗的雨点落下，天色更加阴沉，四野已昏黑难辨。

    又陷下去一层，我的靴子连同马镫，咕的一声没入了泥浆！马绝望了，它罕见地嘶了一声，在淹到腹部的泥里猛地转了一个身。

    我们的眼前，对准了一个草疙瘪。我突然，不，是马突然意识到这个草疙瘪应该是干燥的。不知是什么使我重重地一扯马缰，仿佛在腔子里喊了声什么。就在那一刹，马踢起前腿，猛地一跃，两条前腿同时落在了那草疙瘩上。

    攀住了！

    那一瞬仿佛立刻就要再滑回泥里，但那个草疙瘩是神异的，它不仅没垮塌而且意外的结实。就在马的两腿私住草丛尚未滑落的一刻，我死命一抖缰绳一磕马腹——

    胯下的河曲走马，我生命的私人密友，前腿抓住草丛，身躯弓着，又是一跃！……我们跳出了沼泽，站在了硬硬的草地上。

    留意踏着一个个的草疙瘩，我学会了辨别干燥草原和湿地，也学会了寻找生存的路径。当借助一个个隆起草滩的疙瘩草丛，登上了那道石砬子的山梁以后，我不禁回头，想寻找刚才救了我们人马两命的，那个草丛。

    但一望迷蒙，什么也看不见了……

    后来偶然一次，我和一个藏民聊起了这件事。他笑着说，这是每一个吐蕃男人都经历过的事。不仅在巴塘，哪怕你跑到松潘，一直跑到阿里，尤其在若尔盖大草地，绿油油的草地下面，到处都有暗藏的泥潭。

    “若是跳不出来呢，人就会陷进去死掉么？”我问。

    “被沼泽吃掉的可怜人有哟，要是他抓不住佛伸给他的手。”豹皮帽下，安多汉子睁着清澈的眼睛，直视着我。

    我庆幸沼泽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可怜人，嘎石德乐攀住了草瘦疼。不，应该是有一只手向我伸来，然后我终于抓住了它。就像那天巴塘的独骑，今天我依然胯下骏马，继续着一世一度的长旅。我再也不会松开——这是最简单的、也是终极的把手，它是知识在终点之上、也是人在限界上的抓揽。

（选自《山花》2018年第5期，有删改）

    这一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多功夫，就被父亲有点神秘地叫到院子里，孙玉厚把刘玉升要重建庙宇的事给儿子大约说了说。

    “我上了二十块布施。我品玉升的意思，想叫你多出点哩，因为你这二年赚了几个钱……”孙玉厚咄讷地对儿子说。

    孙少安有些生气地巴咂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怎能出这号钱哩？就是你也不应该出！”

    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你娃娃不敢这样！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来！咱又不在乎那么两个钱。万一……”

    “万一怎？”少安看着父亲的可怜相，强硬地说：“我不会出这钱！哪里有什么神神鬼鬼！神鬼就是刘玉升和金光亮！他们愿干啥哩，和咱屁不相干！”

    第二天上午，少安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瞧瞧他的宝贝儿子。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他很想在外面悄悄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

    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情绪，一个人慢慢溜达着。

    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

    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

    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甲）院子里蒿草长了一人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上过学的地方！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

    “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仰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想：是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升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

    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奋的颤栗！

    “好，你刘玉升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它个对台戏！”

    孙少安旋即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外的原二队饲养院。他蹑手蹑脚来到“教室”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他鼻根一酸……

    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步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中去念书。

    他直接去找他的朋友金俊武。俊武听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也很兴奋，立刻表示他将全力支持他办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少安表示，他准备拿出一万五千元。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

    当天晚饭后，少安也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了自己的打算。

    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出，却拿这么一大笔钱修田福堂炸山打坝震坏的那个破学校！

    出乎少安意料的是，平时勤俭的妻子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敲定了。

    当天夜晚掌灯时分，少安一个人爬上了庙坪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楞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噢，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煎熬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

    （乙）月亮是这样的皎洁，夜是这样的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东拉河却依然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重建学校的事件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于是，双水村出现了“今古奇观”：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升、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支持的态度。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五十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