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购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来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

——王申《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

材料二：晚清以来，西方近代选举概念起初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刊印的各种报刊、书籍，其中一些介绍西方人文风情、政治选举或者民主制度的资料逐渐被一些士大夫们整理引用，构成了《海国图志》等著作中的西方民主政治知识主要来源。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对应的概念。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蕴含深刻的文化喻义，与近代中西、中日间文化权势转移的大趋势相关联。

——摘自刘斌《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

材料一  甲午战后，严复提出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1898年，康有为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1903年，康有为表示“有竞争则不能平等，则人人不能皆强……于是有弱者矣，于是有危者矣”。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49)》等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1917年1月，胡适表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918年11月，李大钊指出欧战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919年5月4目，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示威，提出“外争国权、肉惩国贼”等口号。同年6月5-11日，上海参加罢工的工厂企业达50多家，参加罢工工人前后有六七万人。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