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怀念于北山先生

莫砺锋

    ①于北山先生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一个农家，幼年就读私塾，抗战时投笔从戎。1950年起先后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和南京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尽管课务繁重，生活艰辛，但他始终坚持从事著述。请看他在儿子心中留下的背影：“居所并不宽敞，书房与卧室连为一体，夜半醒来，总见家君伏案写作之铁铸身影，总见家君以微笑回答我与家母的劝语。”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于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陆游年谱》的撰写。

    ②《陆游年谱》刚刚定稿，于先生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的撰写和修订。没想到一场浩劫突然降临，他在红卫兵的关押下失去自由，家里也屡遭抄掠。要是《杨万里年谱》的书稿被红卫兵发现，肯定会被焚为灰烬，还会成为于先生“宣扬封建文化”的又一条罪证。这部长达50万字，装订成10册的原稿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完全是于先生夫人马熙惠女士的功劳。对此，于先生在《杨万里年谱》的后记中有深情的回忆：“那时，熙惠在家，老病缠绵，只身苦撑灾难。在日日夜夜担心我的生死问题之外，同时暗下决心，保护这部书稿，不忍轻易地让它化为劫灰。因为她深深知道，我为它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几年如一日的精神消耗，心血凝聚，是得来不易的。几经考虑，索性把它投掷于走廊上煤炉旁边的火具筐内，覆以破纸杂物，与竹头木屑为伍。几年中，‘造反派’常是不速之客，但贪婪攫取的目光，却从来不屑扫射这个破筐。就这样，这部书稿才幸逃恢恢劫网，成了我仅存的青毡故物。”

    ③1978年，于先生调入淮阴师专中文科，总算恢复了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工作岗位。此时大地回春，万象复原，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是一项罪行了。于先生带着兴奋的心情重新开始著述，他赠给本校同仁周本淳教授的诗中有句云“天禄陈编资校理，喜看奋笔答明时”，明要与后者以此共勉。于先生恢复了横遭压抑十余年的热情和勤奋，在生命的最后九年中，争分夺秒地对三种年谱进行大幅度的增补、订正。例如早已出版并广受好评的《陆游年谱》，他重写、改写的按语竟多达400余条，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杨万里年谱》的原稿在家中搁置多年，字迹已有些模糊不清，就在增补的同时重新誊录。

    ④予生也晚，从未见过于北山先生。《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三册书的封二勒口都印着他的半身小照，红彤彤的脸膛，结实的身板，颇像一位老农。其面部神情也颇似老农，憨厚、和蔼地微笑着，但掩不住岁月风霜的痕迹。于先生自称“幽燕之士钝如槌”，自属谦词，但也堪称夫子自道。在我看来，“钝如槌”意味着鲁钝、质朴，也意味着诚实、坚强。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从事著述绝无功利目的，而是发于对学术的衷心热爱，否则的话，在那个“白专道路”成为畏途的时代，身为中学教师的他何必要冒着风险自讨苦吃？惟其“钝如槌”，于先生治学时绝不投机取巧，而是扎扎实实地下笨功夫，否则的话，三部书稿何以耗费三十多年的心血？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下笔时绝无哗众取宠之心，而是实事求是地撰写古代诗人的“实录”，否则的话，以先生掌握材料之富，理解文本之透，为何不像时人这般写出一堆“宏论巨著”？惟其“钝如槌”，于先生将曾获前辈学者罗根泽、汪辟疆先生指导之事在后记中郑重道出，否则的话，三书出版时两位前辈早已作古，当年请益之事，除于先生本人外又有何人知晓？……《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合在一起，厚约三寸这与时下某些动辄“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于北山先生生前从未获得任何“项目”的支持，也未获得任何级别的奖励，这与时下某些项目无数、获奖频频的学者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正推动学术前进的却是前者而决非后者。兴念及此，我凝视着于北山先生的小照，崇敬之意从内心深处油然而起。

（有删改）

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人生也如跨栏

    人生也如跨栏。

    毫无疑问，曾经的“跨栏王”刘翔一路跑来可谓顺风顺水，意气风发。

    13岁时他获得上海市少年田径锦标赛乙组冠军，19岁打破男子110米栏亚洲纪录，并打破和刷新了保持长达24年之久的110米栏世界青年纪录；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以12秒91平了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田径项目上的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2006年7月12日，他以12秒88的成绩获得瑞士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金牌，并打破沉睡1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2007年8月31日，在日本大阪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决赛上，他又以12秒95获得冠军，从而成为首个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男子110米栏大满贯得主。

    然而，当古巴田径运动员戴伦·罗伯斯2008年6月13日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中跑出了12秒87．打破了刘翔创造的12秒88原世界纪录，人们满怀期望刘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罗伯斯一决雌雄卫冕冠军时，刘翔却因伤退出了比赛，冠军由罗伯斯夺得。

    雄鹰折翅，刘翔一下子从“神坛”跌落下来。懦夫！骗子！装病！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虽然大部分人满是宽容、同情和理解，但谩骂、质疑和轻视仍长期弥漫。

    其实，刘翔的脚伤已积重难返，北京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他是咬牙硬挺着的。北京奥运会在候场时他狠狠地用右脚踹墙壁，以痛止痛。在休息室里，师傅、指导和队医，三个人摁住他的脚，在他右脚跟腱处不停敲打，让疼痛处麻掉。当时他鬼哭狼嚎地叫，整个身体都在发抖，浑身直冒冷汗。

    这些外人怎能知道。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谁让你是英雄。

接下来是治疗脚伤，远赴美国。

    他躺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克兰顿惊呼：“你是怎么坚持的！？翔，你知道吗，跟腱处的伤势，就等于你的鞋底里藏着很多小沙子，你天天踩着他们训练、比赛，你，太不可思议了，你太幸运了，否则早就可能倒下了……”

    其实，刘翔本来早就要“倒下”，“刘翔加油”、“刘翔哥哥加油”， 及至“刘翔叔叔加油”，

    让他很感动，他不想大家失望，所以他一直在勉强坚持。

    经过治疗和康复，2009年9月20日，黄金联赛上海站，刘翔以13秒15拿到亚军，但他心中的那口气还是顺不过来。他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进一步突破了，“我脚不行了，我不想比赛了，我只想混到退役算了……”

    “我们也不要求你太多，你还年轻，要学会珍惜。你现在退役我们也没意见，但是这个结，只有你自己去解开。你要记住，人的一生要跨过无数的栏，你现在所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一夜，父子俩泪眼相对。父亲的这些话，刘翔牢牢地铭记在心间。

    2010年5月23日晚，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刘翔只跑出了13秒40．名列第三，甚至还排在史冬鹏之后。

    对此，刘翔并不沮丧。他深知，他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他现在不是在和别人比，是在和自己跑。于是，他与师傅孙海平开始了一段从零开始的真正复兴。他们又两次赴美进行康复治疗。20多天的美国训练，刘翔瘦了8斤。之后是科学的、系统的、大剂量的训练，刘翔也跑到过13秒以内。师傅说：“重夺世界冠军，这不是白日做梦。”

    2010年11月24日，经过27个月的沉寂和洗礼，在第16届亚运会上，刘翔有保留地以13秒09打破110米栏亚运会纪录实现三连冠，外界齐声高呼“王者归来”。刘翔说，这枚金牌，这个成绩，意义非凡，不亚于雅典奥运会的那枚金牌。刘翔豪气十足地向罗伯斯下战书，要把世界纪录抢回来。

    人生是在跨栏，只有鼓足勇气、豪情满怀地跨越挫折、失败和心灵障碍的栏架，才能跃上辉煌之巅。

选自《哲理》2011年第四期

李静涛《百年舂锄不言休》

    我国学术界曾将饶宗颐与钱钟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在钱钟书心中，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则直呼“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是潮州首富，又是当地著名学者。饶锷致力于考据学，家中藏书10万卷。他为儿子取名“宗颐”，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便教他诵读经典。10岁时，他已经阅读了《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古籍，并跟随名师学习，打下了绘画、书法和古文的深厚根基。

    1930年秋，14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当时在潮州能考上金中的，都相当于“举人”，享受礼遇。但饶宗颐觉得“在学校获益不大”，入学后没多久，就回家自修，开明的父亲并未反对。16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 “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在这两者之中我选择了书籍。”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潮州艺文志》，踏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曾在中山大学任艺文纂修，同时加入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潮州沦陷后，饶宗颐不得不辗转于广东香港之间。父母早逝，战乱动荡，让他较早地参透何为心无挂碍。他一生面对逆境，往往比较达观、超然，心态平和，乐观向上。

    在香港，饶宗颐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1952年，并无大学学历的他受聘成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饶宗颐主讲目录学、文字学、《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他的潮州话、普通话与粤语都能讲得流畅标准，受到学生欢迎。港大授课之余，饶宗颐还前往新亚书院讲授“老子”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敦煌学。

    饶宗颐不喜欢政治，专心治学。他将著述又涉政的人称为“早达”，“忘文学而求‘名’，不知道名之为‘害’”。但他也关注世道人心。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饶公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字很大，每个约一平方米，由香港政府出资，按照原始尺寸，在大屿山建了“心经简林”，来安抚市民的心灵。现在已是香港市民寻求心灵慰藉的一个重要去处。

    在日常生活中，饶宗颐为人谦虚，待人真诚，就是陌生人想与他讨论问题，他也会热情交流，不会高高在上。他对“国学大师”“一代通儒”等称呼表示不敢当。2003年，香港大学设立饶宗颐学术馆，他给学术馆取名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意思为“这是香港大学里面的一间小学校，我在这里做点小学问”。

    1954年，饶宗颐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同年到剑桥出席第二十三届东方学国际会议并发表了论文《老子想尔注》，从此引起了西方的注意。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邀请他到巴黎整理敦煌经卷资料，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饶宗颐系统地研究了道教文献资料，并出版了《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填补了学术空白。这本书引发了欧洲研究道教的热情，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还把此书定为研究生必读教材。戴密微很欣赏饶宗颐诗、词、赋方面的才情，曾邀他同游瑞士。1962年，经戴密微力荐，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饶宗颐1949年离开大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乡的思念愈加强烈。藉由中山大学邀请，63岁的饶宗颐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感慨地说：“我从小读过很多地方志，对各地的地名很熟悉，可是大陆很多地方还没去过。”他下定决心，要在晚年游历祖国。饶宗颐前往莫高窟考察，虽然他以敦煌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此前却从未到过莫高窟。饶宗颐在火车上一路凝望着窗外，同行者问：“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有什么好看的？”饶宗颐回答说：“我正等着海市蜃楼的出现。”离开敦煌后，饶宗颐又到了西安、洛阳等历史名城，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仔细地考察每一样藏品，有时候还要到库房里看。

    进入新世纪以来，他被尊为国学泰斗，今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饶宗颐，称赞他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

    不论何时，饶宗颐都像他自比的那样“辛苦待舂锄”，百年不休，他曾说：“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

【相关链接】①我（饶宗颐）特别喜欢一句话，“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里的“万古不磨”，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自在”是佛教的话，就是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在之心。（肖莹《饶公印象记》）②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晓中、英、法、日、德、印度等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因此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过去不少人以为他的艺术创作只是治学之“余事”，但近30年来，他在书画创作上新法迭出，业界公认其成就绝不在学术之下。

（刘伟忠、姜舜源《一代通儒饶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