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

梁实秋

   ①我要说的脸谱不是旧剧里的所谓“整脸”“碎脸”“三块瓦”之类，也不是麻衣相法里所谓观人八法“威、厚、清、古、孤、薄、恶、俗”之类。我要谈的脸谱，乃是每天都要映入我们眼帘的形形色色的活人的脸。

   ②人的脸究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否则也就无所谓谱。就粗浅的经验说，人的脸大别为二种，一种是令人愉快的，一种是令人不愉快的。凡是常态的，健康的，活泼的脸，都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脸并不多见。令人不愉快的脸，心里有一点或很多不痛快的事，很自然的把脸拉长一尺，或是罩上一层阴霾，但是这张脸立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立刻把这周围的气氛变得阴霾。假如在可能范围之内，努力把脸上的筋肉松弛一下，嘴角上挂出一颗微笑，自己费力不多，而给予人的快感甚大，可以使得这人生更值得留恋一些。

   ③我永不能忘记那永长不大的孩子潘彼得，他嘴角上永远挂着一颗微笑，那是永恒的象征。一个成年人若是完全保持一张孩子脸，那也并不是理想的事，除了给“婴儿自己药片”作商标之外，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不过赤子之天真，如果在脸上还保留一点痕迹，这张脸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有贡献的。令人愉快的脸，其本身是愉快的。这与老幼妍媸无关。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上面漾着充沛的活力，便能辐射出神奇的光彩，不但是光，还有热，这样的脸能使满室生春，带给人们兴奋、光明、调谐、希望、欢欣。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如果恹恹无生气，我们也只好当做石膏像来看待了。

   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游戏：早起出门，留心观察眼前活动的脸，看看其中有多少类型，有几张使你看了一眼之后还想再看？

   ⑤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进入仕途的人往往养成这一套本领。对下属道貌岸然，或是面部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得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全变成曲线条；如果见到更高的上司，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帘子脸是傲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对于某一种人是少不得的。

   ⑥不要以为脸是和身体其他部分一样的受之父母，自己负不得责。不，在相当范围内，自己可以负责的。大概人的脸生来都是和善的，因为从婴儿的脸看来，不必一定都是颜如渥丹，但是大概都是天真无邪，令人看了喜欢的。我还没见过一个孩子带着一副不得善终的脸，脸都是后来自己作践坏了的，人们多半不体会自己的脸对于别人发生多大的影响。

   ⑦难看的脸是到处都有的。在送殡的行列中偶然发现的哭脸，作讣闻纸色，眼睛肿得桃儿似的，固然难看。一行行的囚首垢面的人，如稻草人，如丧家犬，脸上作黄蜡色，像是才从牢狱里出来，又像是要到牢狱里去，凸着两只没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也令人心酸。还有一大群心地不够薄，脸皮不够厚的人，满脸泛着平价米色，嘴角上也许还沾着一点平价油，身穿着一件平价布，一脸的愁苦，没有一丝的笑容，这样的脸是颇令人不快的。但是这些贫病愁苦的脸，还不算是最令人不愉快，因为只是消极的令人心里堵得慌，而且稍微增加一些营养（如肉糜之类）或改善一些环境，脸上的神情还可以渐渐恢复常态。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来吃得饱，睡得着，红光满面的脸，偏偏带着一般肃杀之气，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看你的时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儿似的，冷不防抬起眼皮给你一个白眼，黑眼球不知翻到那里去了，脖梗子发硬，脑壳朝天，眉头皱出好几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沟─—这样的神情最容易在官办的业务机关的柜台后面出现。遇见这样的人，我就觉到惶惑：这个人是不是昨天赌了一夜以致睡眠不足，或是接连着腹泄了三天，或是新近遭遇了什么闵凶，否则何以乖戾至此，连一张脸的常态都不能维持了呢？

（节选自《雅舍小品》，有删改）

水乡戏台

祝勇

    假若绍兴的一切都将在记忆中隐去，我相信最后余下的，定然是一座戏台。

    绍兴旧府八县，可以说村村有戏台，几乎每隔一二里，甚至半华里，就有一座戏台，组成一张戏台的网络。当年的乡土绍兴，弹唱声密集，无论何时，总会有一座戏台在演戏。当大地陷入沉寂，悠扬婉转的唱腔却此起彼伏。所有的戏台同时开演，定如无数朵焰火同时在黑夜里绽放，成为一场无比盛大的感官盛宴。这里把戏台称为“万年台”。那些古老的戏台，依旧是现实的一部分，戏台上的角色，依旧眉目清晰。

    那些临河而建的水上戏台，它们将自然之美与人的智慧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如春天骤雨后的茶园，有着贴心贴肺的清雅。烟波浩渺的近水远山，那一座戏台就成了近景，在视线里聚焦。它们是真实中的幻景，是真正的“海市蜃楼”。它们有的正面立于水中，仅有一面傍岸，以减轻水流的冲击，也有的跨河而立，完全凌驾在河面上——四根柱子架在河的两岸，柱子间铺上台板供演戏，观众看不见台板，感觉上面人影摇荡，演绎出无限的风流，更像是一场轻梦。鉴湖上有座钟宴庙戏台，至今留存。这座戏台的台基均在水中，仅有左方的古柱靠近岸边。远远地，就能看见它伸展的挑角，如一只蝴蝶，在风中张大了翅膀，让人相信它的轻盈，永远不会在水面上沉没。无论水上，还是岸边，人们都可以同时欣赏同一出戏。

    乌篷船，天下闻名。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打鱼人的家。因此，对于行舟者来说，客栈通常是多余的，但他们需要戏台。唯有那些轻灵俊秀的水上戏台，能够成为它们真正的停泊之地。所有的河道，都将通向戏台。这意味着在绍兴的“地面”上不会有真正的陌生人，因为所有的陌生人，都注定在戏台前聚合，所有人的情感，也都将在戏台前交叉。在弯曲的河道上，戏台有节奏地错落着，与水上生活的节奏相呼应，在行舟者的前方出没，安放在每一个需要它的夜晚。

    在鲁迅所有回忆绍兴的文章中，故乡常成为中国乡土愚昧落后的负面象征，显现出阴冷、灰暗的质感，如一块均质的岩石，无法穿透，唯有戏台却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在风雨如磐的故园，戏台上的灯光，几乎成为他少年记忆里最宝贵的光源，照亮了他的记忆，也照亮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少年记忆。透过鲁迅的目光，无数中国人看见了那座戏台……曲终人散，每个人都转身走进自己的戏。戏台上的风流俊雅，无限缠绵，收束进岸上的楼窗，河中的船影。狭长的石板路、层出不穷的石桥、悠悠荡荡的乌篷船，他们的戏台无处不在。只不过没有人把他们的戏文写下来，我们无从得知而已。戏台上的忠奸争斗、征战杀伐，也慢慢融入了观看者的血脉，变成遗传基因。戏台上下，不仅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更构成一种轮回关系，戏台与看客，戏文与生活，翻覆颠倒。观众和角色可以互换，戏台下的观众一扭身，就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戏台，变成角色，呐喊或者语丝，都是他们的唱词。

    这座城就是一座戏台、一个巨大的发声体，风吹过、雨打过、脚步走过，都会发出奇妙的声响。它收纳了自然的笙箫和历史的烟云，既性感，又立体。作为北方人，我听不懂绍兴话，更无法听懂戏文，但我依旧觉得自己能够“懂”。我想象着越王勾践用古老的绍兴话发出的复仇誓言；想象着西施、范蠡在绍兴话里谈情说爱；“五四”时代的文学热涌中，假如没有了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黄酒般浓郁的绍兴口音，也会变得索然。因为那戏台，就是一部老式录音机，漫长的河道，就是咿咿呀呀反复播放的旧磁带，它们“合作”，呈现出有声音的历史。有了这些声音，书本上出现过的人物就不再遥远，我们会相信自己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水乳交融。

（选自2014年2月3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沉默

梁实秋

    ①我有一位沉默寡言的朋友。有一回他来看我，二人默对，不交一语。等到茶尽三碗，烟罄半听，主人并未欠伸，客人兴起告辞，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这位朋友现在已归道山，这一回无言造访，我至今不忘。

    ②明张鼎思《琅琊代醉编》有一段记载：“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谓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危坐，而不欠伸欹侧，盖百无一二，其能之者必贵人也。’以其言试之，人皆验。”可见对客默坐之事，过去亦不乏其例。不过所谓“主贵”之说，倒颇耐人寻味。所谓贵，一定要有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情，纵然不拒人千里之外，至少也要令人生莫测高深之感，所以处大居贵之士多半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两眼望天，面部无表情，纵然你问他一句话，他也能听若无闻，不置可否。这样的人如何能不贵？因为深沉的外貌，正好掩饰内部的空虚，这样的人最宜于摆在庙堂之上。

    ③謇谔之臣，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其实他是根本负有诤谏之责，并不是图一时之快。鸡鸣犬吠各有所司，若有言官而箝口结舌，宁不有愧于鸡犬？至于一般的仁人君子，没有不愤世忧时的，其中大部分悯默无言，但有间或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可使当世的人为之感喟，为之击节，他不能全名养寿，他只能在将来历史上享受他应得的清誉罢了。在有“不发言的自由”的时候而甘愿放弃这一项自由，这也是个人的自由。在如今这个时代，沉默是最后的一项自由。

    ④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 ， 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众皆寂然，惟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二十年不开口说话，也要把口闷臭，但是语言道断之后，性水澄清，心珠自理，没有饶舌的必要。基督教Carthusian教派也是以沉默静居为修行法门，经常彼此不许说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⑤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现在想找真正懂得沉默的朋友，也不容易了。

（有删改）

秋风袅袅秋虫鸣

张强

    秋天是虫的季节。蝉在林中“知了，知了”不停地叫着，仿佛己感到时光将尽，要抓住这最后的时刻释放出生命中最后的热情；田野未收割的豆地里，蝈蝈也伏在在豆棵下“吱吱，吱吱”聒噪着，和树上的蝉声相应和。夜晚月朗星稀，凉风习习，蛐蛐、油蛉、纺织娘躲在一个角落里忘我地弹唱，时而独奏，时而合唱，直到月己西斜，夜色阑珊，仍迟迟不肯睡去，它们怕辜负大好的时光。

    蝉从五月末由黑暗的地下爬出，开始羽化为成虫，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闻蝉》中写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可见六月就已经可以听到蝉声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阴。”整个夏季都是蝉的，它们不知疲倦，伴随着一路攀升的气温，把一个夏天吵得沸沸扬扬，这盛大的阵势一直要持续到秋初。

    古时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立秋的三候为“寒蝉鸣”，这时的蝉己禁不住越吹越凉的秋风和越来越浓重的夜露，开始发出凄苦的哀号。宋代柳永《雨霖铃》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一层秋雨一层凉，蝉弱小的身躯的确难以抵挡秋雨的侵袭，这凄凄切切的悲鸣或许就是它们无奈的抗争吧？“薄暮末蝉三两声，回头故乡千万里。”（郎士元《送别》）一声凄切的蝉鸣曾触发了多少人的千古愁思，因此寒蝉就成为悲凉的代名词，这悲凉，有的是身世之痛，有的是故国之思，有的则是离别之苦。蝉本无知，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

    秋夜中叫得最欢快最忘我的莫过于蟋蟀，月华如水，洒在庭院中、窗台下，洒在枕边洒在漓露的梦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从《诗经》中走来，唧唧吟唱的秋虫，此时就蹲在檐下的月影里，或者躲在墙缝里，趴在草丛中，它们歌唱凉如水的夜色，歌唱大地的丰收，歌唱村庄的温暖。“空庭疏雨后，四壁乱蛩鸣。”“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看，秋夜漫漫，陪伴人打发这寂寥时光的不只是一盏昏黄的灯，还有蛐蛐缠缠绵绵的歌吟。

    秋夜，纺织娘“轧织，轧织”“织，织，织啊，织，织，织啊”的叫声一点儿也不比蟋蟀逊色，和蟋蟀不同的是，纺织娘似乎很少躲到村庄的屋檐下，野外的草丛才是它们最宽广最自由的舞台。纺织娘古称“络纬”，《诗正义》中“络纬鸣，懒妇惊”是说纺织娘叫起来的时候，懒惰的妇人突然开始吃惊，原来她意识到秋天到了，冬天也就不远了，还没准备好过冬的棉衣，她怎能不惊呢，其实猛然吃惊的何止懒妇，李白《长相思》中写道：“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霜降三候为“蛰虫咸俯”，俯，蛰伏也。过了霜降，秋虫的吟唱渐渐稀疏，这古人认为秋虫都蛰伏了，实则不然，即使养在笼中，置于炉旁，蟋蟀、蝈蝈、纺织娘也只能勉强活过春节。虫的寿命使然，非人力所能逮也。但秋虫的一生是响亮的一生，它们认认真真活过，这是它们对生命的尊重。

    我庆幸和小虫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吧，它们还醒着，还用村庄朴实的方言唱着大地的歌，生命不息，大地的歌唱也永不会停止！

（有删改）

丰子恺故居—一钩新月天如水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他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缘缘堂则是他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人格。

    在与他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文革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我是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下雨天，真好

琦君

    你喜欢下雨吗？——喜欢，但别下得太久，像黄梅天，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我却不然。雨下十天、半月，屋子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我爱雨，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优游、自在。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手腕上。

    今天一清早，掀开帘子看看，啊，真好，又是个下雨天。

    守着窗儿，让我慢慢儿回味吧。那时我才六岁呢，睡在母亲暖和的臂弯里，天亮了，听到哗哗的雨声，我放心了。因为下雨，母亲不用老早起来。我舍不得

    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母亲闭着眼，给我讲雨天的故事。

    雨下得愈大愈好。起床后，我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烂泥地里踩水，吱嗒吱嗒地响，直到老师来了才被捉进书房。可是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像大黄瓜似的肿腿，走路不方便。我巴不得他摔个大筋斗掉在水田里，就不会来逼我认方块字了。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喝了茶睡觉了。”老师不会撑着伞来找我的，我就这么一整天逃学。下雨天真好，大人们个个疼我。

    潮湿的下雨天，是打麻线的好天气，母亲双手熟练地搓着细细的麻丝，雨也跟着下得更大了。五叔婆和我帮着剪线头，她是老花眼，母亲是近视眼，只有我一双亮晶晶的眼晴最管事。为了帮忙，我又可以不写大字。懒惰的四姑一点忙不帮，只伏在茶几上，唏呼唏呼抽着鼻子，给姑丈写情书。我瞄到了两句：“下雨天讨厌死了，我的伤风老不好。”

    五月黄梅天，到处黏塌塌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着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父亲用旱烟管点着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樨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洒了我满头满身。

    八九月台风季节，雨水最多，我真开心。因为可以套上阿荣伯的大钉鞋，到河边去看涨大水。母亲皱紧了眉头对着走廊下堆积如山的谷子发愁，几天不晒就要发霉的呀，谷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绿色的曲。母亲叫我和小帮工把曲一粒粒拣出来。这工作好好玩，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来，曲会愈来愈多，我就可以天天滚在谷子里拣曲，不再读书了。从院子的矮墙头望出去，一片迷蒙，看样子且不会晴呢。母亲愈加发愁，我却愈加高兴了。

    到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可以不在大操场上体育课，改在健身房玩球。同学们起劲地打球，我撑把伞悄悄地溜到健身房后面，隐蔽、清静。我站在法国梧桐树下，叶子尖滴下的水珠，落在伞背上，我心里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我想念远在故乡的母亲。下雨天，我格外想她，雨给我一份靠近母亲的感觉。

    星期天下雨真好。一打上牌，父亲就不再管我了。我可以溜出去看电影，邀同学到家里，爬上三层楼“造反”，进储藏室偷吃金丝蜜枣和巧克力糖。晚上，我可以丢开功课，一心一意看《红楼梦》，父亲不会衔着旱烟管进来逼我背《古文观止》。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夹在洋洋洒洒的雨声里，给我一万分的安全感。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一直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那一年回到故乡，一坐在父亲的书斋中，从书橱里抽一本白香山诗，学着父亲的音调放声吟诵，父亲的音容，浮现在摇曳的豆油灯光里。记得我曾打着手电筒，穿过黑黑的长廊，去给父亲温药。他提高声音吟诗，使我一路听着他的声音，不会感到冷清。可是他的病一天天沉重了，在淅沥的雨中，他吟诗的声音愈来愈低，我终于听不见了。

    杭州的西子湖，风雨阴晴，风光不同。雨中徘徊湖畔，凝望着湖面上低斜的梅花，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的人慢慢走来，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已是梅花。”

    我也笑指湖上说：“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雨中游人稀少，静谧的湖山，都由爱雨的人管领了。衣衫渐湿，我们才同撑一把伞归来。湖水湖风，寒意袭人。

    站在湖滨公园，彼此默默相对。于是笛声又起，与潇潇雨声相和。

    二十几年了，那笛声低沉而遥远，然而我，仍然依稀听见，在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