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中国戏曲的声腔经历了由单曲体、联套体到板腔体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着意关注一下戏曲声腔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中国戏曲的声腔体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但无论是古老的戏曲剧种，还是新近形成的戏曲剧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将独立的民歌（或曲牌）用于戏曲表演，并形成戏曲声腔以后，都经历了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联套体声腔，或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板腔体声腔的发展道路。这三个阶段就像是三级台阶，一步一步由低向高发展，显示出了戏曲由幼年、青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直到现在中国戏曲还没有什么腔体超过了板腔体声腔的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戏曲最高层次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居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

    戏曲声腔的这种发展是由戏曲内在的推动力推动前进的，这一内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舞台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或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一起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是由塑造的人物的一系列的戏剧动作组成的，它发自人物内心的意志和情感，再由内在心理动作转化为外部行为动作。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在展示矛盾冲突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动作有着不同的特点：西洋戏剧在展示内心动作时，更多地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行动过程，在外部动作完成过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完成情节的陈述。在理论上将此归纳为“动作是实现了的意志”，强调的是内心意志已经“实现”。而中国戏曲则更多地注目于内在意志的展示，强调外部动作的形成过程，把舞台空间腾出来展示人物灵魂深处情感的流动。在理论上直截了当地将其归纳为：“乐者，心之动也”。由此形成了我国戏曲在戏剧动作上的抒情风格。而“唱”则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最好的表现手段。既然唱腔是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最佳手段，那么戏曲的声腔就必然按照戏剧性的要求进行变化发展。

    提高戏曲声腔的戏剧性，就是要求戏曲的声腔能表现复杂多变的人物情感，而为适应这个要求，中国戏曲首先由单曲体走上了曲牌联套体声腔的道路。所谓联套体声腔，即将大量不同节奏、不同情绪色彩的曲调吸纳为声腔，以展示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多变的心理活动。在中国戏曲初、中级阶段形成的元杂剧走的是这条道路。全盛的时期是昆曲，将曲牌联套体声腔发展到了无所不备的顶峰。

    明末清初，地方戏曲剧种蓬勃兴起。它们虽然是在大量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大部分闲置不用，只将其中表现力强、旋律扩展能力大的个别曲调，通过节奏变化的方法，衍变、派生出一系列不同节奏的板式，以满足声腔的需要。皮黄戏曲、梆子腔、秦腔等剧种都属于此类声腔。这种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板腔体声腔，使声腔的风格特色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使演员容易掌握，观众也易于记忆，因此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观众群体，使板腔体声腔广泛流传，牢实的扎下根来。

（节选自《从特殊道路走向板腔体声腔的黄梅戏》）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节”，形成于战国时期，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古人都会通过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来庆祝重阳。这一传统中国节，既有助于激活历史传统、唤起文化记忆，也能够涵养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自信。

    时光易逝，传统不老。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民族节日以富有生命意蕴的节庆活动久久流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在重阳佳节这一天，很多地方的人们也都会通过朗诵、武术、歌唱、舞蹈、戏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炎黄儿女领悟华夏传统节日的丰富人文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利用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引导和培育公众涵养传统美德，能够让其蕴含的孝思、爱意等思想和情感深入人心，不断滋润我们的道德精神之根，进而让传统美德涵养我们的精神家园。

    重阳节包含着和谐、友好、幸福等内涵，已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现实载体。尊老敬老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美德，是永恒不变的优良传统，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国家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敬老节”“老年节”，在这一天，各地敬老院会迎来众多志愿者，很多儿女也想方设法回家看望父母，使文明成果以一种更富参与性和共创性的方式久久流传。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传统节日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也是以文化创新为突破口来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这种文化自信，堪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弘扬重阳文化，就是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在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力，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历经5000多年而不衰，在于我们没有抛弃传统，没有割断精神命脉。不忘本源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互联网+”时代，贴合互联网传播特点，为中国传统节日注入互联网元素，更能够聚合网络力量涵养文化自信，不断夯实中华文明的时代意识和振兴中华文明的使命意识，扮靓筑梦中国的伟大征程。

（选自杨飞《以传统节日涵养民族文化自信》，有删改）

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邦准备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竟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________________ ， 借着此次机会，刘邦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最需要的一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德”，“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 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期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进而推论：________________。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制，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家人，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关系。

(选自“国际儒学网”，有删改)

“冰桶挑战”：当心公益背后的网络媚俗

杨程

    ①一场名为“ALS冰桶挑战赛”的活动曾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活动规则极为简单，挑战者要么在24小时内向美国ALS(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公益协会捐出100美元，要么往自己头上浇一桶冰水，并录下视频上传至网络，同时向自己的三个朋友发起挑战。

    ②关于“冰桶挑战”的起源，一个广为认可的说法是，美国一位身患ALS的波士顿大学棒球手弗雷特及其朋友们发起了这项活动。活动的目的在于筹款，并让世人对这种被称为“渐冻人”的罕见疾病有更多的了解。据悉，目前针对ALS没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患者存活期一般是2至5年。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就是ALS病的患者。

    ③借助于社交网络的力量，“冰桶挑战”迅速传播。美国《大西洋月刊》15日称，Facebook上参与这个话题的网友已达1500万人次。参与者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金刚狼”休·杰克曼、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等。名人效应带来连锁反应。短短两周内，ALS协会已经收到近400万美元的捐款，是2013年同期的4倍。不过“认怂”的名人也有。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被点名后，并没有选择湿身，而是选择用捐款来支持该活动。很快，这桶冰水已浇至中国。在新浪微博上，“冰桶挑战”是排名第一的热门话题，短短几天，阅读量已达数亿。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优酷土豆CEO古永锵、奇虎董事长周鸿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等都完成了各自的挑战。可以想象的是，国内掀起的“冰桶”热，动静也不会小。

    ④然而，在“冰桶”热背后，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一部分网友不屑于一些名人在传播公益的同时夹带“私货”，批评该活动是炒作多于公益；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不管形式如何，只要达到目的就好。笔者以为，单从宣传角度来看，该活动确实达到了目的，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病症，唤起世人的同情心。从这点上说，该活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自我营销。“冰桶挑战”有别于传统的公益项目，它借助于社交网络和短视频的快速传播能力，给公益植入了互联网基因，使得未来其他公益活动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另一方面，尽管活动参与者的初衷或许不错，不过指名道姓击鼓传花式的传播方式，虽说造成了很大影响，实际上却是一场“刻奇主义”的胜利。

    ⑤“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德语，原意为“媚俗”或者“自媚”。因昆德拉的作品而广为人知。后来，“刻奇”被用于形容一种网络现象，可以理解为“虚假的崇高”“灵魂的虚肿症”。“刻奇”的一种结果就是，当某个东西被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便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场情感洪流，就会被定义为居心不良。我们在网上常见的诸如“不转不是中国人”“你必须懂的10条做人道理”等这些提法，都是“刻奇”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