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筛子，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怕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哕。”他说。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连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相互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共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采，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