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人活在世上，除吃睡之外，不外乎做事情和与人交往，它们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做事情，包括为谋生需要而做的，即所谓本职业务，也包括出于兴趣、爱好、志向、野心、使命感等等而做的，即所谓事业。与人交往，包括同事、邻里、朋友关系以及一般所谓的公共关系，也包括由性和血缘所联结的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这两者都是人的看得见的行为，并且都有一个是否成功的问题，而其成功与否也都是看得见的。如果你在这两方面都顺利，譬如说，一方面事业兴旺，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婚姻美满，朋友众多，就可以说你在社会上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在别人眼里，你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如果相反，你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就都会是一个倒霉蛋。这么说来，做事和交人的成功似乎应该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了。
然而，在看得见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依我之见。那是比做事和交人更重要的，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做人。当然，实际上做人并不是做事和交人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蕴涵在两者之中的，是透过做事和交人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
就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来说，做人主要并不表现于做的什么事和做了多少事，例如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学问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现在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上。一个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无论做得大还是做得小。他做人都可能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坏，关键就看他是怎么做事的。学界有些人很贬薄别人下海经商，而因为自己仍在做学问就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其实呢，无论商人还是学者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实在不可一概而论。有些所谓的学者，在学术上没有自己真正的追求和建树，一味赶时髦，抢风头．惟利是图，骨子里比一般商人更是一个币侩。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做事和交人是否顺利，包括地位、财产、名声方面的遭际，也包括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遭际，往往受制于外在的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该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当然不应该把非自己所能支配的东西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真正能支配的惟有对这一切外存遭际的态度，简言之，就是如何做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我确实认为，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你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选自《灵魂只能独行》有删节）

“价值”杂说

司马牛

    ①2017年8月8日，科学界大师级的人物柯俊逝世，虽有领导人致电悼念，但媒体却反响平平。而那几天对某明星的绯闻却炒得沸反盈天、热闹非凡。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舆论反差，着实令人诧异。

    ②不过，这倒使我想起，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去世前的十年中，他已经不是相声舞台上的最活跃者，名气、挣钱都逊于许多新“星”。每次演出，“出场费”有限，“追星族”也不怎么簇拥他。但是他故去后，许多清醒的评论家都公认他是中国相声事业的一个“句号”。什么叫“句号”？他身后的那些“星”都未沾上相声“事业”的边儿之谓也。若是有哪位新“星”举起钱袋子对侯先生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咱们比比身价！”这就是错用了衡量“价值”的标准。“星”们所玩的是相声“商业”，侯先生从事的却是相声“事业”。两者的“价值”类属也不同，这也许就是艺术大师与“星”们的最大区别。

    ③难怪前几年曾有学者说：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把知名度、发财度作为一个人事业成就的唯一标志，这是一件很不妙很糟糕的事。侯先生与新“星”，不管怎么说都是说相声的，属于“同类比较法”。而科学家与明星隔行如隔山，可比性更低。像柯俊这些科学家所从事的是“小众”事业，看上去似乎很“高冷”。而相反，“星”们尤其是娱乐明星，得靠粉丝的关注为生。为此，不少明星千方百计依靠一些商业网站大刷“存在感”，炒“热度”，而网站则要靠明星拉点击率、拉流量，结果是做大了公众的媚俗规模，也放纵了公众的“重口味”。这恐怕正是当下科学家被冷落、“星”们被热捧的一个重要原因。

    ④但我们不能因为科学家遭受新媒体“冷遇”，就看轻了他们的价值。柯俊教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婉拒了国外众多知名研究机构的邀请，毅然偕妻携子回国。他几十年来教书育人，潜心科研，成为国际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铁科学与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电子显微镜事业的先驱者、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开拓者。这样一位在多个学科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甚至连最后的遗体都无私捐献了，他的离世本应享尽哀荣。这不仅是对逝者的肯定和嘉许，更是对科学家价值的肯定。对矫正当下人心浮躁、价值失范，也大有裨益。

    ⑤当然，社会是多元的，人们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娱乐明星的价值也不能小觑。但说到底，科技创新、科教强国，还是要靠柯俊们及广大科教工作者的顽强拼搏、奋力攻关。总不能因为柯俊们身上没有所谓“娱乐”和“眼球”价值就冷遇他们，弄到“英雄枯骨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的地步，这就不仅仅是柯俊们个人的悲哀了。

    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倘若在舆论导向上都不能做到，遑论其他。

（选自《今晚报》2017.11.9，有删改）

车到山前没有路

    ①“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意思是说，事到临头总有解决的办法。然而，古今中外的很多事却证明了一个相反的道理：车到山前没有路，有备方可无患，未雨绸缪乃是做事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②想当年吴越争霸，勾践因准备不足，草率用兵，结果兵败被围，在会稽山无路可走，最后只得屈膝投降，忍受做奴仆的屈辱。归国后，卧薪尝胆，十年生息，十年积蓄。也就是说，他为洗雪国耻，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精心设计，积极筹划，后来才能抓住机遇，一举灭吴。历史才成就了一代霸王。试想，如果勾践不接受前车之鉴，车到山前再找路，那必然是无路可走或者是死路一条。

    ③兵家历来都主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打无准备之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④汉高祖定三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准备得何其巧妙；楚霸王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不纳范增之计，岂有不败之理？

    ⑤面对曹操大军压境，诸葛孔明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行动，不是仓促迎敌，而是寻找战机。巧借东风，火烧赤壁。周密的计划，精心的准备，取得胜利是意料之中的。

    ⑥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存“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侥幸心理，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设想未来的各种可能，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说防患于未然。

    ⑦做一棵树，就应有经受风雨的准备；做一条船，就应有______的准备；做一名水手，就应有______的准备。

    ⑧因为，很多时候，车到山前是没有路的。

    ⑨世事如烟，谁能保证出发后能及时看清前面的高山？人生如棋，即使你是勇往直前的骏马，也可能会马失前蹄，有去无回。

    ⑩有人说，路能否走通，有时候靠的是机遇。但是，机遇从来不会垂青没有准备的人。

    ⑪好比汽车拉力赛，如果过于自信，对自己的车不检修，不加油，那么开不到山前，在半路上就可能抛锚了。

    ⑫好比去登山，如果你不先练好双脚，不强化体质，再加上没有物质上的充分准备，那你就只有望山兴叹了。

    ⑬故，远行必备良驹，过河定问轻舟。欲攀登险峰先看看体魄，要穿越沙漠先估计好要面对的风险。

    ⑭千万不要把希望都放在“山前”，因为你不是愚公；千万不要盲目地自信，因为你的前面常常有翻不过去的大山。

    ⑮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到底，这是懒人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思进取者冠冕堂皇的借口。

    ⑯车到山前没有路，其实质，则是开拓者的自我警示，也是智者开启未来的闪光的钥匙。

（选自《思维与智慧》）

涵养几分静气

宋威

    ①一则故事，读来耐人寻味。父亲丢了一块表，抱怨着四处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等他出去后，儿子悄悄进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父亲很好奇，儿子则回答：我就安静地坐着，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表就找到了。

    ②这就是“心静”的力量。“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事当前，苦恼抱怨无济于事，烦躁惊慌也于事无补，唯有稳住阵脚、静下心来、凝神细思，方能寻觅解决之道。诸葛亮在《诫子书》中一语道破“静”的重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坚守内心的宁静，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见天地之精微，察万物之规律。那么，“静心功夫”从何处得来？

    ③涵养静心功夫，离不开严格的自律。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特意到最喧闹的地方读书，目的就是锻炼意志，让自己能够胸怀静气，心绪不受外界所扰。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有人给自己定下“静坐”的“日课”，坚持每天独坐两小时，终于改掉了身上浮躁的毛病。严格的自律，助人逐渐养成宁静、专一的心态，让人虽得意而不忘形、处困顿而不沉沦、临诱惑而不摇摆，也因静而明志，因静而生慧。

    ④有人说，每临大事有静气。大事当前的静心功夫，往往得益于艰难困苦的历练。苏轼《书舟中作字》记载，一次乘船途中，滩险舟危，舟中士子面无人色，唯独他“作字不少衰”。这份从容盖因其“更变亦多矣”，所以能临事不惧，处变不惊。可见，不惮于在难事、烦事、急事、苦事上多磨炼，就能将内心打磨得成熟豁达，沉稳有定力，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多经历几番雨疏风骤的洗礼，耐得几回兴衰荣辱的打磨，就能在大事来临之时，气定神闲、沉着冷静，抵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⑤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静心功夫”，还可从读书中来。寂寞忧愁时读一阕《定风波》，心会变得豁达敞亮；委屈不平时读一卷《宽容的哲学》，能收获“既忍且耐”的智慧。身处低谷之时，从书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纵使“山重水复”也终将迎来“柳暗花明”；得意之时，时常读书以自省，也才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端起沉甸甸的书本，走进书中的世界，浮躁之气便能荡涤一空，久而久之，自然能寻得“此心安处”。

    ⑥古人云：“人心多从动处失真。若一念不生，澄然静坐，云兴而悠然共逝，雨滴而冷然俱清，鸟啼而欣然有会，花落而潇然自得。何地无真境，何物无真机。”涵养几分静气，绝非暮气沉沉，而是多一些沉潜、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从容不迫、少一些进退失据。“静心”的功夫，助人眼界开阔，胸襟豁达，挺过如磐风雨，包容万千气象，寻得生命真谛。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月16日04版）

中国文学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①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它不仅对个人品行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②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既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思”寓于其间。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运用文学的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如《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三十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合污。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将这种文学手段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永不变节。这种文学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既是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

③中华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品行无不与文学构建的要旨相契相合。像“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刘禹锡、“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他们千百年来之所以为后人景仰，就在于人格的高尚与坚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和诱惑，他们心中的信念绝不动摇，自身节操稳如磐石。

④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更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民族意志是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总能升华坚韧的民族意志，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角度，转为对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能够安居乐业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锻造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⑤中华民族的精神构建，已绵延数千年。文学在新世纪履行构建使命时，更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既要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要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大展身手，勇挑民族精神构建使命的重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