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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5-2016学年黑龙江友谊县红兴隆管理局第一高中高二下期末语文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读经和反对读经,曾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文革十年,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改革开放后,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由于所经历的“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

    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汉代中期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来,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是几千年以来一直传下来的,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

(摘编自刘梦溪《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百年以来,任何一门学说都没有像儒家思想那样经历百年之久的多次起伏、冷峻质疑和大力抨击。 B、在那场读经与反对读经的论争中,鲁迅曾经发表意见,批评提倡读经者,认为他们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C、曾经有一段时间,学界提倡读经,舆论界反对读经,双方争吵不休,成为一桩公案。 在这场论争中,反对者明显居上风。 D、文革时,孔子被人甚至幼童诟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学术界恢复历史的真相的共同呼吁,孔子才变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学之初,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可能连墨家都不如,孟子欲矫正时俗,以承继儒家圣道为己任。 B、汉代中期,儒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其他学说仍有存在空间。隋唐时郑康成和孔颖达是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 C、宋代,儒家思想呈变化之态。其与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汇合成促使朱子理学兴起的源头和基础。 D、明清两代,伴随着科举以“四书”取义的命题方式,儒学呈现制度化、固化而僵化的样态,导致危机出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被诋毁、抛弃过久,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对儒学的错误认知已经习惯,难免认为本该如此,故改变成见还需一定时间。 B、儒学在晚清出现的危机,与其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有直接关系。这种制度化了的儒学出现危机,并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出现危机。 C、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虽有所更易,但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却仍然不变,适用于当今,适用于全世界。 D、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既要关注到其地位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思想内涵上的变易,又要看到其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的现实意义。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于志飞、王紫微的《麟角峥嵘数脊兽》,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共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①“分行布白”是书法上的一个词语。词义说白了,就是欣赏书法作品,要连字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描红簿上的字,写得个个字正腔圆,还不能称之为书法作品,原因大抵就是,连同空白的地方一起看了,会发现没多大的美感,产生不了审美方面的感动。这空白的地方,确实了得。看看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的《自叙帖》、苏东坡的《寒食帖》,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手迹,还真是可以打开眼界。这字的线条有多美,连着空白的地方看了,才会发现,就是总能把这白茫茫的一片,天才地裁开来,裁得和谐灵性。由此,怎么看都教人心旷神怡。这“分行布白”的道理,用来说画也一样。不论是简简单单的齐白石,还是密密匝匝的黄宾虹,还都脱不了和它的干系。齐白石好像好理解些,因为他是无以复减的,空白的地方留得明明白白,稍微注意,就可以感觉到出奇的美意来。黄宾虹呢,他是无以复加了。看起来画面上全画满了,奸像没什么空白的地方了。其实墨分五色,五色互为空白,说没空白还不如说是丰丰满满的大空白。“分行布白”的道理,其实到处都成立着。

    ②读金克木先生的文字,看到他也说到了“分行布白”这一书法上的词语,他是把它来解读文章的,他认为文字也是要在“分行布白”的意义上来读的,就像古人说的另一句话:“当于无字处求之。”他说“一本书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他还说,写作的人都有意无意不把话说尽。写得罗嗦,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者难说出。写得简单的,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他说他是连字和空白一起读的,仿佛字里行间藏了许多话,这的确是前辈的真知灼见。

    ③_______________。宋人有句“小舟撑出柳荫来”。有评家说,这句可以和唐人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句媲美。其实这两句诗正可以见证唐诗和宋诗的差别,分出这两者水准的高下。唐人那句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可能性,而宋人这句几乎没有,唐人那句读来感觉很真实,又不自觉浮想联翩,它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空白的地方,让历来读它的人,各自读着它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而宋人这句就产生不了这样的阅读效果。毛泽东说宋诗“味同嚼蜡”,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④金克木借“分行布白”这个词语来说文字,说出了文字的奥秘和本义。就读者而言,阅读文字只是寻找自己的一种方式。人的所有的欢喜和哀伤,都是自己造成的,而人的敬畏甚至崇拜,说到底只是对自己的敬畏和崇拜。只是因为在别人那里找到了自己认可的东西,才对那个人产生了敬畏甚至崇拜。阅读文字也是这样。只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自己认可和感动的东西,才会赞赏甚至痴迷这样的文字。在字里行间空白的地方藏了不少的话,读它各自找到自己感觉到的天下和心中的纷繁。这恐怕就是文字的本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和认同、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多种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宏大画卷中的灿烂一页,是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和发扬的文化宝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很早以前就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形成的,其中包括平原、高原、山地、河谷、海城等。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人们发展出农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形态,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差别的文化。西周分封之后,齐、楚、燕、晋等处于不同地域的诸侯国,依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发展出既具有共同特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秦汉以降,中华文化的地域格局不断扩展,内容也愈加半富,直至近现代,地域文化一直在为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当前,高铁、互联网等的发展虽然极大消除了不同自然地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不同地域文化也加速向具有同质特性的现代文化转化,但地域文化并没有消失,还将持续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地方文化研究,也不能与民族文化研究画等号,更不可将其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而是要突出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这样的地域文化研究,是通过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丰富内容、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换言之,当代地域文化研究要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真实、立体、全面的展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地域文化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着力,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横向和纵向的研究都很重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各地区对自己地域文化的纵向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和深入,但地域文化的横向研究还比较薄弱,即对各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将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地域文化纳入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宏观研究格局中来,为了促进地域文化研究在更大平台、更高层次上繁荣发展,可以成立全国性的研究学会,建设一支热心于地域文化研究、具有相当理论和学术水平的专业队伍,举办各种地域文化学术会议。

(摘编自邵汉明《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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