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阿里巴巴平台上整个买家询盘数急剧下滑，欧美对中国采购在下滑。海关是卖了货，出去以后再获得数据；而我们提前半年从询盘上推断出世界贸易将发生变化。”通常而言，买家在采购商品前，会比较多家供应商的产品，反映到阿里巴巴网站统计数据中，就是查询点击的数量乖购买点击的数量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数值。统计历史上所有买家、卖家的询价和成交的数据，可以形成询盘指数和成交指数。这两个指数是强相关的。询盘指数是前兆性的，前期询盘指数活跃，就会保证后期一定的成交量。所以当马云观察到询盘指数异乎寻常的下降，自然就可以推测未来成交量的萎缩。这种统计和分析，如果缺少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是难以完成的。这次事件，马云提前呼吁、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从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推动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普及的原动力，来自于企业改善自身经营水平、提升经营效率的需要。长期以来，困扰企业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加了解他的客户”。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出井伸之解释索尼衰落的根本原因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新一代基于互联网DNA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利用新模式扣新技术更加贴近消费者、深刻理解需求、高效分析信息并做出预判，所有传统企业的衰落不是管理能扭转的。”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传统企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难以贴近消费者，难以了解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第二，互联网公司的强项恰恰是天然的贴近消费者，了解消费者。传统企业必须嫁接互联网企业的DNA，否则必然沦为互联网企业的附庸。

    大数据对传统企业必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一，文化的颠覆和组织的重构。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一定是过时的，必须全面转向以客户和消费者为中心，重新梳理公司的战略、文化、组织。期间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机会。第二，对信息系统的冲击。传统架构的信息系统无法应对海量数据，首先存不了，其次也无法在多种数据间建立联系，也就无从分析，更谈不上快速有效。原来给运营商做商业智能的项目，运行一天出结果，就不错了。但大数据要求是1秒有答案。这种差别是巨大的。所以信息系统面临升级换代的要求。第三，企业经营管理必须和信息系统完美对接。管理要标准化、标准要流程化、流程要信息化、信息要智能化。

    对大数据的跟踪和研究，不仅仅限于推荐股票，更重要的是建立解释IT行业演进的顶层逻辑，用以解释快速发展变化的新技术，洞察信息产业发展规律；发现真正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并从对这些新兴公司的观察，反过来支持我们对上市公司的判断。我们相信，更宽广的视野、更频繁的交流、更深入的思考，将对投资人更有价值。

    文学衰败缘于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注定要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尽管当前文坛充满垃圾，但文学本身不是垃圾，它是飘荡于人类精神空间的伟大幽灵，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寄主。历史上，文学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寄主。第一次，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口头文学”（听觉的文学）；第二次，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催生了“书面文学”（文字的文学）。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

    现在，文学已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即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魔戒》无疑是新媒体文学的杰作，它超越文学原著的水准，成为影像史诗。越过银幕和音响系统，不难看到濒临死亡的传统文学幽灵，在多维媒体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此外还有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互动的数码艺术，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批评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力量。

文学已经“蝶化”，进化为瑰丽的“物种”。不要为它的“旧茧”而感伤，要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修正美学偏见，对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死掉。

（节选自朱大可《文学：寄主的变迁》，有删改）

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

邹怡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专史，而是一部世界史。其“全新”则在于它是一部由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选择了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人类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从而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

    丝绸之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他根据中国和欧洲史家关于中西贸易的记载，在地图上绘制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贸易路线，并命名为“丝绸之路”。作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条丝绸贸易的商道，甚至不仅仅是贸易路线。全书25章：丝绸之路、信仰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霸权之路……这样的章节编排固然采用修辞的手法，但它们也提示着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远不止丝绸，金属、香料和玻璃在一些路段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货品的流通，而在于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将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途撒播，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它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因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诸种文明的穿行与交流之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以及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而相遇。南北美洲的人类文明，也自地理大发现以降，深刻地介入了丝绸之路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中亚、西亚与东欧，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主体之所在。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古老文明在此创生成长。而当今，这里既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时尚之都，又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这是巧合吗？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间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之路。各种人类文明曾在这里竞演。欧亚大陆上，南部为希腊、罗马、波斯、埃及和印度等各大古国的发祥之地，而北部是游牧民族轮番奔驰的通道，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先后在这条道路上策马西征，形成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彼得·弗兰科潘始终围绕着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两千多年、涉及地域涵盖全球的世界史长卷。他指出，在16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东方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帝国都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世界主要宗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壮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让全球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形成，古代学者聚集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交流智慧和艺术。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

（摘编自邹怡《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有删改）

传统曲艺的文化空间与传承

    传统曲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为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二批的项目共计96个。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相继有不少原本濒临灭亡的古老曲种被列入非遗项目并确立了传承人，一改原先岌岌可危的生存状况，使其艺术血脉得以延续。

    不过，申遗成功并不等于前途无忧。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缺乏较完备和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而且简单片面地将非遗项目直接挂钩于经济利益，或者人为地将非遗项目作为旅游产业进行市场经营，或者热衷于斥巨资打造场面豪华的“非遗展演”，却根本无视或者有意忽略了其自身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以及当下传承的延续性。因此，在这种被扭曲的空间氛围中“传承”着的曲艺曲种，其生命的走向和归宿着实堪忧。

    早在2005年，就有专家曾指出：“活态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同于博物馆的保存。保护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发展传承。现在一些产业化的操作方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导入了现代社会，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破坏，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本色。”然而，耳闻目睹一些地方无视传承规律的过度开发以及市场异化现象，不由令人对这些终于跻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作的未来命运产生更大的困惑与担忧。

    作为说唱艺术的传统曲艺，其传承的方式归根结底也在“活态”二字上。众所周知，曲艺源自民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传统曲艺如何在新时期背景下求得合适的生存发展空间，无疑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谓“艺以人传”，演员队伍的培养理应是曲种传承的关键所在。尽管一些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曲艺曲种终于摆脱了一度濒临灭亡的窘境，重新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机遇，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一些曲种的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一旦辞世便意味着“人亡艺绝”的严峻形势。而大力培养合格的传承接班人，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局面，并使之可持续性地发展。

    其次，观众的培养亦是曲种传承的重要依托。作为以口语说唱叙事的传统曲艺，其传承的价值正在于观演双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交流。毋庸讳言，和其他诸多民族民间艺术形式一样，尽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时下传统曲艺的演出场所和观众数量却不容乐观。一方面，自幼生活在城市化语境中的年轻观众，对于传统曲艺的特征和魅力难免有所隔膜；另一方面，过于陈旧的曲目和内容与当下信息化时代的快节奏、高速度多少存在着距离。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