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有删改）

冯其庸：不灭求学求真之心

李扬

    对于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来说，今年是格外忙碌而又令人喜悦的一年。年初，汇聚了先生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35卷册的《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厚重博雅；5月，规模宏大的“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诗文与书画共美，花卉与山水竞秀；十月，先生荣膺首次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荣誉是表彰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此时此刻，家乡无锡为冯先生筹备了3年之久的“冯其庸学术馆”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12月9日，这个收藏着冯先生最为珍贵的手稿、书画、文物的学术馆将与世人见面。

    求道之路，腹有书诗气自馥。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北乡前洲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靠的是一边种地，一边刻苦自学。其间，又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尝黍离之悲。“那时我的读书环境，就是种地，放羊，躲日本鬼子。”冯老回忆道。小学5年级失学后，在战乱的苦难中，他醉心于读书、写字和画画，在种地之余，沉醉其中。没钱买书，他东借西借，不论小说戏曲、唐诗宋词，或论、孟、左、史，只要能借到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到深夜，早晨下田地前也要读，从地里回来，泥腿没洗净就进屋看书”，冯先生忆道。如此3年自学下来，他竟读了许多书，有的甚至能背诵。“《浮生六记》对我后来写文章影响很深，它的文笔太漂亮了，还有晚明小品，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嬛文集》，史震林《西青笔记》《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我的文章力求清通、潇洒，就是受晚明小品的影响。

    他忆起20岁那年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时，拜识了山水画家诸健秋，诸先生特许他入画室观其作画，还说“看就是学”。自此，冯其庸在诸先生画室观摩半年，由此略知山水画之门径。

    1946年春，他考入无锡国专。冯先生说，在无锡国专读书的三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得遇许多名师指点，周谷城讲授中国通史，童书业讲授秦汉史，蔡尚思讲授中国思想史，朱东润讲《史记》、《杜诗》，刘诗荪讲《红楼梦》，冯振心讲授文字学等，这一切使他眼界胸襟大开，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多年后他主编的《历代文选》广为人知，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潜心红学，平生可许是知音。

    “文革”时，冯其庸遭到批判，他钟爱的《红楼梦》也被抄家抄走了，还当作黄色书籍公开展览，他担忧这部巨著将遭致毁灭，于是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却使他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掷笔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在对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兴奋的是他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确证也间接证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随后，冯其庸先生在仔细研究庚辰本《石头记》时，又有了意外发现，这就是发现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庚辰本的行款等等都与己卯本一模一样，连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错别字等，庚辰本都与之相同。在七十八回，还留下了一个避讳的‘祥’字，与己卯本的避讳一模一样。”冯先生语气中难掩这一发现带给他的兴奋。

    1977年6月，冯先生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庚辰本》，在书中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巧的是，这番话恰好是写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一年，与中央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吻合。

    实证求真，看尽龟兹十万峰。

    冯其庸先生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冯其庸先生一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游历，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先生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等壮举，实地踏看了玄奘取经在中国境内西行和东归的全部路线，拍了近万幅照片。

    冯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从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玄奘精神在今天的复兴。

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

    “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这位极具人格魅力的抗战名将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这句诗是他一生的写照，却也透露出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我的团长刘放吾》）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苹”指的是蒿类植物，人们惊叹于从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注定要与这棵神奇的小草连在一起。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带着这个理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大学四年，屠呦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以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由于实验室没有配套的通风设备，加上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屠呦呦很快就患上了结核．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尝试在不同摄氏度的条件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在失败了一百九十次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中获得了抗疟效果达到百分之百的提取物。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为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特效药物，屠呦呦还率队历时六年，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抗疟疗效比青蒿素高十倍，但复发率却极低．用药剂量更小．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抗疟新药物，即双氢青蒿素。1990年3月，双氢青蒿素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成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然而贡献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元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斩获临床医学研究奖，那是彼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拉斯克医学奖认为，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四年后，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位中国女科学家，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把奖项颁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无穷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感到自豪。

（有删改）

谭云山和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

    1937年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建成的中国学院，堪称是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它培养了大批中印友好往来的使者和学者，极大促进了中印友好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切功绩都和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谭云山。谭云山和高僧玄奘一样，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玄奘是“西天取经”，谭云山是“东土送经”。

    谭云山是湖南茶陵县人。1924年，他到南洋教书、办报。1927年7月，他在新加坡见到慕名已久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泰戈尔很喜欢这位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中国人，就真挚地邀请他去印度国际大学工作。

    1928年9月，谭云山来到国际大学，他先在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并研究佛学和印度文化，还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时，他不断给国内报刊写文章，介绍印度政局和印度文化。1932年和1935年，谭云山先后完成《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为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印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谭云山离开印度。离开前，他和印度朋友商量了一个计划，想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到印度，在国际大学办个中国学院，目的在于讲授中文和传播中国文化。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印文化交流是泰戈尔1924年到中国访问时提出的，当时没有办成，现在这个重任落到了谭云山的肩上。谭云山回国后到上海任教，除了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印度的情况，还不停地为中印文化交流奔波。1933年，在谭云山的多方努力和倡议下，在国民政府和各界名流的支持下，“中印学会”成立。泰戈尔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写信称赞“唯此伟大学会，所以保持两国文化之永远交流”，并提议“宜速即于此间建一中国学院”。

    1934年春，谭云山再次赴印，与泰戈尔商谈建立中国学院事宜。10月，谭云山回国，之后用一年多时间，募集到了足够建筑中国学院的款项，购买了10万卷中文图书，募捐到图书约5万卷。1936年，谭云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立即选择了一块最好的位置开工兴建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正值孟加拉新年，中国学院建成并正式揭幕。泰戈尔亲自主持揭幕式，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甘地和尼赫鲁都写信对中国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蒋介石也特地发电报给泰戈尔表示祝贺。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座中国学院可以说是印度国土上的一块中国文化试验田，也可以视为中国在印度的“孔子学院”。学院大楼柜子里的图书都是中文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以汉语为主，直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

（摘编自孟昭毅《谭云山和东方最最早的“孔子学院”》）

【相关链接】谭云山是个“土包子”出身而最终被人誉为“现代玄奘”的人物，……但谭云山却又不是“现代玄奘”，因为他没有像玄奘那样骑着白马归国，而是在印度“归西”。（谭中《谭云山立志超越的一生》）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