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树，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农牧民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我的父亲俞师傅

俞宁

    父亲精通旧学，骨子里却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有人称他俞先生，有人叫他俞教授，近来还有人说他是某个领域里的“大师”、“巨匠”。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最喜欢人们怎样称呼他。

    大概是1974年，我和父亲从北师大主楼西侧往新华书店旁边的理发馆缓缓而行，迎面飞来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骑车的人左脚鞋跟蹭地代替刹闸停了下来。用沧州一带口音问候一声：“俞师傅，干嘛去？”嗓门之大，震得我耳鸣。父亲也用那种口音回答：“韩师傅，理发去。”说完二人点头一笑就各奔前程了。我问父亲：“这是谁呀？怎么叫您师傅？”父亲说，那是中文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干活有力气，是把好手。”

    大学教师、有力气、劳动好手……不知道21世纪的国人是否会觉得这事有些难解。

父亲1958年初被错划“右派”后就必须用劳动来“改造思想”。到了“文革”，父亲的工作变为打扫主楼六层走廊加男女厕所的卫生。

    1966年老舍在太平湖投水，那时父亲正在接受“疾风暴雨式的批判”和“劳动改造”。我生怕父亲会受他的启发，弃我而去。未满十一岁的我连问带摸，找到了太平庄师大的主校园，又摸上了主楼的六层，一眼看见父亲正用拖把很努力地擦拭着走廊的水磨石地面。我拉了拉他的后衣襟，他转过身，也不问我为何突然到学校来找他，指着地面说，“你看，你看！是不是跟镜子似的？嘿嘿，甑亮！”说罢还给我示范劳动程序：先在左边墙角与地面的交接处狠狠地前后擦两次，然后横抡三下，从左墙根擦到右墙根，再在右墙角与地面结合部前后狠擦两次。“横三竖四。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擦地秘诀。”父亲很骄傲地告诉我。

    1971年和1972年之际，父亲参加了后勤基建科的劳动，砌院墙、盖房子。开始，后勤的师傅们让他当壮工，和泥、运砖。时间长了，父亲就从和泥搬砖的“小工”升级到上脚手架“跑大墙”的“大工”。1974年冬我到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当了一名瓦工，学徒三年，出师一年后，又升为二级瓦工。父亲的手艺不比我这个专业瓦工差，在细微的地方，甚至比我强。一次他指着一所平房的墙角说：“这个角儿，是我把的。”把角儿的“把”字有把关的意思，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我瓦用工匠的眼光考察了一下父亲把的角儿，父亲的活儿干得真地道！横平竖直不说，选砖对角十分细致，外加“游丁走缝”绝没有超过一公分的，根本看不出是非专业工匠干的活计。

    后勤的师傅们称父亲是“三级教授，四级瓦工。”我当时的感想是给他当儿子，实在是窝囊。他的古汉语知识是我望尘莫及的，现在就连我的专业瓦工，他都要略胜一筹，给儿子留个饭碗行不？恢复高考以后，我报考英文系，就是想躲开他的强项，给自己找一个发展空间。没想到，多年以后我到北外读研究生，发现两位全国顶尖的英语教授，一个专文学，一个专语言，都比不上父亲那口纯正的剑桥音。

    一次父亲忽然问我：“你懂什么叫师傅吗？‘师’字好懂，‘傅’字就有点儿微妙了。”说着就开始给我细解“傅”字的来龙去脉。对于父亲拿手的训诂之学，我是一窍不通。他当时给我讲的，我似懂非懂，父亲的大意是，“傅”字原是指侍弄花草的人。侍弄之外还负责展示花木，还要认准花木的优美之处并将其展示在世人面前。所以后来古代官职有少傅、太傅，都是培养太子、向世人展示太子才能和品质的官儿。作为师傅，一个人须有见识、肯于劳动、善于劳动并且无私地把劳动对象的优秀品质展示出来，而自己甘居幕后……

    父亲嘱咐我的话，他自己完全做到了。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学生三年饥荒时期到我家来补课，父亲掰开揉碎给他讲，补课之后，还把我们十分紧张的口粮拿出一些来给他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为一个学生的书写了序。那个师傅的概念，恰好是他生命的写照。我父亲引以为傲的事，是干哪行就能成为哪行的师傅。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师傅。

（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俞敏先生一生精研语言学，学问博大精深，治学科学严谨，著述宏富。他通晓英、德、俄、日等多种语言，对梵语和藏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方言也很有研究，在语言学的各门类诸如语言学理论、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文字学、词源学、方言学、语音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百度百科”）

能说会道也莫言

    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莫言的责编拉着去的，那时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莫言笑眯眯坐在我对面（可爱），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翘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嘛！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符实”。就说他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兑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名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列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各章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这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12期，有删改）

谢显琳先生

钱永兴

    十八连山原名雨汪，位于滇黔两省三县（富源、罗平、兴义）的结合部。十八连山山连山，过了一山又一山。130年前，曲靖一中的创始人、云南著名的教育家谢显琳先生就诞生于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

    谢显琳生于书香门第，字琅书，号困学，少年时读私塾，1903年考入云南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1909年毕业于博物学系，因德才超群，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云南百废待兴。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决定在曲靖成立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1月，教育司司长周钟岳慧眼独具，委任谢显琳出任三师校长。这一年，谢显琳还只是一介26岁的书生，而周钟岳也只有36岁，其63岁时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谢显琳校长一面在省会中学上课，一面开始选址规划，积极筹备三师。选定校址于寥廓山下、潇湘河畔，位于东门街的清代迤东道台衙门。旧道署约40余亩，有平房50间，楼房10余栋，但年久失修。谢显琳身负重任，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倾者扶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位置不当者移之”，仅仅四个月，便完成筹建。1913年3月22日，举行了三师落成仪式，这一天也就是曲靖一中的校庆日。

    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先生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他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桃李颇丰。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他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并当选为国大代表，被公认为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1943年，建校3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并在校园建纪念标，上面镌刻着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谢显琳先生亲笔书写的碑文及签名落款。后每届毕业班都要在纪念标前毕业像，纪念标已成为学校的荣誉和象征。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被学生摧毁。

    谢显琳一生廉洁奉公，从未取过非分之物，正如先生《任职本校三十周年感言》所云“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先生任校长45年，校内校外无房，几十年租住民房，其中就曾在西门街32号租住十年。曲靖一中百年校庆时，其女婿浦思富教授于西安撰文《忆谢显琳先生》，“到辞世时，住房不足10平方米，且又黑又小，先生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纪念谢显琳诞辰一百周年时，其长子谢树忠撰联曰：“为教育事业献身，几经沧海桑田，历经艰难险阻，志坚如磐留典范；与淡泊生活为伴，常是布衣蔬食，鄙弃富贵荣华，心洁如玉有今名。”

    曾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欲请先生出任家乡平彝（今富源）县长，数次相劝，他却婉言拒绝，对此事他说“身世浮沉易，中流砥柱难。宁为糊口事，不做折腰官”。我曾经在富源文庙参观时，见到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礼堂墙上“高明光大”四个金色大字，下有“邑人谢显琳题”的字样。“高明光大”，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谢显琳先生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那就是保护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曲靖一中的“镇校之宝”。说到保护，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咸丰年间曲靖知府邓尔恒和民国时期寒士张士元，其实谢显琳也功不可没。1937年，在云南“京滇公路”竣工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林，在校园内兴建“爨碑亭”，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写下了“南碑瑰宝”四个大字，现仍悬挂于爨园大门上，熠熠生辉。当然周钟岳题字最著名的，还要数南京的“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好无损的中学，年过花甲的谢显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直到1963年完全退休。先生1968年3月病逝，享年81岁，葬于寥廓山，未树碑立传。

    曲靖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杨启云在《云南日报》写诗《赋得修竹献谢显琳校长》，“直节高标三两丛，一生淡泊度清风。谁云修竹千竿少？不见杜鹃满山红！”如今，曲靖教育根深叶茂，曲靖一中春色满园，先生作为开拓者、耕耘者，可以含笑九泉矣！

一位有远见的大科学家

刘力源

    治学的竺可桢有着宽阔的视野，尤其是他的远见是为许多领域内学者所称道的。

近几年雾霾天气多发，人们知道了PM10、PM2.5的存在，在竺可桢1936年的日记里虽没有这样精确的专用名词，却有关于空气中尘埃数增加造成污染的记录：“作近三年来南京之微尘数，知各月均有增加，1935年倍于1934年，而1934年又倍于1933年。但此项增加只限于空气最下一层。”

    让学者王作跃佩服的是竺可桢的国际视野。“竺可桢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研究南北极，他早就意识到全球气候是一个整体，中国的气候会受到全球气候、尤其是两极气候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当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比较新的。”王作跃说。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或者更注重国内的发展，竺可桢的眼光则非常开阔。“这也是为什么1952年周恩来总理刚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问题，就派人去问他的意见的重要原因。竺可桢当时就讲得非常有道理，他的建议后来也被原子弹工程印证是很有远见的”，王作跃说。另一个让王作跃印象深刻的是，竺可桢一直以来强调基础科学要和应用科学并重：“在科技政策里，他一直强调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20世纪强调应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这在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里都很明显。”

    许多人初识竺可桢的学术思想，是从初中课本的那篇《向沙漠进军》开始。“这篇文章着眼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是大师，就是有这种视野、这种气派，也有这个能耐。”学者何亚平说。留美回国后，竺可桢非常重视搞清楚中国的“家底”，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些什么资源，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如何，动植物在哪些地方适合种养……解放前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空白的。“建国后，竺老就倡导建立了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摸底普查。他的目标很清楚，搞清资源不仅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地发展，竺老实际上是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这些为学者们频频竖起拇指的专业眼光，都源于竺可桢的一生勤学和认真的态度。何亚平说，看竺老的日记就能发现，只要有空闲，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我印象里，他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他读书读得非常细，会做摘录，甚至发议论，同意也好，值得商榷也罢，他会表达他的独立思考，绝不迷信他人的东西，即使是专家权威的东西。还有一点，因为与他研究气象、物候的专业兴趣有关，他无论到哪都会去找当地的地方志，对各地的历史人文风俗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第一手材料”，竺可桢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何亚平由衷佩服。“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并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但他硬是挤出时间写出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最终结束了国际上的一个长期的争论。到了80多岁，他又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迄今为止，尽管计算机这么发达，运算速度这么高，把历史资料经过整编后概括出来的世界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大趋势还是竺老当时概括的那个方向。这让外国人都赞叹不已。”

    即使“文革”中赋闲在家，竺可桢也没有真正赋闲。“他从未停止对科学院及各学科、各有关研究所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及前沿工作的思考。”学者李玉海说。为了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年迈的竺可桢经常独自一人乘公共汽车前往情报所，查阅国外文献，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这是一般老年人难以做到的。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划线，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相关链接：①1983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举行飞机表演。在与世界第一流的美国“F-16”战斗机、法国的“幻影-5”战斗机等的比赛中，我国的“强-5”赢得了低空、超低空飞行和打地靶三个项目的第一名。（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②洪都航空集团公司在编印的《洪都报》纪念陆孝彭的专刊中，用通栏对联赞扬他：“科学报国百折不挠，无愧航空功臣巨擘；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堪为世人一代楷模。”（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