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化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故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珣，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

    明初以来，随着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明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在明初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转向了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明初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这一时期，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选自《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有删减）

给自己留一点不知情权

朱铁志

    因为我在杂志社工作，以为全国各国各地主要报刊每天在手，多种内参应接不暇，更添网络信息铺天盖地，天下大事真可谓无所不知了。

    然而时间长了，杂多的信息并没有使我感到充实，相反，还常常在经历了头晕眼花的辛苦阅读之后，心里空落落的。海量信息过分满足了我的“知情权”，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我的“不知情权”，我真切地感到了“选择”的必要性。因为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如果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和自制的毅力，我们的头脑就会成为叔本华所说的“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开卷”不仅无益，而且多半“有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固然不可取，但人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知情权”吗？如果不是出于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关注，在其它方面真的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给头脑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空白，以便填充更必要、更有价值的东西，岂不是更好的选择？索尔仁尼琴说过：“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在我看来，如今泛滥在各种媒体上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信息是“废话”和“空谈”，它们既不提供任何新知，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智慧含量，不能对丰富人们的思维起到丝毫积极作用。在“后出版时代”，特别是网络微博时代，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作者”，“日子”固然可以成书，“月子”当然也未尝不可。一个不假思索的读者如果放弃选择，就会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放任在别人的“日月”之中，将自己并不宽敞的头脑任由混乱的思想跑马。问题在于，他有“跑马”的自由，难道我们没有不让他乱跑的自由吗？没有选择的权利吗？

    当然有，但我们常常轻率地放弃它。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是懒惰的、被动的，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久而久之，逐渐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选择能力。以网络阅读为代表的“浅阅读”省时、省力、轻松、好玩儿，但鱼龙混杂，少数有价值的信息总是淹没在大量垃圾信息之中，不待挖掘出来，早已令人疲惫不堪，忘了自己的目标。虽然表面上是无所不知的“知道分子”，但很难掩饰“博学的无知”的本来面目。

    其实，一个人想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并不难，难的是弄明白不要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原本贪婪，凡是好事当然多多益善，何况读书又有“好学多思”、“博雅俊逸”的美誉，撒开读呗。岂不知，“撒开”就是“束缚”、就是“枷锁”，从此让你失去自我，成为任人摆布的傻瓜。不“撒开”怎么办？当然就要选择，就要有所读，有所不读。谁来选择？自然可以请教饱学之士，可以借鉴“推荐书目”之类。问题在于，真正有学问的家伙往往不喜欢向青年推荐书目，也不屑于某些以权威自居的人推荐的书目。那怎么办？只好靠自己，靠博览基础上的“慧眼”和“专精”吧。

（有删改）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vx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隶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楚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201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环境外交是指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以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谈判、交涉和对话协商为主要外交手段，处理环境领域中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制定有关行为规则以及采取环境治理阶段性达标的措施。环境外交的主体是环境外交活动的参与者和实施者。狭义上的环境外交是国家通过外交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代表国家运用谈判、协商的方式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广义上的环境外交的主体是以国家为主，但却不仅限于国家，也可是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环境外交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由环境外交主体、环境外交治理对象、环境外交运作方式三要素构成。。

    环境外交可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萌芽自发阶段。1966年，联合国大会以“人类环境问题”为议题展开了讨论，以此为标志的环境会议在外交关系层次上得到推进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面比较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重视与积极参与；重点对象主要是应急性的区域环境问题，也没有形成环境外交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不成熟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蓬勃兴盛时期。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全球环境外交的盛大集会，11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会议，真正意义的环境外交由此发端。这次会议第一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全球政治议程。环境问题逐渐涉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政治上相当敏感。标志着环境问题的性质由传统的国内专业技术问题向国际关系的重大领域转型。这一阶段的环境外交开始初具规模，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讨论和制定原则性条文的范畴，重要的是开始进入具有实质性、定量化和目标化的制定与政策实施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基本形成，展现了当代环境外交的特征和风貌。

    第三阶段环境外交进入了成熟稳定发展时期。冷战结束后，战争的危险系数大为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超越了传统安全议题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由边缘地带逐渐居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地位。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公认为环境外交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启动了“环境外交”的历史进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纷纷将环境外交明确列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面，并将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各自重要的活动议程，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7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又成为大国外交博弈的关注焦点，它直接触及各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环境利益问题。随着工业活动全面恢复，空气质量将很快再次恶化。清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必须取得平衡。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升温，迅速成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更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全球大国间和国家集团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实质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之争。

（摘编自杨鲁慧《环境外交的起源发展及特征》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使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选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戏剧和小说一样，在当代人的探索和实验中，出现过淡化情节、不要故事的倾向，但在外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似乎很难找到没有故事和情节的伟大小说或经典戏剧。英国小说家佛斯特曾强调“小说是说故事”。王国维曾断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高尔基说：“对戏剧的基本要求是：戏剧应该是现实的、有情节的、充满着行动的。”小说、戏剧同为叙述艺术，都是讲故事的艺术。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故事。小说和戏剧的不同在于，小说是讲故事，戏剧是演故事。而戏剧对于剧作家而言，还是讲故事，只是和小说家讲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当代剧作家沈虹光坚持：“戏剧需要讲故事。”中外戏剧史上的经典戏剧所讲述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窦娥冤》《赵氏孤儿》《梁山伯与祝英台》《暗恋桃花源》……无不情节精彩，故事感人。

    《雷雨》的经典首先就体现在它戏剧故事的经典性上，虽然仅有精彩的故事情节并不足以使一出戏剧成为一部经典，但精彩的故事情节却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其成功的基础和具有顽强舞台生命力的前提。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第一次对悲剧进行理论阐释和总结时，曾把情节列为悲剧艺术的“六个成分”的首位，指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又似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是在考察了古希腊戏剧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作出这样的判断的。他举例说：“情节的安排，务求人们只听故事的发展，不必看表演，也能因那些事情的结果而惊心动魄，发生怜悯之情；任何人听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都会这样受感动。”亚里士多德谈的是悲剧，但适合于不同体裁的戏剧，如喜剧和正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讨论的“情节”指的是经过布局安排的故事情节，实际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戏剧故事和戏剧结构。

    故事情节之于戏剧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故事情节乃是剧作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深入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感悟，进而呈现于戏剧中的现实的或历史的人物状态。戏剧是生活的反映，戏剧中的故事情节就是生活的缩影、人生的写照。精妙的戏剧故事往往具有原创性，改编自历史或民间传说的戏剧经典往往能脱胎换骨、推陈出新，其故事情节能体现出创作者新的思考和发现，显示出创作者的智慧。原因之二，故事情节是作为叙事艺术的戏剧得以立于舞台之上的基本骨架，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犹如身体羸弱的病人，既不能以健康的形象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不能有饱满旺盛的生命活力。原因之三，故事情节既是剧作家反映生活、思考人生、拷问人性、探寻心灵的载体，更是戏剧吸引观众走进剧场、进而拨动观众的心弦，使之感动、沉思、悲伤、喜悦、激动、奋进的媒介。一出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既难以集中再现人生的多变与精彩、人性的微妙与复杂，也难以将观众吸引进剧场并让观众在剧场屏息静气观赏至剧终。

（选自《兰州大学学报》2016 年 0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