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家的话语系统里，匠人有着独特的地位。《庄子》涉及匠人十余位，如庖丁、伯乐、为圃者、轮扁、佝偻者、梓庆、东野稷、操舟人、吕梁善游者、工倕、捶钩者等。在庄子看来，道生养万物，万物归辅道。道是人精神的根本来源，匠人精神亦然。天道自虚而万物成，“大匠取法焉”。就根本处而言，匠人精神就是问道、法道、弘道的修为。

    匠人实存于有道的世界中，在追寻道的路径上行走。吕梁善游者说善游有道，其道在于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也就是诗意地栖居，顺乎自然。至于具体的法门，可获悉于庄子对匠人之祖工倕的点评，简言之就是心斋坐忘、无我而无物。

    就“无我”而言，庖丁的语境下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没有自我的既定思虑与构想；捕蝉者之道的基本要义是忘己，粘蝉时人与竹竿不别，全然渗透在天地之中，与万物融为一体；梓庆削木，见者惊犹鬼神，其道在于做事无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之虑，甚至无形体四肢之思。我是分别的开端，“无我”则无分别，哪里有外物的存在? 庖丁在“无我”之后，“未尝见全牛”；捕蝉者眼中也只有蝉翼，而无其他。若更进一步，则恰如操舟人自虚，知水之性，进而达到“忘水”的境界，实现人、舟、水合一。当然，最高境界是“两相忘”。人与蝉相忘，人不仅忘蝉，蝉也忘人…… 二者相忘于江湖、渗透在洪荒中，世界才彻底打开。

    匠人得道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对物性事理的领悟，要实现由内化而外化。内化介于不可见与可见之间，是对物性事理的把握。外化则是匠人总结出来的法式，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规矩。它在形而上层面指规律，形而下层面是圆规方矩。传说伏羲女娲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始祖，在于他们发明了规矩，丈量了天地，赋予万物以边界，使之聚焦自我，从而形之器之。不过，也有人说匠人才是规矩的发明者，其始祖倕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庄子指出倕心中悟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将不可见、不可说的事理转化为可以目视和凭借的法式。匠人们也正是依从了他发明创造的规矩，才得以度天下之方圆。

    匠人不仅内求道，得知物性事理，外化为法式，还要以道入技，即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在庄子的书中，匠人对大道的领悟皆呈现在精湛的技艺中。或者说，正是由于对技艺的不断锤炼，才有了道的领悟。庖丁指出不同厨师有不同的修为：平庸者用刀硬砍骨头，所以一月换刀；在此之上者以刀割筋肉，一年换刀；自己之所以能十九年不换刀，并非天生如此，而有一个从初始无状、三年小成到现在依然不断精进的过程。通过日积月累，让技术精进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化境入忘。

（陈成吒《<庄子>是如何论说匠人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儒、道、墨、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转变城市本位思路，保留对“乡土”的足够敬畏，尊重传统，善待孝道，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大误区，认为传统文化会阻碍城镇化，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就必须摧毁“旧文化”。但事实上，城镇化和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不恰当的。文化是城镇化的灵魂和血脉。城镇化建设需要文化的滋养，需要人文关怀。没有文化的加入，城镇化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也不可能有“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孝道文化，乃“百善之首”，在城镇化进程中融入孝文化元素，加以现时代的诠释和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城镇化所引起的人际疏离与紧张，引领城乡大众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交往中仁义诚信，在公干私谊中履责守义，使城乡生产和生活运行更为公平合理，更加和谐有序，由此铸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族群品性。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重城轻乡。然而“乡土”之于中国，不是一个愚昧、落后、待消灭的社会“盲肠”，而是新希望、发展潜力之所在。城镇化发展的根本依托还是乡村。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西欧国家，其乡村不光是一道美丽的景观，也是工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策源地。我们不能只想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何以城市模式改造农村，急着让农民“洗脚上楼”，也要考虑为什么不能使农民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该像李克强总理所主张的注重“化”、注重“人”，而非只是“城镇”，更不能顾“城”失“村”。城镇乡村的和谐发展，就是城市的自我救赎，乡村的发展正道。

    重建乡土，必须诉诸于孝道文化。乡村是滋生培育孝道文化的根基，反过来孝道文化又维系着乡村。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其本身蕴含着的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内涵。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孝文化聚拢人心、再聚乡魂，造福农民，变弃乡进城为“守乡建镇”，变农村为城镇，田野上定将充满希望。

    城镇化应是全民的城镇化，不能只考虑精壮农民，必须把农村老人也考虑进去。多达约1.1亿农村留守老人，是我们当下必须考虑的社会群体。老有所养，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要义，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人文之本。改善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窘境，让其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坚守和弘扬孝道。

    无法设想，我们国家的人全部居住在城市。当下，我国大中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空间已有限，农民工于城市，立足不易，扎根更难。客观上要求农民实现职业和观念的再转变。因此，与其都背井离乡，骨肉分离，不如有一部分可以考虑重归乡村，安老怀少，就地就近发展。事实上，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同构，未来乡村生活或将呈现一种现代生活式样：那是一种比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田园、更加亲密和谐、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是一种既古风又新潮的“善生活”。

（摘编自肖波《多元文化中的孝》）

姓氏，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

    中国人的姓氏有两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至今已经五千多年了；二是中国人的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这一点恰恰与遗传学中的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相一致，除了极为罕见的异常，一代代的只要是男性，就会一直传下去。

    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他们在五千多年前就用“姓”给自己的家族做了命名。当然，我们祖先这么做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标识自己，区别他人，很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古人提倡同姓不婚）。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举一下子给他们家族的染色体Y打上了标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姓氏”，就是染色体Y的“姓”，因为生生死死，承载着姓的一代代的人都消失了，但染色体Y却与“姓”结合在一起，流传至今。姓的传递，就是Y染色体的传递。这真是人世与自然神奇的同构。我甚至认为姓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项不亚于四大发明的伟大发明。

    中国人在传统上特别看重生男孩。这种现象不仅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着更深的生物学上的意义。男孩是染色体Y的承载者，而人体其他的45条染色体在人类一代一代的繁殖过程中被反复地打乱重组，加之配偶的染色体不断地补充进来，基因被逐渐地“稀释”。但是除了少数的突变外，Y染色体躲过了被“稀释”的命运，它将随着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一直延续下去。

“姓”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还有竞争。今天新百家姓排行榜上的前19个姓，包括了汉族人口数的一半。但是中国人的姓氏现今仍在使用的有4000多个，也就是说，不到0.5%的姓，占据了50％的人口。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00多个姓。如果把姓氏看做是物种，那么那些消失的姓氏就是灭绝了的物种，留存下来的则是成功者。最“成功”的是那些大姓，比如张、王、李、刘、赵、朱等，如今前3个姓每一个姓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7%，刘姓人数超过5%，赵姓超过2%，朱姓超过1%。刘、李、赵、朱这几个大姓不正是中国几大王朝（汉、唐、宋、明）皇帝的姓吗？皇权使这几个姓发展成为中国的常见姓，这可以归结为姓氏发展的“皇室效应”。

    同时，姓氏也是一笔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尤其是那些小姓、奇姓、罕见的姓更是一种珍稀的资源。想想看，在漫长的历史惊涛骇浪中，这些小姓、奇姓没有借助任何权势的力量，竟然在姓氏的竞争中走了过来，给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独一无二的Y染色体的遗产。多一个姓，不仅多了一份家族史，一份文化史，更是多了一份基因史。

    然而在今天，这些小姓和奇姓，有的正在消失，有的正处于濒危的边缘。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保护不常见的小姓、奇姓，因为一个不常见姓的文化价值和生物学价值并不比大熊猫差。既然我们对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么关心，对野生动物一个物种的灭绝忧心忡忡，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稀有的姓氏的灭绝无动于衷呢？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影响远比生物学特征的继承重要得多，我们无意推崇男尊女卑，也无意阻止人们的姓氏随意化的倾向。但是，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姓氏传承者的聪明之举，值得延续。在你想变动你的姓氏，取得一个时尚的新的“社会姓氏”时，不要忘记记录下你原有的“生物姓氏”，即“Y染色体姓氏”。这对于遗传素质和人类健康以及疾病的研究，对于文化现象的揭秘，对中国人的迁徙，甚至对中国人来源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我们今天未能预见的许多问题的揭示，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是让外国非常羡慕的资源，因为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更珍贵的是它稳定地通过男性一脉相传。它是Y染色体的标记，可以说它就是“姓氏基因”。如果今天现代文明对中国姓氏的延续有严重冲击的话，为“姓”申报世界遗产可能极有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姓氏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①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②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③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④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⑤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⑥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

小寒与物候

    虽然在冰天雪地里，但先民们发现，小寒时期阳能其实在增加。小寒时期会依次出现以下物候：首先是雁北乡，雁将避热而回，尽向北飞之，至立春后皆归矣，禽鸟得气之先故也；接着第二候是鹊始巢，每向太岁，冬至天元之始至，后二阳已得来年之节气，鹊遂可为巢，始所向也；三候雉始雊，雊，雌雄之同鸣也，感于阳而后有声。

    先民对大雁这种候鸟观察得十分仔细，大雁的行为也是古人判断节气的重要依据。大雁虽然还在南方过冬，但它们已经感知到阴阳的顺逆变化，阳气即将回升，雁群开始自南方往北飞回故乡。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从西伯利亚一带，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中国南方过冬。冬去春来，它们又飞回到西伯利亚产蛋繁殖。在中国文化中，雁是禽中之 冠，自古被视为“五常俱全”的灵物，即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雁有仁心，一队雁阵当 中，总有老弱病残之辈，其他壮年大雁不会弃之不顾。雁有情义，雌雁雄雁相配，从一而 终，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自杀或者郁郁而亡。雁在迁徙时总是几十只、数百只，甚至上 千只汇集在一起，互相紧接着列队而飞，古人称之为“雁阵”。“雁阵”由有经验的“头 雁”带领，加速飞行时，队伍排成“人”字形，一旦减速，队伍又由“人”字形换成 “一”字长蛇形，这是为了进行长途迁徙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在古人看来即为礼。雁有智 慧，雁为最难猎获之物，落地歇息之际，群雁中会由孤雁放哨警戒。人们说，犬为地厌、 雁为天厌、鳢为水厌，即指它们机智警觉。雁有信，它是南北迁徙的候鸟。因时节变换而 迁动，从不爽期，至秋而南翔，故称秋天为雁天。

    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把雁当作文明的象征，古时有以大雁为礼物的惯例。周代开创的婚 姻礼仪，是礼仪的根本，而婚姻的六礼中，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阶 段，只有第五个阶段不必用雁，其他几礼都要用雁，即说明在中国人的观察里，“雁”这 种候鸟兼具社会对人们婚姻问题上需求的引义。

    到了第二候，虽然这时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喜鹊却会冒着严寒开始筑巢，准备 孕育后代。喜鹊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鸟类，人类活动越多的地方，喜鹊种群的数量往往也 越多，而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则难见它们的身影，可以说它们是很有人缘的鸟类。喜鹊常 成对或结成大群活动，白天在旷野农田觅食，夜间在高大乔木的顶端栖息。中国人在鹊之 前加上喜字，明证喜鹊在中国人的眼中象征吉祥。民间传说鹊能报喜，故称喜鹊。画鹊兆 喜几乎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大为流行的风俗，齐白石、徐悲鸿等人都画过喜鹊。两只鹊 儿面对面叫“喜相逢”；双鹊中加一枚古钱叫“喜在眼前”；一只獾和一只鹊在树下树上 对望叫“欢天喜地”。流传最广的，则是鹊登梅枝报喜图，又叫“喜上眉梢”。中国人对 喜鹊的观察也非常早，《诗经》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这是成语鹊巢鸠占的源头。

    第三候中的“雉”是野鸡，在山中的野鸡也察觉到了阳气的滋长，开始鸣叫寻找同 伴。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野鸡，但在古代，“雉”也参与了中国文化的经验和表达。 “雉”善走，不能久飞，羽毛可做装饰品。《诗经》中说，“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它 由矢和隹两字组成，矢为矢量，长度单位，表示本地方；隹为鸟，雉的本义是留鸟，特指野鸡。古人也因此把雉当作长度单位，长三丈高一丈的城墙为一雉。《左传》中说：“都城过百雉。”城墙则称为雉堞，谢朓有诗：“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

（节选自余世存《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