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logo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山东省滕州高考补习学校2017届高三上学期第三周同步检测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董仲舒之“数”

王传林

    ①“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值得多维探寻。

    ②“数”作为存在,是一切存在之定在的敞开与涌现。当“数”成为人感知与思考的对象时,它便有了被抽绎与量化的可能,从而使其与存在本身相分离,继而成为一种理念或思想。

    ③继轨前人,董子提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等。在他看来,万物之中存在“数”,天亦存在“数”。或曰,“数”作为存在拥有物自体隐存的幽暗与形上之天所涌现的神秘,由数至数字的过程则是试图摆脱幽暗与神秘并使之明朗与清晰的过程。在董子眼中,数字是最纯净、最明晰和最抽象的定在,从而凡物皆成可度量、可重复或可显现的图式;同时,数字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拥有言说的力量,拥有建构理论世界的力量。简言之,“数”作为存在之定在向人揭示宇宙的图景与结构,其中蕴含着天道、善与美的敞开与涌现。

    ④人是“思”的主体,“数”是“思”的对象;人在思时通过数字符号面向存在。董子以“气”为载体,以“一”为原点,以阴阳变化为路向,由“一”推演出“二”(阴阳)、“四”(四时)、“五”(五行)与“十”(十端);同时,他又以“五行”配“五常”,以“四时”配“四政”。值得指出的是,董子认为“十”具有圆满性、人伦性与道德性。由“一”至“十”,“数”完成符号化推演。数的符号化意义则在于数字被引入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董子意在为现实伦常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建构寻找形上依据并试图解决其合法性的来源问题。

    ⑤董子语境中的“数”之于一切存在是一种尺度——价值尺度。董子认为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一切规则皆有定数,而且不可违反;否则,即便是皇帝也会受到“天谴”。在董子那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因此,“数”成为“君权天授”理论的凭证。可以说,数的存在使天、人、政三者之间有了同质与贯通的基础,也使得王者可以按照数的尺度去看待一切客观存在,进而得以完成伦常制度与政治架构的设计。

    ⑥董仲舒用数与数字来解构一切存在(包括人自身),他建构了系统的数字诠释学,提出了颇为典型的诠释范式。其中,以数释天是形上依据,描绘的是自然图景;以数诠经是理论源泉,描绘的是历史图景;以数解人是基本环节,描绘的是身体图景;以数统政是理论旨归,描绘的是政治图景。

    ⑦“以数统政”是理解其数字诠释学的关键。董子认为“王者制官”是通过“条天之数”与“备天数以参事”来实现的,其要旨是“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简言之,通过“人副天数”与“官制象天”,“天数”得以向“人”与“制”扩展。或曰,现实政治制度的内在理性应该源于天数,否则将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对本文主旨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在董仲舒那里,“数”既是存在之定在,又是存在之符号;既是存在之尺度,又是他数字诠释学的基础。 B、董仲舒用“数”与“数字”解构自然和社会,赋予了“数”与“数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 C、董仲舒为君权寻找合理性,“数”既是“君权天授”的依据,也是能够超越君权、制约君权的力量。 D、在董仲舒那里,“数”的存在使天、人、政之间有了同质与贯通的基础,“天数”得以向“人”与“制”扩展。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数”的概念出现很早,其范畴在历史发展中被不断拓展和丰富,具有了丰厚的意蕴和价值。 B、“以数统政”是董仲舒数字诠释学的关键,也是董仲舒数字诠释学的理论旨归,描绘的是历史图景。 C、作为人感知和思考的对象,经过抽绎和量化后,“数”便与存在本身相分离,成为一种理念或思想。 D、“数”是幽暗而神秘的定在,数字则是纯净、明晰、抽象的定在,能够揭示宇宙的图景与结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董仲舒之前,“数”就已经被理论化,而董仲舒则把“数”推演成为明朗、清晰的数字。 B、董仲舒以“气”为载体,以“一”为原点,以阴阳变化为路向,把数字引入到了人伦、社会和政治领域。 C、“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包含着以数解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董仲舒诠释范式的基本环节。 D、董仲舒认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如果违背人伦、社会、政治之“数”,就会遭受惩罚。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众所周知,唐诗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唐诗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大大发展了歌行体样式,丰富了诗歌内容,把我国古典诗歌艺术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唐朝是广为人知的诗歌天堂,“唐诗宋词元曲”之说,其中把诗归结于唐, 由此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之高与垄断之势。唐诗知名作者有2000多人,保存在《全唐诗》中的诗作40000多首。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骨陈子昂、诗杰王勃、诗魔白居易等诗坛泰斗,如满天繁星,熠熠生辉,其脍炙人口的诗篇,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感叹:“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

    唐诗之所以繁荣,不外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唐诗的空前繁荣,主要是因为前代的广泛积累,为唐诗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的发展,为诗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科举要考诗歌,经诗赋取士的制度,造成了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

    最关键的一条是,唐代政治开明,在发展中解除了诸多束缚,这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提倡儒家、道家、释家并存,允许外来宗教在国内传播。这对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促进文学艺术的交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朝国力强大,统治者对自身充满信心,对存在的问题不避讳,人臣敢于进言,君主积极纳谏,诗人创作自由,反映社会问题迅速而尖锐,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和气度。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万家争鸣。

    我们不难看到,唐诗题材广泛,其中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与黑暗,矛头指向贪官污吏甚至皇帝老爷的诗也占很大比例。李白的《古风·秦王扫六合》讽刺唐玄宗信神求仙,杜甫的《三吏》·《三别》揭露官吏的残暴和民间疾苦,白居易的《轻肥》抨击了官宦们的奢侈腐化。批评时政是唐诗的特色之一,比其艺术特色更加难能可贵。

    《容斋随笔》载,“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及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诚如作者洪迈所言,许多“讽谏诸章”,在唐朝诗人笔下“反复及言”,上面“不以为罪”,而“今人”、也包括很多古人皆“不敢尔也”。隋炀帝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明朝诗人高启因写《宫词》,为朱元璋猜忌而被腰斩。李白、杜甫等如生在隋朝或明朝,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正是唐代的开放与自由,最大限度地拓宽了文学的创作空间,唐诗才能跃居文学之巅,成为诗歌之最。唐朝的强大催生了唐诗的繁荣,唐诗的繁荣折射了唐朝的伟大。带刺的唐诗不仅没有为唐朝抹黑,反而为唐朝的政治开明作了最好的注脚。

    带刺的唐诗告诉我们,强大的国家不惧怕批评,害怕批评的国家难以强大。批评不是洪水猛兽,谄媚的赞歌才是。

(摘编自许家祥《唐诗何以繁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问。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扎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札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巡传》记载,祖邀和刘砚“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跳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乌,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凤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文物曾“无人问”,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生肖

    对于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十二生肖的起源,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生肖与地支同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传说时代。清代学者赵翼则认为生肖最早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的学者甚至持生肖外来说的观点,认为十二生肖是由古巴比伦传入中国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有郭沫若,认为生肖为中东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以上观点见仁见智,作者不敢主观判断是非,但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生肖的确起源于中国,是华夏先民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的结晶。

    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现有文献资料中,以《诗经》为最早。《诗经·小雅·吉日》里有:“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八个字,意思是庚午吉日时辰好,是跃马出猎的好日子,这是将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可见在春秋前后,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对应关系已经确立并流传。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进一步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存在。出土竹简中的《日书》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其内容为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其中记载有:“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面有黑焉……”《日书》中所记十二生肖大体近似于现在流行说法。据考证,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墓下出土的竹简,记载了与十二生肖的兽名、排序等文字,竹简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因此十二生肖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以前的春秋时期。学者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而又较系统的记载。

    和今天流行的十二生肖说法完全一致的是东汉王充的记载,王充《论衡·物势》中,十二生肖动物谈到了十一种,唯独缺了辰龙。该书《言毒篇》说:“辰为龙,已为蛇。辰、已之位在东南。”如此,十二生肖便齐了,且与现今流行的十二生肖配属完全相同,这的确算是古文献中关于生肖的较早的最完备的记载。

    到了南北朝,生肖已普遍使用,南朝《南齐书·五行志》中已经有具体的按人的出生年份称属某种动物的记载。沈炯(南朝·陈)曾创作了一首十二属相诗,明显是按十二地支所配动物的顺序写成的,说明当时十二生肖已为人们所熟悉。

    依据生肖外来说的观点,生肖是汉代由中东传入中国,与佛教传入时间差不多,以上文献已证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便有有关生肖的记载(《日书》、《诗经》),说明生肖的产生以及生肖与地支的相配是早在汉以前就产生了的,因此可以肯定生肖是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一种古老文化。

    那么生肖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呢?部分学者认为生肖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先生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如马、羊、牛、鸡、犬等)产生一种依赖感,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如虎、蛇等)产生一种恐惧感,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如狗的嗅觉等)产生崇敬感,从而产生对动物崇拜。十二生肖便是人们在动物崇拜的原始信仰影响下产生的用来纪年的兽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现代化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当下,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意义十分深远。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也是西方首先书写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似乎成了普遍法则。然而,实践不会迁就任何理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能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理论地位应当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我们的发展优势应当转化为我们的话语优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特且成功的现代化样本,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书写现代化的中国版本。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的客观认识与分析,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自觉矫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着力解决好“谁在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陷入西方价值观陷阱,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客观看待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挑战。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融通中外的表述。这就要求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着力解决“怎么说”的问题。融通中外的表述要求我们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照本(西方的话语)宣科。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寻求一种拥有最可信说服力、获得最广大认可、得到最广泛支持的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表述要融通中外,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世界性,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关键是研究中国问题,着力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改革开效40年来,中国奇迹中所蕴含的奥秘和规律性的真理,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生命体。对这个生命体的发展历程的描述,不仅是在揭示中国奇迹的奥秘,也是对世界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给予的一种新的思路和中国式回答,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当然,中国版本的现代化理论绝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性,而是为了开辟更加丰富、多元、壮丽的现代性前景。

(摘编自崔丽华《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百家讲坛》拉开了“文化奶妈”时代

    “《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一日过万册”,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拍打着,蛇样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从这样的人群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火爆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厉害的讲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

    自余秋雨开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两条:一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需要人把文化通俗化,导入大众之耳。二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我们要的是结论,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文化方便面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放声赞美奶妈的功劳。他们尽管不是最有水准的学者,不能给我们提供学术标杆,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有这样安慰国人的二手经典,当然不是坏事。

    如果往深里思考,忧虑也不少。已经出版的种种解释,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毫无疑问,都在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甚至背离原著主旨,把读者引向理解的歧途。在读者与经典之间,他们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燃剂。出版的一窝蜂,使咀嚼式文化产品急速繁殖,读者越来越懒了。由此造成的阅读依赖心理,将使名著远离人们,取椟还珠。

    如果注意到《百家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奶妈文化”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先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你们吃的东西毕竟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如果想弄明白中国文化的原味,一定要去啃原著啊!

    《论语》固然要看,但重在实行。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特征和行为准则,昭示了礼乐调和的人生境界。人之为人的奥秘皆在于此。用心去读,用力实践,《论语》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滑稽的装饰。我们如果只是冲着某人的签名才会读孔子,孔子真的像艺术家金锋塑造的那样——要哭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返回首页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