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老调是河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保定老调作为一个特有的戏曲声腔剧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群众常在口头哼唱的曲调，所以民间曾有“做饭离不开锅灶，听戏离不开老调”之说。保定老调曾先后四次到北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和领导、专家的好评。

    保定老调已有约二，三百年的历史，它脱胎元、明年间流行于燕赵的汉族民歌俗曲河西调，以大戏的姿态出现，擅演以老生和黑红净行当为主的袍带戏。1884年左右，以生行演员韩大仓（艺名霸州红）为代表的前辈艺人，开创了老调的先声；1918年左右，名老生周福才，承前启后，立志改革，以《调寇》、《劝军》等剧目，把老调艺术推向一个新阶段。

    老调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流行在当地的高腔和河北梆子的影响，并吸收当地说唱艺术的精华，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较正规的职业班社，并开始进入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繁荣时期。1949年后，保定一带成立了高阳、定县、阜平等专业老调剧团。知名艺术家有崔澄田、刘守谦、王贯英等。老调成为河北省特别是冀中一带农村观众最喜爱的戏曲剧种之一。

    唱腔是保定老调音乐的主体，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和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老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老调唱腔质朴激越，叙述性较强，雄浑宽厚、粗犷高亢，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宏的感觉，具有中国北方典型的忠烈、慷慨的民族特质。

    保定老调唱腔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板式有十余种，曲牌多来自于京剧、河北梆子、昆曲，常用的曲牌有军乐类、喜乐类、哀乐类、宴乐类等。文场伴奏乐器以板胡为主，武场与河北梆子相同，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

    保定市老调剧团是在高阳县老调剧团的基础上组建的。1953年，高阳县老调剧团成立。1958年秋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在保定市河北礼堂（现河北影剧院）观看了演出。邓小平同志称赞“保定有宝，应加扶植”。为此，保定地委、专署于1959年5月，调配干部并充实艺术力量，成立了保定专区老调剧团。1960年，剧团带着经过重点改编的《潘杨颂》进京演出，获得了成功。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北京的艺术界专家观看了演出。同年，《潘杨颂》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文革”期间，保定市老调剧团一度改唱京剧现代戏。1973年，老调恢复，先后移植了《红灯记》《平原作战》《盘石湾》《小刀会》《朝阳沟》《红灯照》等剧目。1978年，又恢复了《潘杨颂》等一批保留传统剧目。1980年8月，排练了该团创作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忠烈千秋》，再次进京，为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和正在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及首都群众演出，获得成功。同年12月，《忠烈千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保定市老调剧团全体演职员坚持文化下乡，走遍了保定的山山水水，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乡村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由于老调不断更新剧目，年年创出精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市场的强者。

    从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在市内演出，给市民送上了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填补了城市观众多年看不上大戏的空白。这一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赞赏。

    ①“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②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③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④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⑤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⑥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⑦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在创作实践中对情景交融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这种追求萌芽于先秦，六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辉煌的顶峰，并且再以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得到了自觉的继承和延续。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追求情景交融的创作现实进行了不断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说，要点如下：其一，情景应兼备。一片诗作如果单纯言情而不借助景物来抒发，便易流于直白浅露；若专注于描摹景物而缺乏真情实感，则会出现盲目堆砌的现象。因此，有情无景，或有景无情，都会破坏诗歌的表现力，危机诗歌的艺术生命。其二，情景须交融。一首诗歌有景又有情，并不等于就是成功之作。假如情景两分，各不相关，那么二者都将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情与景的交融，对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景因与情交融而获得了内在的精神价值，并确认了自身的艺术意义；情则因与景交融而得到了最佳的表现符号和传达载体。显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其三，以情为主导。情与景在诗歌中要交融，必须以情为主导，景则应服从于情。自然景物进入诗歌作品，实际上已经过了诗人感情的选择和重塑，已受到感情的浸润，从而心灵化了。景物的艺术生命完全是由情感赋予的，景物的具体形态和风貌更直接受到情感的支配和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对情景交融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一面所不同，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对二者沟通一致、调和互补的一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在深层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当然，儒道两家具体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儒家强调以自然现象迎合人的精神需求和道德意识，而道家则强调“道”为万物本源，人与自然均为“道”的物化。儒家是以自然合于人，道家更讲究人合于自然。中国人对自然山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容易与自然景物建立起正面的审美关系。诗歌中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发展的。

    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显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当人突破了物质与精神的束缚，实现了相对的自由时，就会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审美关系。与西方人单纯讲“移情”不同，中国人在解释这种审美关系时，特别注重其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属性。一方面是自然景物触动诱发人的主观感情的积极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以自身的情感世界去把握自然景物，使自然景物成为情感交流的特殊对象，并最终被情感所驾驭。前者从物到心，其结果表现为人的感情在自然景物刺激下的勃兴；后者从心到物，其结果则表现为自然景物的感情化。在这里，物的内化与情的外化双向作用，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审美感兴。诗歌作品中的情景交融，正是审美感兴“心物交融”的艺术升华。

（摘编自汪又红《试论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

材料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材料二：

孟子在继承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善”，在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人性”问题。孟子的道德主张，给人以道德自信，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强调个人对于自我道德完善的自觉和努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丰富的道德修养方法。

孟子首先明确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善端，这些善端有赖于后天的存养扩充来发展为道德。其次，孟子剖析了有些人“恶行”的存在，是因为这些人丢失了本心却不知去找回。所以做人做事的学问就在于找回自己的本心并加以扩展。最后，孟子在“圣人，与我同类者”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信念，并指出了相应的道德修养方法。

孟子认为，人性是生而有“善”的，这种善端使人区别于动物而有更高的道德需要。同时，性善论又是一种“道德完善过程论”。

善由天赋。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来说明这一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就是说，人性中的善来源于天，人们对于道德的喜爱与追求是继承天的秉性。同时，人们可以通过扩充自己的善心，来了解自己的善性，来达到了解天性。将人性的善归于己天，使个人通过尽心修善来达到与天的统一，每一个个体人格得以与天亲近，思想得以沟通，个人的道德成就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

性善是一种过程。孟子认为，上天予人以善端，但并没有给人天生完备的道德。“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虽然拥有善端，但是如果不能扩而充之，就是保养家庭也不足够。所以，孟子虽然肯定人先天的善性，但更重视后天的扩充修养。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上天赋予的善性。“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保养并扩充内在的善性，因此才会成圣。因此，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信念，认为人只要扩充自己的本心，一点一滴慢慢地去做，就可以成德成圣。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修养方法。

首先，坚守本心和担当道义。人之于世，应有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就是对本心的坚守和对道义的担当，不因外在环境而改变，不因个人的际遇而动摇。“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能够坚守本心，在达道天下时不会增加，在穷苦困顿时也不会减少。君子同样能勇于担当道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其次，磨炼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敢于担当大义者，必不害怕困境，而是利用困境磨炼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

再次，____。“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以仁礼之心待人，但是遇到有人对他蛮横无理，他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君子遇事会思考：我是不是没有做到仁义？我是不是没有竭尽心力？如果自问做到了竭尽仁义，而对方仍然如此，那就不用与之计较了。

最后，____。“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人体是有贵贱大小之分的，那么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耳目之官不能“思”，不能自主地进行价值判断，容易被外物诱蔽，而心志是天赋的，能够进行道德判断的。人应该先确立“大体”，确立仁、义、礼、智的道德本心，才能不被耳目之欲这些“小体”左右。

在今天，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仍然能够有效地指导道德教育的实践。

每个人在自我道德成就上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所以，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的前提是要先做好自己。教育者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就自己的道德，做一个有德之人，才能发挥“上行下效”的作用，给受教育者以良好的道德引导。

孟子肯定了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每个人既有内在的道德需要，也拥有内在的自我教育能力。因此，教育者应该善于引导其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第一，要启发受教育者意识到自我内在的道德需要，明白道德需要不是外界强加于我的，而是源于自身内在的要求，因此，受教育者应该去追求道德完善。第二，应该鼓励受教育者学会自我教育，培养其自我道德约束的能力和道德自省能力，使其能够自觉进行道德学习和道德实践，从而努力成就其道德。

孟子认为，外在的环境也会对道德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良好的德育环境可以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还可以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教育者还应该注意优化道德教育环境。首先，要优化家庭教育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内在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其次，要优化学校教育环境，学校不仅承担着传授文化知识的责任，更应该担负起道德教育的责任。最后，要优化社会德育环境，使全社会养成良好的道德风气。

（摘编自孙师文《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及其道德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