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对于哲学来说，“自知无知”乃智慧之母。两千多年前，西方哲人苏格拉底就说到：自知自己的无知，乃是智慧的开端。中国先哲孔子也说“知之为如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同样强调“自如无知”作为智慧源头的重大意义。“自知无如”作为哲学智慧的开端，包含着如下两层最为重要的意蕴。第一，它给哲学的功能划定 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或者说为哲学颁布了一个“禁令”：哲学是人以人的眼光对凡与世界的一种追问和探索，而不能僭越为以神的目光来确立世界的终极原理，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原理的答案，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是哲学不可能提供的，它属于‘神学’而非“哲学’。自觉避免扮演先知或上帝的角色，这应成为哲学和哲学家基本的“自律”。第二，哲学不仅禁止自我僭越，而且把审查和批判一切“全知全觉”的先知或神的僭越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方式和使命。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和市井中与“聪明人”的对话和辩难给哲学确立了典范：通过这种对话与辩唯，他使一切自诩拥有真理的人陷入了自相矛盾，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种怀疑、审查和否定的哲学反思批判活动中，任何把“有限之知”膨胀为“无限之知”的倾向都特显现其有限性，暴露其可疑性和内在困境。

    ②但是，在哲学的发展十中，上述本应作为智慧开端的对“无知”的自觉却恰恰最先被遗忘了。哲学变得趟来越自负和自大，它不但不再承认“无知”是人的本性和哲 学智慧之母，而且把“无如”视为人最大的耻辱并因此把哲学的使命定位于一劳永逸地摆脱和消灭无知。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上。

    ③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表达着两层不断递进的野心：第一，它要成为统率一切具体学科和具体知识的超级学科；第二，它还要求成为统率一切哲学问题和哲学领域的基础和支点，也即是说，它不仅要成为“科学之科学”，还求成为“哲学之哲学”，不仅要求拥有对“知识”，还要求拥有对“思想”的最高立法权。很清楚，“第一哲学”的抱负和理想完全背弃了“无知是智慧之母”的信念而走向了另一与之完全不同的极端，即紧紧地拥抱“全如是智慧之母”的教条。这是哲学的最大妄想，也是它陷入不可摆脱的深刻困境的根源。

    ④哲学对“全知”的追求犹如一个人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实际上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企及和无法实现的目标。当代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戳穿了哲学的这一幻象，把哲学从这一幻象的迷梦和独断中唤醒过来。在此方面，康德无疑是先驱者，他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了这样的洞见：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性原理，实质上是把“有限”当成“无限”，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豪”和自相矛盾。康德的“理性批判”承认了人在把握“世界总体”上的无能，这使得哲学又一次回到“无知乃智慧之母”的思想原点。康德的谦逊比那些自负狂傲的自恋哲人们更加明智而深刻。虽然他被“全知论”哲学家指责为“不可知论”者，但其回归“自知自己无知”这一原始的哲学精神的观念影响至深。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家们指出传统形而上学所欲建构的“第一哲学”实际上是把语言和逻辑误用的结果，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传统哲学试图用理胜和逻辑的方式去获取“整个世界”的知识，根本谬误在于跨越了不应被跨越的边界，侵入了本应保持“沉默”的领域。唯意志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等，也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知主义的无根性与独断性。

（选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8期，有改动）

发现引力波：整个宇宙都在颤动

    2016年2月11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主管大卫。莱兹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引力波，这或许标志着物理学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从2015年9月起，在物理学界有一个一个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或否认的传言。据说经过了几年升级改建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advancedLIGO）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就探测到了引力波的信号。如今，传言终于得到了证实。升级之后，aLIGO的两个探测器探测到了距离地球13亿光年之外的两个黑洞在合并过程中放射出的引力波，这是在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一百年之后，人类第一次发现引力波存在的直接证据，这个发现将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杂志和《天文期刊》杂志上。

    几千年来，人类观察宇宙的方式大多都只是仰望星空，直到几百年前人们才能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影像固然更加清晰，但所看到的仍然只限于可见光的频率范围之内。直到二十世纪，人类理解了电磁学，才能从红外线到伽玛射线，在更广阔的频率范围内观测宇宙。想要看清宇宙的面貌，仅仅通过电磁波还远远不够，中微子天文台为宇宙科学家打开了又一扇门，但是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引力是自然界中最为微弱的相互作用，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正是引力作用。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当质量进行加速运动时，会对于时空产生干扰，进而使时空产生出以光速行进的引力波，因为引力作用太过微弱，想要探测到这种时空的褶皱，就需要格外敏感的实验装置。

    隶属于美国国家自然基金的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建造的两个相似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有两个长达4公里的相互垂直的长臂，激光在真空的管道中沿着两条长臂来回反射，并且发生干涉。科学家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激光的干涉现象寻找引力波。根据理论预测，一旦有引力波经过，将会使空间发生拉伸和压缩，两个长臂中的激光的干涉现象就将发生变化。但是从2002年至2010年九年的时间里，这两个高精度引力波探测器没有任何收获。这些年的一无所获与周围环境对仪器的干扰有关，因为仪器的过分敏感，华盛顿州的探测器经常会受到大风的干扰，而路易斯安那州的探测器则经常会受到经过的火车和周围倒下的树木所产生的震动带来的干扰。

    经过了5年时间，花费了2亿英镑之后，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完成了升级。在2015年9月18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比之前的精度可以高出三倍，激光器的功率提高了十倍，抗干扰的能力也大幅增强，无论是树木，火车，还是地震波都无法影响到仪器的探测。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之后，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灵敏度会随着调试逐渐上升，将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达到顶峰，也就是说探测到引力波的可能性会逐渐增加。

    2015年9月14日早上，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们就发现了在aLIGO两个探测器上几乎同时探测到了一个类似于鸟鸣的频率逐渐升高的信号，信号从35赫兹的频率迅速升高到250赫兹，然后变得混乱，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分之一秒的时间，两个探测器的探测时间相差7微秒。这个信号因为太过清晰，以至于首先发现它的科学家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探测信号，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人为的用于测验仪器的信号。而另外两个位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引力波探测器在当时并没有运行，所以无法对这个信号进行确认。最终通过计算证实这个信号来自于两个以光速的一半的速度环绕运行的黑洞合并过程中发射出的引力波。aLIGO所探测到的引力波，经过了13亿年之后终于传播到地球。这个直接观测证据是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最终证实（虽然实际上广义相对论的作者爱因斯坦并不相信黑洞的存在），这也是科学家们第一次真正观测到黑洞的合并过程。

    虽然人类之前就从一个旋转周期逐渐缩小的脉冲双星系统发现了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那个双星系统的行为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完全一致，因此，人类将会有一个更为灵敏的宇宙学探测手段，天文学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分支﹣﹣引力波天文学。在理论上，通过引力波进行天文学探测，人类将可以了解一系列天体的移动和改变过程都会通过引力波传播的地球。物理学家们想象着在未来每年都可以探测到十次左右的中子星碰撞。

    对于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明已经为两位物理学家赢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这次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是否会赢得一个新的诺贝尔物理奖，这也让我们充满期待。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必将开启宇宙学研究的新局面﹣﹣人类将理解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着多少黑洞和中子星，更详细了解超新星的爆发过程。因为引力波具有纵波属性、穿透性很强，比同频光子穿透性要强得多，其通讯传输功能或许远远超越电磁波，地球对引力波来说几乎是透明的。宇宙诞生之初产生的“暴涨”引力波被称为原初引力波，它忠实记录了“暴涨”时期的物理过程，并一直存在于宇宙空间内。尽管大多数宇宙学家们已经接受了宇宙“暴涨”的假说，但人们仍然需要找到原初引力波存在的切实证据，完成宇宙创生故事的最后一环。

（选自2016年2月12日《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苗千，内容有删减）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名言，并得到朱熹、吕祖谦以及众多帝王将相的高度赞赏。张载之志堪称具有崇高的学术担当，然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方法注定了理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反思张载之志的成败得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学的最大弊端就是虽有学术担当，也不乏人文情怀，却没有科学精神。比如，理学家们将“天地”解释为尊卑等级关系，宇宙万物也都有尊卑等级，如天冠地履、星空列阵、大雁成行、羊羔跪乳等都反映尊卑等级，然后依据“天人合一”论证三纲五常符合“自然之理”。这种缺失科学精神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造成了“以理杀人”的社会现象。宋元之后，理学占据社会思想意识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古代文明却从鼎盛走向衰落。在应对民族内争或外敌入侵方面，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欲望、能力和进程都受到四书之学的严重抑制。当西欧的精英们致力于创新文化、发展科学、变革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却把“为往圣继绝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当作“为万世开太平”的灵丹妙药，大大延误了中国的发展。当下，有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人文情怀有余、科学素养不足，研究中不注重证据，一些研究成果在形式逻辑上经不起分析，至于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就更谈不上了。正是由于科学素养的不足 ， 一些观点明显简单化，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有害无益。可见，缺失科学素养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多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和学校一直强调人文情怀的培养、道德的培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强调道德教育、国学教育，而没有把培养科学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那就会出现很多偏差。

    就立人而言，立德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德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德。科学素养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人类一切优秀素养之本。一个能将实事求是精神融入灵魂、植入骨髓的人，一般而言其道德情操、人文情怀和其他素养也不会差。因此，我们不能将培养科学素养与培养人文情怀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才与德的关系，某些科学素养其实就是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科学素养是培养人文情怀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培养科学素养的过程必然包含人文情怀教育的成分，也是可以立德的。所以，从小学阶段就应重视科学常识教育，使学生养成基本的科学素养；从小培养学生客观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何强化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素养，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学教育搞好了、科学素养提升了，人们才能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

（摘自张分田《科学素养是立德的基础》——人民日报6月16日版，有删节）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

    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辩”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辩”》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