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父亲赵望云的笔墨中度过自己不知事的童年和充满理想又经历过迷茫的青年时期，这两个时期，父亲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客人络绎不绝，几乎都是为着父亲的画而来。父亲善良随和，从不忍心让来访者空手而归。更有黄胄哥、济众哥、庶之哥（三位均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索性吃住在我家，随父亲习画。这是一个热闹的充溢着温馨和生机的大家庭。许多人以为我会随父亲学画，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未强迫我一定得走他的路。

    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旅行写生画画，即使受迫害最深的日子也没有歇脚。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面向大西北，沿着古丝绸之路，深入祁连山的崇山峻岭、八百里秦川的乡间地头、秦巴山区的林场民居体验生活，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生活的传世之作。张大千曾这样说过：“我画马不及悲鸿与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先生这样说：“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工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的确是这样，父亲的画作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构图中既有理性的审美观，又有豪放自由的笔墨，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以自己独创的画风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

    我敬重父亲，每次站在他的身边，专注地看他作画，我的心里都会产生隐约的音乐线条，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这感觉随着父亲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流动而强烈着，强烈着。在父亲画案旁的我，鬼使神差地坚定了当作曲家的决心。父亲一直钟爱中国戏曲音乐，拉得一手好 京胡，他早就发现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和超常的爱好。但那个年月，出身于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是很难进入高等学府的。在我考试结束后，得知考试成绩很好，我兴奋不已。但如父亲所料，我还是落榜了。我酷爱音乐，哪里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一下蔫了。父亲搂过我说：“你既然热爱音乐，就应该认认真真地爱，切不可屈服于眼前的小挫折，时间长着呢。”父亲温暖的怀抱和亲切的鼓励让我轻松了许多，我更加坚定了学习音乐的决心。

    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过程中，父亲似乎离得很远，又似乎站得很近，我觉得自己是父亲手中的风筝，他掌握着我的方向，引领我飞向蔚蓝的天空。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留在了西安，工作单位是陕西戏曲剧院秦腔团，这和我做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的理想有相当的落差。父亲却认为：“到秦腔团工作是一个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绝好机会，中国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不论你学了多少西洋作曲法，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你今后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你安下心来把它弄明白，将会终身受益。”幸亏父亲及时点拨。在秦腔团的工作中，我开始用大量时间了解秦腔、碗碗腔、眉户，了解它们的板路曲牌形式、唱腔结构、锣鼓特点等等，并与其他剧种如京剧、豫剧、晋剧、川剧等作比较，寻找它们不同的特点。父亲期许的目光告诉我：“美术是凝固的音乐，希望有一天，你用自己的音乐为爹的画注入活力。”我在心中对父亲郑重承诺。从此我的努力有了更明确的动力。

    我崇拜父亲，虽说父亲对我的生活的关照并非事无巨细，但父亲的艺术才华和他坚韧不拔的内心情愫是我一生的榜样。在压力最大的年月，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况下不停地作画，累了，便靠着床头，搭着小棉被，微闭着双眼，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打扰父亲，我们知道父亲虽然停下手中的画笔，可他心中的笔却没有停住。一家人共同守护着父亲心灵的创作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父亲拖着病残的身躯耕耘出他的晚年百幅系列作品。这一组作品是父亲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忆与呐喊，他如交响诗一般冲撞着我的心，激励着我的音乐创作。我热爱父亲，是他的给予让我收获了多彩的人生。如今，我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父亲依然是一座巍巍高山矗立在我的心中。

（赵季平《心语——怀念父亲赵望云》）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五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 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沭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身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①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规律，于是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

（摘自 《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

②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

（摘自蔡磊砢《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  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茵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袁行霈先生的诗意人生

    今年4月，是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先生的80华诞。著名雕塑家吴为山满怀敬意，为先生塑了一尊青铜头像。头像传神至极，眉宇间透露出他的慈祥、睿智、儒雅与清逸，让人联想起先生“如山峦之有云烟”的诗意人生。

    先生治学的领域很广，据《袁行霈教授著述目录》所载，各类著作30余种，主要论文70余篇，涉及文学史、文明史、文言小说、诗学、目录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而成就最卓著的还是中国古典诗学特别是诗歌艺术的研究。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先生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该书最大的特点是用诗一般语言来阐述诗歌理论，分析诗歌意境，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诗意的美感。

    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先生几乎倾尽毕生精力的研究对象，一部《陶渊明集笺注》，一部《陶渊明研究》，耗费了先生二十多年的心血。因此，这两部著作是陶渊明研究的重大收获，被誉为“集大成之作”。

    这些年来，陶渊明成了先生“多年朝夕相处的朋友”，笺注陶集成了他“跟那位真率、朴实、潇洒、倔强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诗人对话的渠道”。

    先生曾提出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八字箴言：“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他写有一篇学术随笔《学问的气象》，认为作诗讲究气象，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这分明是对学问诗一般的礼赞！

    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50余年。如今，已是北大名师的葛晓音教授曾撰文，深情回忆当年听先生讲课的情景：“他的课着重在诗歌的意境和艺术表现，正是学生们最为渴求的内容。而他的讲课艺术也和他讲的内容一样，非常讲究。节奏的快慢疏密、声调的抑扬顿挫，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让学生跟着他清晰的讲解进入意境。”

    先生每次讲课教室里都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里、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有时实在挤不下了只得临时换大教室。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幸福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因为这些光束的撞击而产生的灵感纷至沓来，一向寡言的我，竞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连我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从学生的颔首微笑中，我听到他们心中的回响。这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在组织一片和谐的乐音……”

    先生的课堂不仅在燕园，也延伸到了国际上。特别是近年来，先生主持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更是培养了许多在国际上传播中华文化的高端人才。

    先生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常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先生曾编辑过自己的诗文短札《愈庐集》，诗、文各一卷。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评论此书：“冲淡平和，乐观谦逊，诗意很浓。”

    先生效法古人作《论诗绝句一百首》，自先秦至清代，涉及历代诗人（或诗集），每人一绝，并有自注，相互映发。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正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其含蓄蕴藉之妙，比兴寄托之深，措辞炼句之精，涵泳玩味之趣，又非长篇大论所可比拟。”充分体现了先生的诗心与诗趣。

    袁行霈先生说“寂寞有时也是很美的”。先生在散文《黄昏》中写道：“黄昏仿佛是专为供人沉思的。书上的字迹渐渐模糊了，抬头向窗外望去，落日的余晖散射在天幕上，宛如罩上了薄纱。开灯还嫌早，索性掩卷闭目，在沉思中打发这白昼和黑夜交界的时分。”

    寂寞的读书生活在先生看来，竞充满如此“很美的”诗情诗韵。

（选自《党建》有删改）

相关链接：袁行霈的父亲是清末举人，长于诗文书法，后因病不能执笔，遂由他代写信札诗文，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大学毕业，被林庚教授选中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

（百度百科）

春雨润物细无声

——记教子有方的刘伯承元帅

    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如稍不注意，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滋生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即使不掌握本领，也能在父母的保护伞下安逸自由的生活。对这种现象，刘伯承早有察觉，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当普通一兵，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掌握一种或几种本领，长大以后独立生活，靠自己的本领吃饭，而不是靠父母的功劳过日子。

    建国初，刘帅率军进入大西南。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便将他们留在北京。每次因公回京，总忘不了叮嘱一番。有一次刘帅回京开会，尽管时间紧迫，她还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把儿子太行和女儿密群叫到自己的住处，要兄妹俩读一篇讲述一位父亲在儿子犯罪被判刑后，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文章，题目叫《审判后的谈话》，还让他们谈了自己的体会。

    刘帅曾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就是把舞台整理好，创新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要有真本事”“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他还结合自己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谆谆教导：“当初我在苏联学习时，尽管汉语的水平较高，但俄文连字母都不认识，但我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的学！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学一百遍。”

    刘帅的话，每一个字都震撼着孩子们的心，他们决心刻苦学习。

    有一次，太行不仅没有完成父亲留下的背诵任务，还把书中的一页撕去了半页。刘帅发现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拿出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读过的书给儿子看，这些书籍的质量很差，用的年头又久，但都平平整整，书中有不少眉批，还有不少粘贴的地方，看起来仍十分清楚。他就此教育孩子：“书是一位百问不厌的老师随便你问他多少次，他都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你要爱惜书”说完，便将太行撕掉的半页用白纸补上粘好，用毛笔一笔一画地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

    小儿子刘蒙解放初期生于南京。刘帅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发奋上进，从而留下“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的佳话，就给儿子取名“阿蒙”。

    1967年的一个早晨，刘帅让阿蒙背诵《辨奸论》。阿蒙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通。于是，便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便跑到树林里去玩。在父亲检查背诵时，他说：“《辨奸论》是苏洵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刘帅知道儿子的鬼心眼，但没有揭穿，而是沉静地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一定能够背下来。”

    在父亲的鼓励下，阿蒙真的花了半个小时将《辨奸论》背熟了。那天晚上，他问儿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辨奸论》吗？”阿蒙思考了半天，仍然感到茫然。刘帅和蔼地说：“让你学习《辨奸论》，是要你在学习细致观察问题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读文章，一定要多思考。”刘帅知道儿子阿蒙有点鲁莽，为了让儿子克服这一缺点，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给儿子讲了西汉张良的故事。

    刘蒙曾深情地说：“爸爸不仅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各方面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方法灵活。想起这些，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节选自《共和国元帅家风》，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