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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5-2016学年宁夏育才中学高一上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写人记事散文,完成后面题。

朦胧的敬慕

——悼念鲁迅先生

萧乾

    ①也许有人比我更怕死,我却不相信有比我再怕看死人的了。走在街上,我从没有胆子向寿衣铺里望望。夜半,即便从很远很远地方飘来的僧器或诵经声,也必害得我用棉被厚厚包起头来,直像那是什么符咒一样。

    ②我曾见过三位死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将是我永不会忘记的。而且,我还该陈说我都例外地不曾害怕过:一个黄昏,我的母亲死在我的怀抱里;小学时代,曾排着队去中央公园社稷堂瞻仰过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最近,在鲁迅先生灵前,我守了两天灵。

    ③扶着那绛色帏幔,职务使我看见了数千张陌生的但是诚笃的脸,一个个脚跟都像坠了铅球,那么轻又那么沉重地向灵堂踱。低垂的头,低垂的手,低垂的眉眼和心。待蹁到灵堂中央,冥冥中似有什么使他们肃然驻足了。敬慕和哀悼如一双按住的手,他们的身子皆极自然地屈下了。然后噙了一汪眼泪,用手巾堵着嘴,仓皇地奔了出来。

    ④最感人的莫如一群小学生的吊唁。在那近三十位小吊客中间,我特别留意一个衣服褴褛、腿下微跛的,他肋下夹着的画册和石板说明了是刚刚放学,如今正是回家或在街头玩耍的时候,然而他却结伴迢迢跑到了这里。那个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来到灵前,两只颇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鲁迅先生的遗体,然后,又放下肋下的画册,深深地鞠躬。我不信作了那么些纪念周,他还不知道“三鞠躬”的礼数,然而,当我数到第三次以后,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涨着脸,也红涨着眼睛,走出灵堂。

    ⑤如果稍换一个情况,我将忍不住笑出来的,然而,我那时是用极大的崇敬心情替他掀开帏幔,一直目送他走下殡仪馆的台阶。

    ⑥那个背影唤起我一点回忆。十多年前一个傍晚,如一切贪爱窗外景色的孩子一样,四点钟以后的时间对我变了滋味,换成鲜艳颜色。然而我放下了玩具,和同伴沿着朱色皇城走好长好长一段路去瞻仰一位“民国缔造者”的遗体。空着的肚皮充满着的一半是对“尸骸”的恐惧,一半是对“伟大”的钦仰。我们跨进那座御花园的大门时,紫禁城角的太阳已向下沉落了。我端着气向陌生的大人打听路线,好容易才攀了一道高大石阶,在花圈花篮的簇拥中,我看到安息着的孙中山先生。

    ⑦——我记得,当时我的心一点也没有跳!

    ⑧我们环着那铜棺走了一圈,又蹑着脚步走了出来。

    ⑨抬头,紫禁城角的太阳已经沉落下去了。我似乎打了一个冷颤,然而,除了模糊的“伟大”,我并没有摸清死的是什么人。只是冥冥中,一种超乎孩子胸膛容量的衰威或尊敬感觉使塞在我喉咙间,我赶不掉它。

    ⑩归途,我们放洋画的袋子里,每人都塞了一条传单:有工人发的,大学生发的,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说明孙先生的生平和抱负(这些我曾保留到六年前,直到一个朋友将我寄存的最珍贵的东西,如小学生时代的作文本,全当作烂纸卖掉了)。当时我们其实一点也不懂,但是当孙传芳乱批三民主义,张作霖满街捉革命党时,我却私下藏了一本《孙中山传》。

    伟大的人格也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力量在茫然无知的孩子心灵上时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恒久。

    我不知道如果鲁迅先生这时醒转过来,他将会怎样热烈地抱起那个微跛的孩子。

1936年10月,上海

(1)、“朦胧的敬慕”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本文的中心句是哪一句?

(2)、本文通过哪几个事例来表现“朦胧的敬慕”?

(3)、这是一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作者却用了大量篇幅回忆了十多年前瞻仰孙中山先生等有关情况,这里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请作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

    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 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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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 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 1918 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 年 8 月 14 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 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情怀。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 1923 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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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 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 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在“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

    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

    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于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2014年第9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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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鬼才黄永玉

    美丽的凤凰古城除了作家沈从文,还出了另一位奇人,就是画家黄永玉。他少年自学版画、雕塑、绘画、文学,皆造诣高深。他博学多识,才情非凡。历经世事风雨,却依然不改天真、顽皮、倔强、幽默的天性,被称为一代“鬼才”。

    少年辍学的黄永玉到过广州、上海、台湾、香港,干过苦力,搞过舞美,做过编剧,历尽了沧桑。在严酷的时代里,漂泊让黄永玉把世界看了个透,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对人生善恶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一样,黄永玉的画也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画纯水墨,淋漓尽致,不染丝毫丹青;需要用色彩了,又大红大绿大紫等“俗”色一股脑上来。国画讲求飞白,此中最显功力,黄永玉却丝毫不理会这些规则:“我的画没空飞白,要飞去自个脑子里飞去!”但他的另一类写意画,却异常地空,偌大的画面上只有一个极小然而特征极明显的人或物。兴致来了,皮纸、高丽纸,水粉、丙烯、国画色无所不用。反面泼墨,正面点染;巧拙互补,工写结合,一切出于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

    黄永玉刻版画出身,很早就被誉为“中国版画界三神童”之一。1956年,他在木刻艺术最炉火纯青的阶段,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这幅版画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传统木刻画崇尚黑白两色不同,他的版画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才32岁。

    受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新风格,而两次“丰盛”的欧洲之行也令其得益不少。从塞纳河到佛罗伦萨,黄永玉大量写生观摩,归来后又在万荷塘边苦练近万张白描荷花。借助西方绘画的冷暖色对比,黄永玉终于在造型、色彩与风韵上打通了中西方的经脉。他画的荷花就有着别样的美感:浑然红黄蓝绿,挥洒浓淡枯焦,最终呈现出的不再是寻常荷花高标独立的清雅之美,而是浓墨重彩的绚丽与灿烂。

    除了美的事物之外,黄永玉也和他所钦佩的大师林风眠一样,从不忌讳任何“丑”的事物。有一年,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到重庆旅行写生,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回到北京后,黄永玉好奇地跑去看展览,一看才知道,他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是被批得最严重的一个。“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猫头鹰事件被打成“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屋子,屋子光线很差,体弱多病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多方求治不见好转。黄永玉心急如焚,忽然灵机一动,在内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花草绚丽,艳阳高照,顿使满屋生辉。经常看着这幅画,妻子的病居然慢慢好了。

    有人问黄永玉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眯缝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腾地坐起来,把烟斗重重一磕,不耐烦地说:“过日子就是平平常常,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没意思。不要成天到晚地找意义。”

(摘编自《鬼才:黄永玉的旷达人生》)

【相关链接】①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而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摘编自百度《黄永玉简介》)②黄永玉在写作之余也常常读书,他认为读书对人生有着重要意义。在《书的回忆》这篇文章中黄永玉有这样的总结:“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就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耄耋之年的黄永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李小文: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摘编自《新京报》2014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2015),遥感、地理学家,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较真的吕叔湘

叶兆言

    吕叔湘先生是丹阳人,不知道他在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几次见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或许因为他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叔湘和俞平伯都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所敬重和钦佩。俞平伯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晚年喜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就找出来读,纯粹为解闷。俞平伯才华横溢,童心未泯,不算十分认真。吕叔湘正好相反,在做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俞平伯身上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叔湘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平伯家喻户晓的影响,但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尊他为一代宗师绝不过分。我想说的是,吕叔湘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祖父就经常教导我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7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能够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文化普及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9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9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吕叔湘(1904-1998),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校长。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吕先生讲到语文文字的运用是一种技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会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主张“把语法教活”。教师教语法要有很好的设计,先整理问题,然后决定讲哪些内容,再设计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摘自田小琳《吕叔湘先生和教学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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