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章办事

[德]拉里夫·维内尔

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可亲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脸：

“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得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口。

“请给我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

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平心静气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

“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十分好奇：

“既然您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干吗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的一声，小窗子关上。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开始翻一本书。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紧闭的小窗子喊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

“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给您一张去莱布尼茨车站的票。您付1欧元吧。”

我手里攥着买到的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

“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一下脸。”

然而，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

“您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可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呀，难道这还不够吗？”

“非常抱歉，”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如果您只是为了刮脸才买车票，那么在我们理发店您就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这儿只为有车票的乘客服务。”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

“可是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因此，我劝您放弃这种打算吧！”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

“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我还没有用它乘车旅行啊！”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一切都应照章办事。刚才一开始您宣称并不打算旅行，因此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解释？”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说道，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说，“而是在那儿——在莱布尼茨车站。”

在旷野里①

柳 青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旁无声地流过去，①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

一个人从嘈杂炎热的都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不要说他已经看见了今后一个时期要和他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使他一夜不瞌睡。朱明山喝着茶，看见黑黝黝的山峰压在南边一排房顶上，仿佛秦岭就在院子外边。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开始给书记介绍总的情况，“这是个南北长条子县。城南七个区，城北八个区，四个区在渭河以北。城北主要是产棉区，城南原上的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几条河，有一部分稻田……”

赵振国说着，转动着瘦长的身子，在黑夜里指给对方看那些区的方位。朱明山留心地听着，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情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这个县还有一部分稻田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 “这里的群众可有个特点，不要看他们一年种两茬庄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他们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去了……”

“这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充满兴趣地接应着。他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②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显出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土改以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

朱明山以前熟悉的赵振国那股牛性子，又在这里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个普遍问题，要慢慢一步一步解决，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在工作中学习。”

“那也要有个底嘛，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赵振国苦恼地诉说着，后悔莫及地说，“在陕北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注意学习，真是冤枉！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央一本厚书，还笑你冒充知识分子哩。”

朱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笑。“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朱明山毫不感到有什么值得自负地问，“嫂子和娃娃们都来了吗？我记得你的娃娃还不少……”

“来了就养了一个娃了，”赵振国负担沉重的样子，好像他的烦恼这时集中到这一点上， “生兰②不管怎么，还可以进党校学习。我那老婆往哪达送去？快四十了，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就算有个地方送，娃娃们又往哪达填？”他抽着一支烟，加添说，“不是咱熟，我不和你说这些。”

“我知道。”朱明山了解地说，他知道副书记从来就是一个不愿意诉苦也不愿意多解释的人，总是直截了当提出要求或直截了当承认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用“坚韧”   “耿直”和“顽强”一类字眼所形容的性格；他的缺点就是有时有些简单化和执拗，但都是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说转的。现在，朱明山听了他的苦恼，亲切地安慰他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

赵振国显然不愿谈话沿着这股线继续下去，他知道书记的意思，就问：   “关于干部思想方面，总的情况在地委知道了吧？我就是典型。”

“看你又来了，”朱明山伸手在副书记的光腿上拍了一拍，“你才还说着，我又不是不了解你？”

“实在嘛，”赵振国略带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其事说，“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

③“这是好事情。”

“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旧前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一眼看不到头，模糊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说成了问题，什么都是问题……④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习算了。”赵振国烦躁地说。

“那怎么行呢？”朱明山不同意地看了眼副书记，觉得赵振国整个谈话中表现出一种带着主观情绪看问题的味道。朱明山心里想的是：茫然不知所从自然不行；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浪费群众的热情也不行。他说：“调学习的也要，可是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给赵振国解释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又懂得眼前该怎么办的人，社会主义总是遥远模糊的道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注】①小说写于1953年，原稿无题，因文中多次出现“旷野”而得名。②生兰，即高生兰，是朱明山的妻子。

（本文自节选《人民文学》2024年01 期）

文本一：

芦花荡

孙犁

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的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敌人监视着苇塘。他们提防有人给苇塘里的人送来柴米，也提防里面的队伍会跑了出去。可是假如是月明风清的夜晚，人们的眼再尖利一些，就可以看见有一只小船从苇塘里撑出来，在淀里，像一片苇叶，奔着东南去了。半夜以后，小船又漂回来，船舱里装满了柴米油盐，有时还带来一两个从远方赶来的干部。

撑船的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子，船是一只尖尖的小船。老头子只穿一条蓝色的破旧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篙。老头子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可是那晒得干黑的脸，短短的花白胡子却特别精神，那一对深陷的眼睛却特别明亮。很少见到这样尖利明亮的眼睛，除非是在白洋淀上。

老头子每天夜里在水淀出入，他的工作范围广得很：里外交通，运输粮草，护送干部；而且不带一枝枪。他对苇塘里的负责同志说：你什么也靠给我，我什么也靠给水上的能耐，一切保险。

老头子过于自信和自尊，每天夜里，在敌人紧紧封锁的水面上，就像一个没事人。因为他，敌人的愿望就没有达到。

一天夜里，老头子从东边很远的地方回来。弯弯下垂的月亮，浮在水一样的天上。老头子载了两个女孩子回来。她们是冀中区的，大的叫大菱，小的叫二菱，在炮火里滚了一个多月，都发着疟子，昨天跑到这里来找队伍，想在苇塘里休息休息，打打针。把她们接上船，老头子就叫她们睡一觉，他说：什么事也没有了，安心睡一觉吧，到苇塘里，咱们还有大米和鱼吃。

小船无声地，但是飞快地前进。当小船和那黑乎乎的小火轮站到一条横线上的时候，探照灯突然照向她们，不动了。两个女孩子的脸照得雪白，紧接着就扫射过一梭机枪。老头子叫了一声“趴下”，一抽身就跳进水里去，踏着水用两手推着小船前进。大女孩子还是负了伤。他们已经离苇塘很近。老头子爬到船上去，他觉得两只老眼有些昏花。可是他到底用篙拨开外面一层芦苇，找到了那窄窄的入口。

一钻进苇塘，他就放下篙，扶起那大女孩子的头。大女孩子微微睁了一下眼，吃力地说：“我不要紧。快把我们送进苇塘里去吧！”老头子无力地坐下来，船停在那里。月亮落了，半夜以后的苇塘，有些飒飒的风响。老头子叹了一口气，停了半天才说：“我不能送你们进去了。”小女孩子睁大眼睛问：“为什么呀？”老头子直直地望着前面说：“我没脸见人。”

那小船转弯抹角钻入了苇塘的深处。这时那受伤的才痛苦地哼哼起来。小女孩子安慰她，又好像是抱怨，一路上多么紧张，也没怎么样，谁知到了这里，反倒……一声一声像连珠箭，射穿老头子的心。他没

法解释：大江大海过了多少，为什么这一次的任务，偏偏没有完成？自己没儿没女，这两个孩子多么叫人喜爱？自己平日夸下口，这一次带着挂花的人进去，怎么张嘴说话？这老脸呀！他叫着大菱说：“他们打伤了你，流了这么多血，等明天我叫他们十个人流血！”

两个孩子全没有答言，老头子觉得受了轻视。他说：“你们不信我的话，我也不和你们说。谁叫我丢人现眼，打牙跌嘴呢！可是，等到天明，你们看吧！”小女孩子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打仗？”

老头子狠狠地说：“为什么不能？我打他们不用枪，那不是我的本事。愿意看，明天来看吧！二菱，明天你跟我来看吧，有热闹哩！”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非常闷热。一轮红日当天，水面上浮着一层烟气。小火轮开的离苇塘远一些，鬼子们又偷偷地爬下来洗澡了。十几个鬼子在水里泅着。水淀里没有一个人影。从荷花淀里却撑出一只小船来。一个干瘦的老头子，只穿一条破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两只手却忙着剥那又肥又大的莲蓬，一个一个投进嘴里去。

他的船头上放着那样大的一捆莲蓬，是刚从荷花淀里摘下来的。不到白洋淀，哪里去吃这样新鲜的东西？来到白洋淀上几天了，鬼子们也还是望着荷花淀瞪眼。他们冲着那小船吆喝，叫他过来。老头子向他们看了一眼，就又低下头去。还是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船，剥着莲蓬。船却慢慢地冲着这里来了。

小船离鬼子还有一箭之地，好像老头子才看出洗澡的是鬼子，只一篙，小船溜溜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去了。鬼子们拍打着水追过去，老头子张皇失措，船却走不动，鬼子紧紧追上了他。

眼前是几根埋在水里的枯木桩子，日久天长，也许人们忘记这是为什么埋的了。这里的水却是镜一样平，蓝天一般清，拉长的水草在水底轻轻地浮动。鬼子们追上来，看着就扒上了船。老头子又是一篙，小船旋风一样绕着鬼子们转，莲蓬的清香，在他们的鼻子尖上扫过。鬼子们像是玩着捉迷藏，乱转着身子，抓上抓下。

一个鬼子尖叫了一声，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锋利的钩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别的鬼子吃惊地往四下里一散，每个人的腿肚子也就挂上了钩。他们挣扎着，想摆脱那毒蛇一样的钩子。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他狠狠地敲打，向着苇塘望了一眼。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

在那苇塘的边缘，芦花下面，有一个女孩子，她用密密的苇叶遮掩着身子，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

1945年8月于延安

（有删改）

文本二：

抗日战争（节选）

王树增

九月十八日，沿着津浦路，日军第十师团从马厂、青县开始南下，首先向中国守军第一八一师阵地发起攻击。第一八一师刚由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而成，官兵极低的作战素质致使阻击阵地很快丢失。二十一日，日军开始攻击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的主阵地，第五十九军只抵挡了两个昼夜，阵地也丢了。十三日，日军的攻击线已推进到第四十、第四十九军的正面。日军知道这里接近沧州了，攻击十分凶狠，先是航空兵群对中国守军的阵地、阵地后方以及两翼进行连续轰炸和扫射，接着炮兵集中火力对中国守军的主阵地实施压制和破坏性射击，然后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击推进。中国守军阵地在第一时间就遭到严重击毁，官兵尚未作战就出现的大量伤亡导致姚官屯阵地出现危机。第一〇九师奉命增援前沿，黄昏时分才将突入前沿的日军反击回去。二十四日，天还未亮，日军航空兵和炮兵的轰击便又开始了，步兵随后沿着铁路两侧向前突击。为了加强阻击阵地，冯玉祥命令第五十九军部和集团军总预备队一部策应一线作战。中国守军虽然奋力苦战，姚官屯等阵地还是相继被日军突破。在这天的战斗中，仅六四九团就有三百多官兵在白刃战中伤亡，其中与八连连长穆春茂一样拼尽最后一滴血的军官还有一营营长王肖孔、一连连长吴荫华和六连连长宋连基。

（有删改）

阿舒

茹志鹃

天暖了，花开了，树上已抽出新枝条，地面上绿茸茸的一片，一切都在向上窜向上冒。在庄稼还是“苗”的时候，就要给它移植，添水，加肥，锄草。“苗壮五分熟”，半年的收成，一半就看这时候的功夫。在这里，人过得紧张、热烈，有点辛苦，而生命的意味却更加深长。我正默想着，阿舒进来了。

“讲故事。”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接着就伏在我肩膀上，纠缠不歇。我朝她那张娃娃脸看看，便决定给她讲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我答应讲了，阿舒倒又提出了条件：“苦不苦?苦得我不要听。我要听有趣的。”

她不要苦的，她要喜剧，要大团圆，而我却偏偏觉得她需要的，不应该只是那些“有趣”的。

于是，从这天起，我每天晚上要给她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有趣”的，一个则是不那么“有趣”的。她听故事的态度认真极了，不插嘴也不大笑，嘴巴微微张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惊讶、欢喜，坦率地看着人。

每晚必来的，还有一位，就是小队长阿舒娘，来和我谈白天的生产。娘来了，阿舒就着急。“唉！不懂人事不知愁啊！”阿舒娘又是这句老话。

说阿舒不懂人事不知愁，我同意；但是老支书说的“要她愁什么呢”，我也觉得有理。我总想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挑选一个，但是每天都决定不下。“十七”这个年龄，真是个奇妙的年龄。

阿舒小学毕业了，稻子也黄了。

村边金色的稻子在沙沙作响，透过厚厚的稻穗，前面一块后季晚稻试验田里有灯光在摇晃，这是有人在诱蛾子呢！

“是伯伯！”阿舒眼睛尖。

“今年单季稻长得不错。”我说了一句，老支书立即抬起头来，眼梢的皱纹像扇子似的舒展开来，“嗨嗨，不错是不错，不过……你倒估估看?”别人的估产，对老支书已是一种极大的快慰。

“错不了，少了七百五十斤你来问我。”田根公公说得斩钉截铁。

老支书连连摇头：“不行，赶不上啊！”我看他肚里一定还有一个什么指标。“伯伯，我们跟哪个队挑战比赛了?”

“比赛?我跟谁比赛?……不过，人活在世界上，你不比也是在比。”老支书站起来，把灯挂在架子上。立即，①老支书的身影映在厚厚的稻子上，灯晃动着，巨大的人影晃动着。老支书在说话：

“人人都有一辈子，有人一辈子做的事，硬是有些人活几辈子也赶不上的，这是什么缘故?”他看着远处，好像在问自己，又好像在问那高高的天，问那无垠的土地和大片的庄稼。

“这叫什么，”田根公公含着旱烟嘴，稳稳地说道，“这叫有人活得像一条龙，有人活得像条虫。”

他们这么谈着，阿舒迷惘了，忽然笑道：“做条龙有什么好处?”

“你不懂。”老支书爱护地朝她看了一眼，说道，“上半年的小麦，就算它一亩少收九十斤，全大队一千七百亩，算算看……”

阿舒用最快的速度，把答数算了出来。老支书说：“看，国家要少收入十五万三千斤的粮食。”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阿舒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刚刚干了一件重活儿一样。

第二天去公社开会。会议上，老支书站起来了，说道：“我们上半年小麦歉收，我要负责任。半年的收获，不够我们队吃三个月的，我们自己是种粮食的人，可现在吃的粮是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从别处运来的……”阿舒不安地转动着，把辫梢一圈紧似一圈地绕在手指上。

“……好多人都说我们水稻不错，可是我们全年的产量跟人家比起来，我们还是要吃人家的，穿人家的，我们……”老支书说到这里，拿着旱烟的手都颤颤的了。我看着阿舒，②她一动不动地挺坐着，两只手捏着那只精心打起来的蝴蝶结，放在嘴里咬，把绸带上的丝都咬下来了。

“阿舒，你在干什么?”我碰了碰她，她茫然地朝我看看，像什么也没听见，仍咬着蝴蝶结，绿色的绸丝，一缕一缕地飘落下来。

有谁知道这位姑娘的思想凝住在哪一点上?

“伯伯是一条龙。”阿舒忽然没头没脑地说，“田根公公说的那条‘龙’是什么意思，我懂了。”

“我懂了，我懂了。”风在吹，云在移动，太阳渐渐西下，上弦月已经挂在当空，一天快要结束了。③这一天里，在南方，在北方，多少小生命出生了，多少铁变成了钢，多少棉花变成了布匹，多少粮食收进了仓。在这里，十七岁的阿舒说“我懂了”。我发现“十七”这个年龄，不仅仅是奇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年岁。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身，忽听窗外有人说话：

“一层河泥，一层这玩意，倒是肥的呀。”

我推门一看，是老支书和阿舒娘朝外站在窗边议论，前面，那条河边上，阿舒带着她那个小组的全体成员——五个姑娘，正在河边捞菱藤。

“她们在玩什么呀?”我问阿舒娘，阿舒娘不以为然地说：“在积肥呀！”我忍住笑，出来拉了阿舒娘朝河边走去，一边朝阿舒叫道：“阿舒，你们在干什么呀?”

“④我们给土地老爷下寿面呢！”阿舒嚷道。姑娘们都是裤脚卷到大腿上，手里一式拿着两根长竹竿，嘻嘻哈哈地用竹竿夹住那些菱藤，真像下面似的，把藤绞在竹竿上，然后拖上岸来。阿舒娘一看她们这半身的泥水，不禁又笑着感叹道：

“唉！阿舒，你真是……”阿舒娘说到这，忽然来了个急刹车，下面那句“不懂人事不知愁”竟破例留在喉咙里面。

河边，菱藤已堆成了几个小山。几个幼儿园的孩子乐极了，在旁边转来转去，忙着采藤上的残菱。

“开心吧?”我问那些围兜袋里塞满了菱的小孩子。

“开心，”阿舒大声回答道，“这才真叫开心呢，你看！”阿舒朝岸上指了指。

那头岸上，竖着一块大黑板，黑板上写着她们积肥的指标数和已完成数，上面总的题额是极大极醒目的四个大字：“努力！争取！”

努力什么，争取什么，没有写出，可是我明白，她们要争取的，绝对不仅仅是完成积肥的指标。

太阳升起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这新的一天里，生活继续着，比赛继续着，看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比赛的人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许多十七岁的青年，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阿舒。

（选自《茹志鹃小说选》，有删改）

文本一：

上学路上的“新鲜事儿”

沈从文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①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须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

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大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

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看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

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叠着十几本旧书，尽管书页被我翻得皱巴巴的，但书皮都被我用彩纸仔仔细细地包好。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

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有织篮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篮子。（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

又有铁匠铺，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②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饮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我曾梦到自己变成了铁匠，为每户人家都制作了农具，村里的生活越过越好。还梦到自己变成了教书先生，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上学，听到悦耳的读书声。

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③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

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

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

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就踊身一跃，骑到那树上，或傍近物边，把绳子缚定，自己使快快的向下游岸边泅去。

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就把绳子拉着，或缠绕到大石大树上去，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我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

④一涨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规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节选自《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有删改）

文本二：

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节选自葛兆光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上学记>序》）

【注】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讲述了何兆武流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在为《上学记》撰写的序言中，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从何兆武的故事出发，谈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