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1月15日，北方进入新一年的供暖季。此前几年，一年一度的供暖季，只要没有风来，北方重雾霾天气似乎成了惯例。今年在等风来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努力。与以往不同，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二十余个城市在10月以前大面积实施煤改气，以使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间上述区域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5%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这将有助于降低雾霾浓度。大规模煤改气后也将提升天然气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小幅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不过也对价格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新的考验。

（摘编自2017年11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二：

    虽然困难重重，但天然气替代煤炭的趋势不会改，政府推进清洁能源的决心不会变，目前政府正在着力推动的油气改革，正是要逐步打破国内的垄断状态，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引入竞争，预计将对未来几年我国天然气的价栺走势产生较大影响。

    加上当今页岩气开采技术和可燃冰开采技术的发展，有望改变我国天然气在储量上的劣势地位，将为天然气的替代前景装上助推器。

此外，进口天然气力度的加大将进一步解决天然气短缺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海外液化天然气气源接收站及海外气接收管道，未来五年将有充足的海外低价气源供应国内消费。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约34.4%左右，较2009年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未来仍有上升的趋势：根据《天然气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42.4%。

（摘编自《2018-2023年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决策分析报告》）

材料三：

材料四：

    当前民用采暖煤改气覆盖区域是当前的“2+26”个城市，预计未来将会向华北大部乃至全国扩张，针对接驳、燃气具、用气费用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加快煤改气的实施进度。除了带来接驳工程和燃气具销售量的大幅增长外，还有望带来销气利润的快速增长。

制约天然气发展的核心因素在于天然气相对煤、油等替代能源的经济性关系。2015年底以来，随着国内天然气门站价降价0.7元，油价、煤价分别上涨，天然气相比部分替代能源已经出现一定的经济性优势。然而，天然气总体而言仍未突破油气比价的边际天花板，这也意味着天然气在当前价格水平下的价格、销量弹性仍有不足，终端气价必须进一步下降，方可最终实现用气量规划。以华北的石家庄周边地区为例，截至2017年6月底，同等热值下，当地工业用天然气价格相较燃料油已经享有3%的经济性优势。然而，工业气价相比煤贵出219%。在作为交通燃料的各种竞争能源中液化天然气相比柴油在同等热值下便宜40%，压缩天然气相比同等热值的93号汽油便宜16%。

（摘编自2017年8月29日搜狐网《环保深度分析系列之煤改气》）

材料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客人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

    报告显示，今年游客外出旅游意愿持续高涨。其中，出行频次在1—3次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72%，其次是计划出行4—6次的受访者，占比19%，2017年计划出行7次及以上的高频旅行者，占比在10%左右。

    报告显示2017年，居民在旅游上的消费将不断升级，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追求，8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旅游是其休闲娱乐的首要消费方式。73%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在旅游上的人均预算将超过1万元，其中32%的游客预计花费在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占比最高。还有10%的受访者今年的旅游消费将超过5万元。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的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占比最高，包括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有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的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污染、雾霾等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调查显示，除了探索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2017年03月27）

材料二：

    云南是旅游大省，因为发生多起伤害游客的恶性事件，近年来饱受诟病。4月15日起，《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正式施行，力图彻底解决旅游乱象。“五一”期间，由于一些热门旅游购物景点被要求停业整顿，同时旅游团项目数量大幅缩水，云南部分旅游经营者的业绩较往年也有所下降。虽然团费有所上涨，但游客体验满意度也在增加，刚从昆明游玩回来的李先生说：“全程没有导游强迫购物，我们玩得非常舒心。”

（2017年5月3日《经济日报》记者 郑彬）

材料三：

    从自由行主题角度来看，50.7%的用户偏好文化体验游，而且该主题的旅游渐向20—40岁青年、中年群体拓展。可见，文化旅游渐渐受到旅客的追捧，市场空间不断扩大。2016年热销景区门票前十强中，以北京景区数量最多；同时，历史文化类占四成。随着文化旅游市场迅速发展，促使历史文化类旅游这种具有文化教育意义的资源成为热门产品。

（摘自《2016年我国文化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材料一：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I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从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则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财经网”2019年4月9日）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创不甘落后》，“新快网”2019年4月1日）

    材料三：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来源，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I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4月9日）

《中国诗词大会》赢得高收视高关注  诗和远方唤你去读书

文/莫斯其格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姝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姝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姝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焦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嫌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