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玛苏鲁

李娟

    十九岁的加玛，一米七的个子，颀长苗条，行动轻盈。肤色很白，眉毛很淡。眼珠则是灰绿色的，镶着一圈清晰的黑边。脸颊上有漂亮的红晕。头发柔顺又明亮，和睫毛一样泛着漂亮的淡金色。

    有一次我称加玛为“加玛苏鲁”——“加玛美人”。她不好意思地否认，并叫我“李娟苏鲁”。我是近视眼，总是抱怨：“我的眼睛不行。”当我第二次再喊她“加玛苏鲁”时，她迅速回应：“你的眼睛不行。”

    加玛初一时辍学，已经放了五年的羊。虽然五年过去了，她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当年的汉语课文：“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雨沙沙地下……小草绿了……”她还会做广播体操，总是就着《黑走马》的音乐做。还喜欢让我压着腿做仰卧起坐，做俯卧撑，立定跳远，三级跳远……温习一切学校里才有的花样。

    提到学校，加玛的话就多了。我由衷地说：“加玛是个好学生，爱学习，又爱运动。”她听了便有些悲伤。

    她说：“我放了五年羊，姐姐画了五年画。”

    加玛十四岁那年，十六岁的姐姐乔里潘想去伊犁的师范学校画画。大家实在不想中止姐姐的梦想。但当时家里唯一的男孩扎达未满十岁，妹妹也还小，再没有合适的劳力了。于是加玛就辍了学，开始跟着爸爸居麻放羊。

    对此，加玛的确有些伤心，但毫无怨言。她很爱自己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一提到他们，就滔滔不绝地历数每人的优点——姐姐画画儿好，妹妹莎拉古丽歌唱得好，弟弟最聪明，摩托车都会修……最后黯然道：就自己什么也不好，所以只能放羊……

    其实加玛远比一般的同龄姑娘聪慧。如果能一直上学的话，也会非常优秀。

    加玛还告诉我，在阿克哈拉的“黑走马”宴会厅，年轻人聚会时，每人都会轮流在麦克风前唱歌。其实那时她也非常想唱，却怎么也不敢，无论大家怎么鼓励都不敢。想想看，一年到头，这个姑娘能够在人多的阿克哈拉停留的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其他的日子全是沙漠戈壁，森林草野，青春只与牛羊为伴……

    加玛手很巧，很多姑娘的“灵巧”都源于经验上的熟练，可加玛不是，许多初学的事情，一上手立刻心领神会。

    总之，加玛苏鲁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可偏就没有男朋友！如果和她聊起这个话题，会让她小受惊吓，“豁切”个不停。

    背雪途中休息，加玛翻起身上的衣服念叨起来：上衣捡弟弟的，毛衣借妈妈的，棉裤是爸爸的，牛仔裤是姐姐穿剩下的，袜子是奶奶的……算来算去，只有手套和鞋子属于自己。

    我说：“没关系，快结婚了嘛。等结了婚，啥都是自己的，对象也是自己的。”①加玛捏一把雪洒了过来。

    那天晚上我们顶着寒流在星空下赶羊，各走在羊群一端。不知怎么了，一路上加玛止不住低声唱着歌。虽然歌声是平静的，但我猜她一定沉浸在激动之中。果然，快走到沙丘下时她才告诉我，前两天来找骆驼的牧人带来了沙阿家的卡西帕去阿勒泰上学的消息。她非常羡慕，也想去上学……

    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加玛才一直努力地向我学习汉语。她借用我的哈语自学材料，抄写后面的汉哈单词、词组对照表，还一一注音，学得像模像样。但内容却一点也不实用，什么“礼尚往来不可缺”，什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却是无限的”……

    我也会向加玛讨教一二。她却总是一教就是一大堆，我说：“行啦，够啦，这么多，得一个礼拜才记住！”她微笑着说：“要是我的话，一天就记住了。”

    果然，头一天晚上学的单词，第二天早上听写，几乎全能写对！过好几天再抽查，还是能写对！

    我天天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一些内容。加玛问我写了什么，我说：“写加玛的事。”她说：“豁切，有那么多的事？”

    时间久了，大约她也有所触动，也决定写些什么。有一次出去放羊之前，她找我借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等晚上赶羊回来，纸上就写满了漂亮的阿拉伯文字。晚饭时，她认真地念给大家听。她爸妈放下茶碗，听得津津有味，听完都说“好”。还把那张纸要去默读了一遍又一遍。我问：“写的什么啊？”居麻说：“给李娟的信。”我一听急了，硬让他给翻译。结果这家伙只翻译了一句：“李娟在我们家的工作情况。”

    我们在这片荒野上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月，今年就要回到乌伦古河畔的春秋定居点了。因为奶奶病了，得住院，家里的奶牛和山羊没人照料。于是地窝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想想都觉得寂寞啊。但加玛却显得非常高兴，大约定居点有她念念不忘的“黑走马”宴会厅吧？——有年轻人的世界，有可能前来的爱情，有打工的机遇，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不知这个冬天，②我们已经成为大姑娘的加玛苏鲁是否能积攒到足够的勇气，站出去为大家唱歌？

    加玛走后我们都倍感寂寞。一月初，她托兽医捎来一封信。这回居麻认真翻译给我听了，开头第一句是：________________ ， 只这一句，就让人想要流泪。

（节选自《冬牧场》，有删改）

邮差先生

师陀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最多的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少人的街上走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从脚下飞起，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到他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充满善意的怨言，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送到，又没有另外的什么事等候着他。②虽然有时候他是这样抱歉，因他为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

    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眼镜

老舍

    宋修身有对儿近视镜，可除读书时不戴。他正往学校里走，这回，眼镜盒子是卷在两本厚科学杂志里。本打算把盒子放在袋里，可身上各处的口袋都没空：笔记本，手绢，铅笔，橡皮，两个小瓶，一块吃剩的饼，占住了地盘。一拐弯，碰上了个同学，他站住说了几句。来了辆汽车，他本能地往里手一躲，本来没有躲的必要，可眼力不济，于是把鼻子按在墙上。汽车和朋友都过去了，他紧赶了几步，怕迟到。

    走到了校门，一摸，眼镜盒子没啦！

    登时头上见了汗，抹回头去找，哪里有影儿。拐弯的地方，老放着几辆洋车。问拉车的，他们都说没见，好像他们也都是近视眼。又往回找到校门，只摸了两手的土。心里别扭透了！掏出那块干烧饼狠命地摔在校门上。假如口袋里没这些零碎？假如不是遇上那个臭同学？假如不躲那辆闯丧的汽车？巧！越巧心里越堵得慌！定是被车夫拾了，瞪着眼不给，什么世界！天天走熟了的路，掉了东西会连告诉一声都不告诉，而捡起放在自己的袋里？一对近视镜有什么用？

    宋修身的鼻子按在墙上的时候，眼镜盒子落在墙根。车夫王四看见了，本想告诉一声，可是一看是“他”：一年到头老溜墙根，没坐过一回车。话到了嘴边，又回去了。他顺手捡起盒子，放在腰中。拾了就是拾了，活该。

    宋修身往回走，王四到个僻静地方放下车，掏出盒子，好破的盒子；打开，镜子真脏；自己戴了戴，戴不上。王四的心凉了，早知道还给那个溜墙根的学生呢！也许倒能得几毛钱的报酬。

    眼镜丢了以后，他来到教室。虽坐在前面，黑板上的字还是模糊不清。越看不清，越用力看；下了课，脑袋直抽着疼。他越发心里堵得慌。第二堂是算术习题。他把眼差不多贴在纸上，算了两三个题，他的心口直发痒，脑门非常的热。他好像把自己丢失了。平日最欢喜算术，现在他看着那些字码心里起急。心中熟记的那些公式，都加上了点新东西——眼镜，汽车，车夫。公式和懊恼搀杂在一块，把最喜爱的一门功课变成了最讨厌的一些气人的东西。他不能再安坐在课室里，他想跑到空旷的地方去嚷一顿才痛快。平日所不爱想的事，例如生命观等，这时候都在心中冒出来。

    一个破近视镜，拾去有什么用？可是竟自拾去！经济的压迫，白拾一根劈柴也是好的。不怨那个车夫了。虽然想到这个，心中究竟是难过。今天的功课交不上，明天当然还是头疼。配镜子去，做不到。今天，算术的公式好像给它们匀出来点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办法，他头一次觉得生命没着落，好像一切稳定的东西都随着眼镜丢了，眼前事事模糊不清。他不想退学，也想不出继续求学的意义。

    第二天，他没去上课，王四没等到那个近视眼。要收车时，小赵来了，他家开着个小杂货铺，他的父亲戴平光的眼镜。王四想起来了：“小赵，给你这个。”从车箱里把眼镜找出来：“别看盒子破，里面有好玩艺儿。”小赵一见眼镜，“掌柜的”在心中放大起来。果然是体面的镜子，比父亲的还好。戴上试试，不行，“这是近视镜，戴上发晕！”“戴惯就好了，”王四笑着说。小赵觉得不上算，可是又真爱眼镜。试着走了几步，摘下来，看看大家。大家都觉得戴上镜子确是体面。王四领着头说：“真有个样儿！送给你的，我拿着没用。等过二年，你的眼神不足了，再戴也就合适了。”

    “送给我的？”小赵补了一句。“真送给你！”

    小赵把眼镜放在盒子里，走开。走了几步，又把盒子打开。回头看了看，拉车的们并没把眼看着他。把镜子又戴上，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可是不肯马上摘下来——戴惯就好了。他觉得王四的话有理。有眼镜不戴，心中难过。况且掌柜们都必须戴镜子的。眼镜，手表，再安上一个金门牙；南岗子的小凤要不跟我才怪呢！刚一拐弯，猛地听见一声喇叭。他看不清，不知往哪面儿躲。他急于摘镜子……

    学校附近，这些日子了，不见了溜墙根的近视学生，不见了小赵，不见了王四。

（有删改）

子夜（节选）

茅盾

    虽然此时他已经坐在一九三○年式的汽车里，然而并不是他对儿子妥协。他早就说过，与其目击儿子那样的“离经叛道”的生活，倒不如死了好！他绝对不愿意到上海。荪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让老太爷高卧家园，委实是不妥当。这也是儿子的孝心。吴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什么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但是坐卧都要人扶持，半步也不能动的他，有什么办法？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堡寨”里抬出来，上了云飞轮船，终于又上了这“子不语”的怪物——汽车。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啵，啵，啵！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吴老太爷悠然转过一口气来，有说话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荡：“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听三弟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

    “啊哟！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明天赶快换一身罢！”

    是二小姐芙芳和四小姐蕙芳的对话。吴老太爷猛睁开了眼睛，只见左右前后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汽车，都是静静地一动也不动。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点，所谓“抛球场”。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

    蕙芳偷眼看一下父亲，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轻声说：“可不是。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一只赤裸裸的白腿。 “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吴老太爷之子，排行第七）却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呼噜呼噜的声音从吴老太爷的喉间发出来，但是都市的骚音太大了，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萱都没有听到。老太爷的脸色也变了，但是在不断的红绿灯光的映射中，谁也不能辨别谁的脸色有什么异样。

（有删改）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爱的奉献（节选）

欧·亨利

    乔·拉雷毕来自中西部槲树参天的平原，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

    德丽雅·加鲁塞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致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方去“深造”。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的作品、绘画、瓦尔特杜弗、糊墙纸、肖邦、奥朗。乔和德丽雅互相——或者彼此，随你高兴怎么说——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

    拉雷毕夫妇租了一层公寓，开始组织家庭。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

    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各位都知道他的声望，他取费高昂；课程轻松，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各位也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

    只要他们的钱没用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

    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哟，那家人可真好。一位将军，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住在第七十一街。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蕾门蒂娜。我见了她就喜欢极啦。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老是穿白的；态度又多么朴实可爱！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数目固然不大，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现在，别皱眉头啦，亲爱的，让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饭吧。”

    “你倒不错，德丽，”乔说，“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我以般范纽都·切利尼的骨头赌咒，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 ”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下一个星期，拉雷毕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钟的时候，德丽雅给了他早饭、拥抱、赞美、接吻之后，把他送出门。他回家时，多半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我得三翻四复地教她。而且她老是浑身穿白，也叫人觉得单调。”

    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

    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别跟我开玩笑啦，”德丽雅说，“不会是从庇奥利亚来的吧！”

    “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德丽雅。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看到了那幅画，起先还以为是座风车呢。他倒很气派，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它买下了。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可以花的钱。”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怎么搞的？”乔照例地招呼了之后，问道。德丽雅笑了，可是笑得并不十分快活。

    “克蕾门蒂娜，”她解释说，“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她真是个古怪姑娘，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滚烫的，溅在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品克奈将军！乔，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他冲下楼去叫人，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人，到药房里去买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替我包扎。现在倒不十分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去了，他没有确定，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逊河的风景。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含含混混地说着品克奈将军；但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品克奈将军和克蕾门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可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作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一路上就编出那个烘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的人。”

    “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乔慢慢吞吞地说。

    “他打哪儿来都一样。你真行，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消说‘当你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