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李宇明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都江堰

余秋雨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苦难的民族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寒风在颓壁残垣间呼啸，夕照旷野溶成一气，让人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浓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提供庇护和濡养。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本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

    从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忽然，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急流浩荡。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众目睽睽。

    这一切，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中国官场的惯例，是把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濡养，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想到了李冰。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他当然没有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八字箴言，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澈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都江堰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汉代水官重造 “三神石人”测量水位。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被岁月的淤泥掩埋，20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一条绳索

（秘鲁）弗朗西斯科·埃斯卡特

    胡安发现了一条从天上垂下来的绳索。

    那条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绳索一直往上延伸，延伸，直至消失在冬日的云层里，胡安一边看着它，一边想身边没有人会相信他看到的这一幕。

    “这孩子太孤独，出现幻觉了。”听到胡安的故事，他姑姑会这么说。“应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最后她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于是胡安一直跑回了家，看见他爸爸正坐在门口的那段老树干上。“有一条绳子从天上垂下来！”胡安喊道。

    父亲沉默地看了他一眼，好像胡安说的是一种奇怪的无法理解的方言。

    胡安痛恨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然而他已经习惯了，人们总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尽管他都快十岁了，在大草原上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来去。

    “爸爸，你得看看，我发现的那条绳子非常粗大，我一个人没法把它运回家。”胡安试着用父亲的语言表达，想让他别再像平时那样用轻藏的表情看着自己。“你还得洗洗脸，奶奶讨厌看见你这样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父亲回答说。

    “请您跟我来一下吧，爸爸，就一会儿。”胡安哀求道。

    但这仍是徒劳，父亲不喜欢胡安求他玩耍，就像不喜欢玩耍本身，于是那孩子决定再次消失，重新向发现那条绳索的地方跑去。

    他很快又看到了它，在大草原中央，纹丝不动，风吹拂着，但那条绳索仍定定地悬在那里，并不是绷紧了，只是静静的。胡安看了它一会儿，又向天上望去，寻找一种解释，但是同样一无所获，这时他想到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碰过那条绳宗，就决定碰碰看，好证明那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幻觉，或是海市蜃楼，就像那些在沙漠里迷路的旅行者所看到的。

    胡安重新看了一下绳索，决定走过去。但因为某种原因，他又想起了接着绳索渴死的旅行者，不敢向前走一步。考虑了几秒钟后，他吸了一口气，向前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又一步，又一步，直到剩下不到一米的距离，他仲出胳膊，用指尖轻轻地碰了一下绳索。“很软。”他想。

    胡安决定拉一下那条绳索。他用双手抓住绳索，使劲向下一拉，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绳索顶住了他的全部力量，于是他决定全身吊上去，他助跑，牢牢地搂着绳索纵身一跳就像一个九岁的人猿泰山一样吊在了绳索上。

    胡安想起了一个小孩和三颗菜豆的故事，那个小孩在他家院子里种下了三颗菜豆，最后菜豆长成了一棵巨大的爬蔓植物，一直长到了天上，那孩子顺着它爬上去，在顶端发现了一座城堡，里面满是财宝。但是真的是菜豆吗？菜豆不会长成爬蔓植物呀。真是个奇怪的故事……

    胡安学校的作业本上总是写满了老师的评语，说他是个非常不专心的孩子，喜欢在堂上想入非非。现在胡安可给了所有那些老师一个理由了，在他眼前出现了一条悬空的神奇的绳索。“我应该爬上去，我得看看这是什么。”他这样想着，开始攀着绳索向上爬。

    胡安爬到了十来高的时候，就害怕得不敢继续了，但是也没有勇气松开手，于是就停在了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小手很疼，胳膊开始颤抖，他决定慢慢地滑到地面上去，然后从家里随便找个人来，让他看看这条绳索。但是他刚准备动一下，就感到绳索开始下降。

    他又停下来，想等绳索稳住以后再从容地滑下来，但是突然，砰！绳索猛地往下顿，胡安大叫一声，手抓得死死地，等他睁开眼畸，发现自己还吊在绳索上，但是好像降了一米；又是砰的一声，绳索又一次下滑，但是他还不想松开手，他已经吓得不会动了，突然，从很高的地方传来一声：砰……胡安一下子掉在了地面上，绳索开始往他身上落，好像终于从固定它的地方松开了。

    绳索不停地往胡安身上落，他弓起身子，但是他无法站起来，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绳索还在不停地下落，把胡安埋在里面形成了一座小山；胡安绝望地挪动着胳膊，这时他感到绳索湿透了……他终于从里面钻了出来，一溜烟跑回了家，那时下午茶的时间早过去了。

    父母不想听胡安解释，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开始下着细雨；一顿惩罚后，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透过窗户看着雨，无法讲述自己的奇遇。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回到那个地方，但是雨下了一整夜，整个大草原都淹了，家人不让他出门，父母还在为他生气，他那关于悬空的绳索的谎言让他们更加恼火。

    雨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胡安的父母决定停止度假回城去；胡安无法回到发现绳索的地方了，全家人都监视着他，同时全家人都受够了那场绵绵不绝的雨。似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那场雨的罪魁祸首……

    在绳索落地的地方，大雨形成了一个湖；随着时间的流逝，湖带来了植物，植物引来了动物，大草原变成了一个山谷；七十年后，那个被称为“拉坎提亚”的山谷里的湖成了当地河鳟最多的地方。最近一次我去那里，一边和孩子们在湖里游玩，一边与好几个钓鱼爱好者和渔夫一起钓着河鳟。但是一些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湖里的所有小艇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在垂钓，那是一个老人，他看着沁凉的湖水，似乎在思念着什么，看了他好一会儿，我禁不住好奇心驱使，上前问他在找什么。

    “我的绳索。”他回答道。

    在创作实践中对情景交融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这种追求萌芽于先秦，六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辉煌的顶峰，并且再以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得到了自觉的继承和延续。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追求情景交融的创作现实进行了不断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说，要点如下：其一，情景应兼备。一片诗作如果单纯言情而不借助景物来抒发，便易流于直白浅露；若专注于描摹景物而缺乏真情实感，则会出现盲目堆砌的现象。因此，有情无景，或有景无情，都会破坏诗歌的表现力，危机诗歌的艺术生命。其二，情景须交融。一首诗歌有景又有情，并不等于就是成功之作。假如情景两分，各不相关，那么二者都将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情与景的交融，对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景因与情交融而获得了内在的精神价值，并确认了自身的艺术意义；情则因与景交融而得到了最佳的表现符号和传达载体。显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其三，以情为主导。情与景在诗歌中要交融，必须以情为主导，景则应服从于情。自然景物进入诗歌作品，实际上已经过了诗人感情的选择和重塑，已受到感情的浸润，从而心灵化了。景物的艺术生命完全是由情感赋予的，景物的具体形态和风貌更直接受到情感的支配和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对情景交融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一面所不同，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对二者沟通一致、调和互补的一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在深层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当然，儒道两家具体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儒家强调以自然现象迎合人的精神需求和道德意识，而道家则强调“道”为万物本源，人与自然均为“道”的物化。儒家是以自然合于人，道家更讲究人合于自然。中国人对自然山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容易与自然景物建立起正面的审美关系。诗歌中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发展的。

    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显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当人突破了物质与精神的束缚，实现了相对的自由时，就会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审美关系。与西方人单纯讲“移情”不同，中国人在解释这种审美关系时，特别注重其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属性。一方面是自然景物触动诱发人的主观感情的积极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以自身的情感世界去把握自然景物，使自然景物成为情感交流的特殊对象，并最终被情感所驾驭。前者从物到心，其结果表现为人的感情在自然景物刺激下的勃兴；后者从心到物，其结果则表现为自然景物的感情化。在这里，物的内化与情的外化双向作用，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审美感兴。诗歌作品中的情景交融，正是审美感兴“心物交融”的艺术升华。

（摘编自汪又红《试论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

战地医院

周海亮

    医院只是连成一片的几顶帐篷，医生神色郑重，护士步履匆匆。空袭中城市被夷为平地，所有建筑被毁，所有百姓撤离。帐篷们卧在近郊，与惨烈的前线，近在咫尺。沾满鲜血的纱布扔了一地，止血钳变了形状，被锯掉的残肢断臂孤零零地指向天空。远处枪炮声连成一片，战士且战且退，脆弱的防线随时可能被对方撕成碎片。不断有卡车停在帐篷外面，车厢打开，撂在一起的伤兵们叠股枕臂。有些人早已死去，或伤到要害，或失血过多，或被上面的人压到窒息，眼球如气泡般迸裂干瘪；有些人还在痛苦地呻吟，呼唤着母亲、妻子、儿女们的名字，一只拳头紧握。突然那拳头訇然倒塌，松开，一张握得变形的照片，血迹斑斑。

    医生满头是汗。口罩后的眼睛，噙满泪水。

    又一辆卡车刹住，又一堆伤兵扔下。他们喘息着，呻吟着，拉着护士的手，求护士叫着他的名字，求护士用石块砸烂他的脑袋。有人在艰难地嚎叫，试图推开压在身上的伤兵，却用不上力气。护士跑过来，慌慌地拽住他的胳膊。护士用足力气，却只拽下他的一只胳膊，一只粗壮结实的胳膊——尖锐的弹片从他的腋下呼啸而过，他感到一阵冰凉又一阵滚烫。手里却还紧握着枪，那胳膊挂上他的臂膀，轻轻地荡。

    六个人被抬上担架。卡车拉回十八个伤兵，只有六个人还有气息。医生用上吗啡，用上止血钳，用上手术刀，用上洗脸盆，绷带，镊子，纱布，酒精，叹息，圣经，微笑，咒骂……兵们不断死去，大喊大叫或者悄无声息。有兵的胸口被打出六个排成一线的圆形孔洞，血从其中一个窟窿汩汩流出，鼓着粉红绚丽的血泡。护士拿手去捂，血又从另一个小洞里冒出。再捂，再冒。兵平静地看着护士，他说你长得像我的妻子。兵的身体越缩越小，目光愈来黯淡。他像一名婴儿般死去。临死前他想轻吻护士的手。他没有成功。

    六个兵，死掉五个。他们的脸上涂满鲜血，没有人记住他们的样子。最后一个兵被抬上手术台，他的髋骨以下，炸得血肉模糊。医生看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感觉不到痛苦，他说他的身体变得很轻。我的身体变得很轻，他说，现在我跑起来，一定飞快。

    医生盯着他的脸，冲他微笑。远处传来嗒嗒嗒的声音，医生知道，那是我们的防空炮火在吼叫。那些子弹或者炮弹在距离飞机尚有几百米的地方便停止上升，它们悬在空中，然后垂直下落。那些炮火形同虚设，它们甚至连恐吓或者警告的作用都起不到。——否则的话，城市不会变成焦土。

    有人跑进来，要求医生和护士马上躲进狭窄阴暗的防火洞。飞机就要来了，他说，它们会把这儿炸成粉末。

    医生从兵的身体里，取出一个弹片。弹片扔到搪瓷盘里，兀自跳跃，叮当有声。

    医生从兵的身体里，取出一枚子弹。子弹夹在骨缝中，变了形状，就像一朵绽开的梅花。

    听我的，我们先躲一躲……

    医生停下手里的动作，他抬起头，看着来人。很多人已经撤进防空洞，帐篷里只剩九个人。他，来人，一名护士，手术台上喘息的士兵，五个已经死去的叠在一起的士兵。似乎飞机就在头顶盘旋，他甚至听到投弹仓打开的声音以及驾驶员轻轻的咳嗽声。

    医生没有走。他坚持把手术做完。一颗炮弹在另一个帐篷里炸开，一把变形的剪刀划破帐篷落到他的面前。他拾起剪刀，扔开，继续他的手术。护士轻握着战士的手，又替医生擦去额上的汗珠。战士是在手术后死去的。战士在临死前咧开他的嘴巴。他的牙齿很白。他有两颗调皮的虎牙。

    没有人能够挽救战士的生命。在战场上，死亡是一种必然，只有活着，才是一种偶然。

    后来，当然，医生得到长官的训斥。

    长官说空袭时必须躲进防空洞，这是命令，你不知道么？

    他说，我知道。

    长官说你是前线惟一的医生，你的生命远比十个战士的生命重要百倍，你不知道么？

    他说，我知道。

    长官说那个士兵虽然可怜，可是他身负重伤，即将死去。做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医生，你不知道他终会死去么？

    他说，我知道。

    长官说你什么都知道，可是在那时，你为什么一定要做那件毫无意义的事呢？

    他说因为他还没有死去……他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在喘息……我得让他知道，即使在生命最后一刻，我们，还有他的祖国，也没有将他抛弃。

谁持彩练当空舞

熊召政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樟树啊，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枝盘曲着伸向天空，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都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蛰声更为轻盈的鸟鸣。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一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从墙上的铜牌可知，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我们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场上的风景往往如诗如画。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之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这激战之后的诗句来看，伟人自有伟人的胸襟，伟人自有伟人的浪漫。在诗人眼中，历史总是充满诗意。

走出这所房子，我站在大樟树下。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广播放起了《十送红军》。尽管当地人说，这首歌唱得失去了赣南的韵味，已经不是乡音了，但我仍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中，领略到七十年前那些浸在血水与泪水中的记忆。

毛泽东在这棵大樟树下骑上战马，迈向重重关山；八万多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启程，在乡亲们期盼与炙热的眼光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

我的家乡是另一片苏区，红军战士头上的八角葵帽，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不可亵渎的神圣图腾。神圣可以沉眠，但不会消失。此刻我站在这棵大樟树下，听完《十送红军》后，忍不住四下张望：与漠漠水田上的白鹭一起飞扬的战旗呢？在青石板上驰过的马蹄呢？它们都去了哪里？

我常说，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几乎不用置疑，多血质的我，肯定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羡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一支笔比之一杆刺破黑暗的长枪，一本书比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毕竟分量太轻，太轻。

十送红军，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多少个苏区的母亲啊，在漫漫长夜里，她们纺车上的手柄，一次又一次摇圆了中天明月，但总不能摇圆她们无尽的思念。那永远不能收回的，村口送别的目光啊，又怎能穿透二万五千里的重重阴霾？雪山草地，沼泽荒漠，一寸一寸，不仅沾满了战士的血，也沾满了亲人的泪。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说，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能力，取决于他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诗情的禀赋。历史拒绝呻吟，但历史不拒绝浪漫。毛泽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吟唱“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啊！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如虹豪气，为我们的民族炼出了一条魅力四射的彩练。

彩练初出，赣水那边红一角；彩练当空，神州大地舞翩跹！炮火不能烧毁它，风雨不能摧残它。当这条彩练飞过于都河，飞过金沙江，飞过娄山关，飞过乌蒙山，飞过南国的雾，飞过北国的雪，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一条彩练，竟是一条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我们的红军，我们餐风饮露、百折不挠的中华儿女。

物换星移，历史的烽烟早化作大地上的虹霓，我们也只能从竟夜的春风、从山间的鸟啼来谛听烈士们的呼吸。但是七十年前的那棵老树，还是那么苍翠欲滴，这是因为它的根须，始终抓住了泥土；七十年前的那条彩练，还在我们的仰望中飘舞，这是因为民族的精气还在。对于我们来说，长征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奋进的象征，还是一只正在吹响的号角，一首还没有完成的史诗。

（摘自熊召政散文集《历史的驴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