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井

夏一刀

掌灯时分，瞎伯划拉着他那根光亮的导盲棍摸到黑牛家里。

瞎伯有事没事最喜欢到黑牛家里去，拉拉家常、谈谈天，喝一杯黑牛采制的清茶。

瞎伯说，黑牛，你晓得吧，我们村里以前有一口老井的，叫善卷古井。

黑牛说，晓得晓得，我小时候听爷爷讲过，说是一个叫善卷的古人，他看到春夏天枉水河河水浑浊，人们喝了就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一口井。是吧？

瞎伯说，善卷是神仙下凡呢，什么都懂。他对乡里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好，和气得很。本事很大，皇帝都要向他求助，问他治理国家的办法！

黑牛笑道，瞎伯，你讲得神气活现，好像见过他一样。

瞎伯说，我没见过善卷，我见过他挖的井呀，那时的井台用桃花石砌的，周围又用桃花石铺了地面。我和小伙伴们在孤峰岭上砍柴，口渴了就跑到井边，趴在井边咕噜咕噜喝水，那水真甜呀。

黑牛说，瞎伯，你今天总讲井呀井呀干什么呢？

瞎伯不做声，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布包，黑牛，我这里有一万多块钱，你帮我请人打一口井吧！

黑牛急了，瞎伯！你攒几个钱容易吗？花光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打一口井干什么呢！吃水还是我来帮你挑呀！

你别管，黑牛，我就想再尝尝古井里的水，我要你打你就打。

瞎伯把话说得很坚决，怎么劝阻都没用。黑牛只好说，那好吧，瞎伯。

第二天就开始打井了。瞎伯用导盲棍点点戳戳到一个地方说，黑牛，这地方就是老井的位置，就在这儿掏吧。

挖了三天，就传来了黑牛兴奋的喊叫声，瞎伯，真如你讲的，一下就挖到了老井，才下去不到二十米，就出了水呢。

瞎伯急急忙忙敲着棍子来到井边，黑牛，快舀一瓢给我尝尝。

黑牛舀了一瓢水给瞎伯。

瞎伯喝了一口，含在嘴里，久久地品着。

瞎伯摇了摇头，黑牛，你欺我是瞎子是不是。这是孤峰岭上的山泉水。

黑牛说，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丢一个石子下井试试。

瞎伯果真摸了一个小石子丢下了井。听到扑通一声水响，瞎伯笑了。

瞎伯说，黑牛，你帮我把其他的乡邻都喊过来一起吃晚饭吧，要庆祝呢！

太阳一偏西，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来的人都给瞎伯道喜，瞎伯乐得白胡子一抖一抖。

这个黄昏，瞎伯的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菜每家都带来了一些，合在一起，满满一大桌。

男人喝着德山老酒，女人也喝，瞎伯也端起了酒杯。

瞎伯说，黑牛，井打好了，剩下的钱你去买一些管子，一家一家把水抽过去。

大家说，瞎伯，剩下的钱你自己收好，买管子每家自己管吧。

瞎伯说，黑牛，我十几岁就瞎了，这辈子全靠你们这些乡邻照顾，要不，我这瞎老头哪有这么好的日子！我不能忘本哪，就做这么一点点好事，也算是对大家的报答吧。我晓得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走了，麻烦大家把我埋进土就行，不许用太多的钱，黑牛，你要是不依我的，我就在你梦里来找你。

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一边举杯干酒。

瞎伯也许醉了，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起来。

黑牛从屋梁上爬了进去。

瞎伯已经睡了过去，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把瞎伯抬上了山，黑牛用瞎伯留下的钱请了一个专业打井队。打井的人用洛阳铲在新井三米远的地方探到了老井的位置。

一层一层的土起上来，露出了古老的井壁。再往下，堵住的泉眼打开了，清亮的水涌上来，水花翻开着，像一朵一朵百合。

黑牛从开始打的井里起上来一只盛水的大木桶，这是蒙骗瞎伯的。然后，从古井里打上来一桶水，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围在井边的乡邻都屏住呼吸，抿了一口。

水甜甜的，润润的，像甘露。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老夫老妻

冯骥才

    ①他俩又吵架了。

    ②可是今天的架吵得空前厉害，起因却很平常——就像大多数夫妻日常吵架那样，往往是从不值一提的小事上开始的——不过是老婆子把晚饭烧好了，老头儿还趴在桌上通烟嘴，弄得纸片呀，碎布条呀，粘着烟油子的纸捻子呀，满桌子都是。老婆子催他收拾桌子，老头儿偏偏不肯动。老婆子便像一般老太太们那样叨叨起来。老婆子们的唠唠叨叨是通向老头儿们肝脏里的导火线，不会儿就把老头儿的肝火引着了。两人互相顶嘴，翻起许多陈年老账，话愈说愈狠。老婆子气得上来一把夺去烟嘴塞在自己的衣兜里，惹得老头儿一怒之下，把烟盒扔在地上，还嫌不解气，手一撩，又将烟灰缸打落地上，还抓起桌上沏满热茶的大瓷壶，用力“叭”地摔在地上，看着满地碎瓷片和溅在四处的水渍，老婆子直气得她冲着老头大叫：“离婚！马上离婚！”

    ③同样的怒火也在老头儿的心里翻腾着。只见他嘴里一边像火车喷气那样不断发出声音，一边冲到门口，猛拉开门跑出去，还使劲带上门，好似从此一去就再不回来。

    ④老婆子火气未消，站在原处，面对空空的屋子，一种伤心和委屈爬上心头。她想，要不是自己年轻时得了那场病，她会有孩子的。有了孩子，她可以同孩子住去，何必跟这愈老愈混账的老东西生气？……

    ⑤不知为什么，他们每次吵架过后两小时，她的心情就非常准时地发生变化，好像节气一进 “七九”，封冻河面的冰片就要化开那样。像刚才那么点儿小事还值得吵闹么？——她每次吵过架冷静下来时都要想到这句话。可是……老头儿也总该回来了。他们以前吵架，他也跑出去过，但总是一个小时左右就悄悄回来了。但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仍没回来。外边正下大雪，老头儿没吃晚饭，没戴帽子、没围围巾就跑出去了，地又滑，瞧他临出门时气冲冲的样子，不会一不留神滑倒摔坏了吧？想到这儿，她竟在屋里待不住了，起身穿上外衣，走出房子去了。

    ⑥雪正下得紧。雪是夜的对比色，好像有人用一支大笔蘸足了白颜色，把所有树枝都复勾一遍，使婆娑的树影在夜幕上白茸茸、远远近近、重重叠叠地显现出来。于是这普普通通、早已看惯了的世界，顷刻变得雄浑、静穆、高洁，充满鲜活的生气了。

    ⑦一看这雪景，她突然想到她和老头儿的一件遥远的往事。五十年前，他们同在一个学生剧团。她的舞跳得十分出众。每次排戏回家晚些，他都顺路送她回家。她记得那天也是下着大雪，两人踩着雪走，也是晚上八点来钟，在河边的那段宁静的路上，他突然仿佛抑制不住地把她拉到怀里。她猛地推开他，气得大把大把抓起地上的雪朝他扔去，直打得他像一个雪人。他们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从一场奇特的战斗开始的。

    ⑧多少年来，这桩事就像一张画儿那样，分外清楚而又分外美丽地收存在她心底。曾经，每逢下雪天，她就不免想起这桩醉心的往事。年轻时，她几乎一见到雪就想到这事；中年之后，她只是偶然想到，并对他提起，他听了总要会意地一笑，随即两人都沉默片刻，好像都在重温旧梦；自从他们步入风烛残年，即使下雪天也很少再想起这桩事了。但为什么今天它却一下子又跑到眼前，分外新鲜而又有力地来撞她的心？

    ⑨可现在她多么希望身边有一只手，希望老头儿在她身边！她想到楼上邻居李老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老伴被折磨死了。尽管有个女儿婚后还同他住在一起，但平时女儿、女婿都上班，家里只剩李老头一人。星期天女儿、女婿带着孩子出去玩，家里依旧剩李老头一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总是有距离的。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老人得有老人为伴。

    ⑩真幸运呢！她这么老，还有个老伴。四十多年如同形影紧紧相随。尽管老头儿性子急躁，又固执，不大讲卫生，心也不细，却不失为一个正派人，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一副直肠子，不懂得与人记仇记恨……她愈想，老头儿似乎就愈可爱了。

    ⑪她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老头儿仍不见，雪却稀稀落落下小了。只有先回去，看看老头儿是否已经回家了。当将要推开屋门时，她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愿我的老头儿就在屋里!”

    ⑫屋门推开了，啊!老头儿正坐在桌前抽烟。地上的瓷片都被扫净了。炉火显然给老头儿捅过，呼呼烧得正旺。顿时有股甜美而温暖的气息，把她冻得发僵的身子一下子紧紧地攫住。她还看见，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放在老头儿跟前，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自然是斟给她的……老头儿见她进来，抬起眼看她一下，跟着又温顺地垂下眼皮。

    ⑬她站着，好像忽然想到什么，伸手从衣兜里摸出刚才夺走的烟嘴，走过去，放在老头儿跟前。什么话也没说，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儿热菜热饭，还煎上两个鸡蛋……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门，门，门

谭谈

    送走了不知第几批客人，谢宏志制教授再次背起行装，准备出门。

    他刚则走到门边，还没有伸手去开门，门就被人敲响了。

    门开了。门口，毕恭毕敬地站立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他仰头看看副教授，谦恭地笑了笑，很礼貌地问道：“这是谢主任家吗？”

    “对，对。”

    中年人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自己这两天在报批户口的报表堆里翻出的救命菩萨，终于找到了。看来，儿子这回升大学，有门了。

    总不能就这样对着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吧，副教授不得不再次放下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行装，谦和地道：“请屋里坐。”

    “您就是……”

    “我老谢。”

    “您就是谢大救授，谢大主任啊！我真是有幸，有幸啊！”

    “你……”

    “我是公安局户籍科的。”

    客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副教授想，客人该看到自己刚放下的行装，客人该早就发现自己正有事要出门。心里着急，嘴上却又道：“有事情，请说，没关系的！”

    “您夫人呢？”客问。

    “上班去了。”主答。

    “您母亲呢？”

    来客这话一出口，副教授不由得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一时没有作答。

    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了。接着，很谨慎地又颇激昂地抨击起当今的时弊来。

    “唉，现今这‘公文旅行’，这机关的办事效率，真是害死人啰！你看，您三年前为老母亲申报户口的报告，左转右转，直到最近才到我手里。我看了报告，完全符合条件嘛，早就该解决嘛！像您这样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请喝茶。”制教授给客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香片茶。

    “谢谢。”客人欠起身，双手接茶，“谢主任，是这样，办户口，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我特意来，是想见见您母亲，看她身体如何，看是不是符合……当然啰，这些框框条条，也是由人去掌握的！”

    “她不在……”

    “回老家去了？”

    副教授举目望着窗外，一时无话。

    “那没关系，就算我已经看到了她老人家就是。”

    “你……还有事吗？”

    “你们系，可是全国有名的啰！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红旗单位，你不知道，高考的许多考生，都希望进你们这样的名牌系深造啊！比如我那儿子，想要进你们系都快想疯了！”

    “他成绩如何？总分多少？”副教授顺口问道。

    “五百一十九。”

    “不错呀。”

    “上是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你们学校要求更高呀！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考区？考卷号码是多少？”

    这时，副教授由刚才的心不在焉，变得神情专注了。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认真地把儿子的姓名、考卷号码、所在考区，一一报告了副教授。副教授则扭开钢笔，打开笔记本详细地把这些记下了。

    “还有事吗？”写罢，副教授看了看表，忍不住再次询问对方。

    “没、没了。过几天，我就把老人家的事办、办好。”客人恭维得有点口吃了。“很抱歉。那就请……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去赶九点四十八分的火车。”

    “好，我这就走，这就走。主任，你准备去哪呀？”

    “招生。”

    “您亲自出马？那、那太好了。”

    副教授又焦急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担心误了车。他顾不得客人了，匆匆背起行装，大步跨出门去。这位不知给他带来烦恼还是欢乐的客人，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客人则面有欣慰之色，一直微笑着目送副教授远去的背影。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又出现在刚刚招生回来的副教授的门口。自己的儿子终于被这所名牌大学的名牌系录取了。这自然是担任系主任的谢副教授起了作用。他很感激，特意登门将他在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后亲笔批的，这位副教授三年前为其母亲申报的户口送来。这一次，副教授刚一开门，还未说声“请进”客人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兴奋地道：

    “谢主任，这一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老人家的户口。”

    副教授跟在客人后面进了屋。这时突然站住，摆了摆手：“谢谢了！我母亲去年就去世了。”

    “……”

    副教授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不觉返身从屋里走到门口。

（选自《人民文学》1986年第6期）

最后的电波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老李，外号‘飞锤’，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和我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事，我这一辈子啊……”父亲之所以屡次这样感叹，皆因他的一套娴熟技术皆传自李安本。

    按计划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们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我们越快到达，北路的压力便会越早解除。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

    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错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手里攥紧了老李临行前送给他的烟斗。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嗒嗒，嘀嘀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我父亲将烟斗放到胸口袋，默默将电报机重新背在肩上。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摘编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角儿

黄建东

    庆和班班主蔡魁，在小城绝对称得上是个角儿。

    蔡魁很小就随庆和班走南闯北，唱、念、做、打，样样功夫俱佳，且扮相极好，唇红齿白，活脱脱一个赵云传世，出道不久，便有“活赵云”之美誉。老班主病逝后，年不过三十便挑起了重担。也是机缘巧合，那年，庆和班辗转来到小城，恰逢小城首富浩然茶庄的老板周复古为其父举办六十寿诞，蔡魁一出《长坂坡》，一亮相便技惊四座，一夜间，庆和班红遍小城。

    之后由周复古出面延请庆和班在小城多逗留些日子，没想到，这一留，庆和班就在小城扎下了根。

    在蔡魁的眼里，周复古爱戏，更懂戏，两人经常在一块儿聊戏、品茗，高兴了还会对上几句，让蔡魁颇感惊讶的是，周复古的“老生”角色表演得竟也字正腔圆，很见功夫。那一年元宵节，原定在祥和戏院公演全本折子戏《将相和》，可就在两天前，饰演蔺相如的老生在出城办事途中，被一伙悍匪误杀。演出广告早已张贴出去，救场如救火，周复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和蔡魁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小城再次沸腾，这下算是挽救了庆和班。自此后，蔡魁视周复古为恩人，两人遂成生死之交。后来周复古还把自己一个远房表妹介绍给蔡魁，两人又搭上了一层亲戚关系。

    转眼已至民国二十六年的年底，日本人占领了小城，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许多人没有了听书看戏的雅致，庆和班的日子举步维艰，蔡魁眼瞅着支撑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周复古再次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兄弟，听我的，咱哥俩就照着小林太君的意思，再合唱一出《将相和》，你的庆和班也就起死回生了。”

    小林纯一郎，小城驻军中佐，是个中国通，一心想把小城打造成“大东亚共荣”的典范。《将相和》这出戏突出一个“和”字，只有“和”了，一切才会顺。小林纯一郎被此起彼伏的地下组织搞得焦头烂额，还是维持会会长周复古为他出了这个主意，到时候再请上一些报社记者大肆宣扬一番，表面上看绝对是一个太平世界。可此事遭到了蔡魁的抵制。小林纯一郎恼怒异常，却又冲动不得，他知道，蔡魁毕竟是个角儿，在小城地区影响很大，只有请蔡魁出场，那演出的效果才会达到，否则……于是周复古主动请缨，前来说服蔡魁。

    “兄弟，我知道你不愿意，可如今这世道，生存才是最主要的，一旦惹怒了皇军……”周复古发现蔡魁依旧不为所动，遂换了一种口气，“兄弟，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雪儿和壮儿着想吧，万一他们……”雪儿、壮儿是他的亲人，周复古的话触到了蔡魁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他不能不低头。

    “你别说了，我同意唱。”

    “这就对了嘛。”周复古如释重负，他虽然看到了蔡魁眼中闪亮的东西，却佯装不知，上前想要握住蔡魁的双手，以示亲热，却被蔡魁闪开了，不禁有点尴尬。自从周复古投靠了日本人，蔡魁便不愿再与其为伍，两人关系日渐冷落。此时周复古笑了笑也并不在意。

    当晚，蔡魁就将此次演出告知了庆和班的全体成员，据说那一晚，班子里的灯一直亮着……

    毕竟是角儿，蔡魁有自己的准则，那就是要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哪怕这样的演出，心里是万分抵触的。

    蔡魁简直将廉颇演活了。

    “廉颇闻言，暗思忖，良言打动懵懂人，我赵邦列国称千乘，将相不和难挡强秦，我好比井底之蛙多愚蠢，不识大体狭隘胸襟，老夫若不将错认，怎见满朝文武臣！”

    高潮处，廉颇负荆请罪，蔺相如伸手相扶，正所谓将相和。然而就在“蔺相如”伸手的时候，“廉颇”却一跃而起，手中的一把匕首刺进了“蔺相如”的前胸。“啊！”周复古大叫一声。“你……”

    “对不起，你对我的恩情是私义，而我杀你，却……”这个时候，枪响了，蔡魁身中数枪，“却是公义。”蔡魁的身子重重地压在周复古的身上。

    小林纯一郎血洗了庆和班，却不见雪儿和壮儿的身影，庆和班上所有演员的子女都找不到了。有人说蔡魁事先做了安排，也有人说是地下抗日组织将他们秘密转移了，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数年后，庆和班复生了，班主虽说岁数不大，但身板做派颇有老班主蔡魁的神韵，分明又是一个角儿……

（《小小说大世界》2016年第8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