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了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各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美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美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儿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把一叠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浙江的感兴

    我很想追怀自己在浙江的童年，却只记起了一些片段：随着母亲去一个庙里看初期的电影，去曹娥江头看潮水，随着小舅舅到河蚌头石桥边的馆子里吃馄饨，那样好吃的馄饨，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等等，连不起来，而且越来越模糊了。

    于是我怀疑自己是否配称浙江人。

    这一次到杭州，住在西湖旁边，又有幸去了绍兴，看到鲁迅故居，还在咸亨酒店里喝加饭酒，并且站在门外吃了一串油豆腐，上面涂了厚厚一层辣酱，吃着吃着，心里感到不管配不配，我是喜欢这乡土的。

    这里主要的色泽是黑与白，黑的瓦顶，白的粉墙，冲洗得发白的石板路，连木柱子也是黑的，严谨、素净。然而空间是庞大的，人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移动，物件也是厚实可靠的，像那件大大的厨房里的那口大大的腌菜缸，在朴质的生活里有温厚的人情，正如那三味书屋里，既有严厉老师的戒尺，又有那顽皮学童的小小乐园，在门前的石板路下则是潺潺的流水。

    水是浙江灵秀所在，是音乐，是想象力。

    在鲁迅的艺术素描里不是也有这样的黑泥、白石和绿水的配合么？多么朴质，又弥漫着多大的温情！你看他用笔何等经济，总是短短几句话就勾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处境，而同时他又总是把这处境放在一片抒情的气氛之内。他是最严格的，又是最温情的，这就使得他最平常的叙述也带有余音。富有感染力——他的闰土成了我们一切人记忆中的童年好友。他的鸟篷船成为我们每个人梦里的航船，他的忧郁、愤怒和向往也成为几代读者难以排遣的感情。

    看着绍兴的街道、店铺和水乡景色，我以为我对这位大作家多一点了解了。

    回到杭州，又是另一番景色，1981年我第一次来，忙于游览名胜，但也抽时间陪一位老友去追寻他年少时代的踪迹。走了一个旧的市区，像是有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布鞋店，那里依然卖着素净而又雅致的黑面白底的舒服鞋。接着进入一家咸肉店，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洗的白白的木柜台，土面摆着十几块干干净净的咸肉，随你挑选。这铺子的旧式建筑有高的屋顶，店堂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现代肉店那种血淋淋的屠场味道，人们从容选肉。大刀切下去，一段醇厚的咸肉香随之而起。

    这次重来，我很想再出去看看那些犹有南宋遗风的街道和店铺，却始终不得空儿，只在汽车里匆匆看了一下中心区的主要街道，在我游历过的城市里，我总觉得杭州是最富于中国人情味的，即使车站旁边的闹市也闹而不乱，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却不拥挤，同时有一些老铺子老字号还以传统的礼貌待客。

    杭州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白色而顿时感到清爽。

    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的，沉沉夜色下则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而是素描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那抹青色。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的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取材于王佐良的同名散文）

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栀子花开

刘美兰

    又是栀子花开时，她喜欢这个季节，走到哪个角落，都能从空气中嗅到栀子花的芬芳，清冽而怡人。

    王小柔今年28岁了，她外表秀气文弱，内心却十分逞强，已完成从学霸到建筑设计师的华丽转身。表姐说：“小柔，别瞧你是个建筑设计师，要抓紧时间啊。”

    表姐在市公安局工会工作，她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每年5月与市妇联共同策划警地青年联谊活动，男女青年各带亲友团3人，在某公园一角用彩带圈出一块地来，开展异性搭档才能完成的野战项目。活动简单却带来很高的牵手成功率，但王小柔从来不曾应表姐邀请参加过一次。

    这天一大早，王小柔的手机就响了。“小柔，你来救个急吧，在琴台公园东南角，上午九点钟必须赶到，今天24个女嘉宾有一个来不了。快点呵，救场如救命呵。”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王小柔一看闹钟已经七点钟了，表姐的工作是必须要抬桩的。王小柔找了件黑色运动服，就那么朴素无华地跳上了地铁，心想，今天就我不是为相亲而来，嘿嘿。

    到了表姐指定位置，湛蓝的天空下，彩旗招展。活动开始了，表姐在远处向王小柔招手。

    分组了，王小柔觉得自己运气不错，遇上了特警戴钢，至少在进行“结对跑终点”的游戏中会有不错的表现。

    “我叫戴钢，咱俩搭档。”特警T恤使他高而结实的身材看起来像钢铁侠。

    “王小柔，合作愉快！”王小柔又补充：“我的体力不行，有可能需要你拖着我跑。”

    戴钢笑了笑：“没上场就打退堂鼓。没关系，拖着你跑应该是很轻松的。”

    “爸爸，爸爸。”一个小女孩跌跌撞撞地从草地那边向戴钢王小柔跑过来。王小柔惊讶地看着戴钢抱起小女孩说：“我女儿，也是我的亲友团成员。”她冲着小女孩笑笑，心想这人竟然带着孩子来参加相亲活动，真是够坦诚的！还好自己就是来充数，又不是真正来相亲。

    小女孩骑在戴钢的肩头不肯下来。带孩子的两位老人在草地那头急得不行，这可是个相亲活动呢。只见戴钢轻轻地对小女孩说着什么，小女孩接到指令，小鳗鱼一样紧紧地箍住了戴钢的头，两只胖小腿交叉紧紧贴在戴钢的胸前。

    “记住，要听我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只露着眼睛鼻子嘴的戴钢示意着王小柔。这时，工作人员正用背包带将戴钢左腿和王小柔右腿捆绑在一起。

    发令枪准时打响。

    奔跑中的王小柔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梅花鹿，轻灵、欢快、充盈。跑着，跑着，突然脚下踩空，一个前冲差点跌倒。“抱紧我的腰。”戴钢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她立刻响应他的指令。瞬间，王小柔觉得自己被带着飞了起来，丝毫没有感觉到三个人的奔跑带来的牵绊。他俩步调惊人的一致，获得全场叫好声和掌声。

    “冠军组合。好样的。”表姐站在终点处，张开手臂一把将小女孩从戴钢肩上接了下来，王小柔看到两个老人也向着他们开心地走来。

    王小柔假装抬手擦汗，刚一抬头，发现戴钢正仔细端详自己，眼神里有一点不一样的光彩，王小柔的脸腾地就红了。表姐压低着嗓子咬着她的耳朵说，“小柔，你觉得戴钢怎么样？”原来一切都是表姐的策划。

    一个午后，戴钢打来了电话。放下电话，王小柔坐立不安，犹豫着是不是要如约前往。她想见见戴钢，但又觉得在与戴钢是否交往这个问题上，自己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孩子为什么没有跟着妈妈，两位老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

    赴约，两人漫步在江滩。戴钢穿着很休闲，一条黑色西装裤搭配着浅蓝色的衬衣，而王小柔一袭亚白皱面长丝裙随着江风飘曳着，似乎在表达着她复杂又多变的心情。

    给你讲个特警故事吧。在江边的一片栀子花林间，戴钢把小女孩的身世一五一十告诉了王小柔。

    “我们大队长叫程功，是特警队的第一任队长，他爱人是我们女子特警中队的神枪手，两人是我们队里立功最多的人……不幸的是，夫妻俩在执行一次特别任务途中，遭遇车祸牺牲了。那天见到的小女孩就是他们的孩子，她叫程程。大队长夫妻牺牲时，程程还太小，还没记住他们的模样，只记得爸爸妈妈身上的特警制服，所以见到穿特警衣服的就叫爸爸叫妈妈……大队长生前待我如亲弟弟，他的父母早逝，眼看带着程程的外公外婆年纪也大了，我就经常上门带程程出去玩儿，在程程眼里，我就是她爸爸。我希望这种美好能在她心里延续。我也希望我将来的另一半能接受我的这个选择。”

    王小柔没想到可爱的小女孩身上竟有着这么残酷又感人的故事。没有当过警察，但她却被戴钢的铁血柔情打动了。她曾经在西藏的山南地区当过2年支教老师，直到现在她仍在资助两名藏族女孩的学费。热爱公益的她，理解戴钢的这份超出血缘的父爱。听着耳边戴钢温和的声音，她突然觉得四处涌动而来的花香浓烈而醉人。

    月光下，和煦江风吹动起一片片的栀子花，如银白色的波光，王小柔似乎看到，小女孩正拉着外公外婆的手，欢快地从远处慢慢地向他们走来……

（《人民公安报》）

“她只能活七小时”^[注]

[美]保罗•舍恩斯坦

    本市新闻编辑台上电话机的指示灯闪烁着微弱的白光，时间是下午3点40分。

    本市新闻主编接了电话，他听到这些内容：“我的小女儿在路德医院。医生说她只能活7个小时，除非得到新药青霉素。这是她唯一的希望。医生已经使用了磺胺以及其他每一种药。我必须找到某个有足够能力的人帮她。你能帮我吗？”

    打电话的人通报了他的身份，他叫劳伦斯•马隆，职员，家住杰克逊海茨，第34大道第83号。濒于死亡的小孩是他的女儿，叫帕特丽夏，两岁，现就诊于路德医院，在曼哈顿，第144街和康文特大道交会处。

    找到青霉素并非易事。因为这个被医学界誉为“创造奇迹”的奇药是如此的稀少，以致几乎不能得到它。即使是军方，也只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小部分。

    然而，这位父亲恳求帮助两分钟之后，本市新闻编辑台决定开始投入这项援助工作。这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只能活7小时，除非……”

    电话打到路德医院，证实了那个小孩几乎不能活了，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即葡萄球菌引起的败血症，一种血液中毒。磺胺制剂已用过了，输了两次血，都无济于事。有人提出青霉素是唯一的希望。

    通过电话向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请示，并详细调查了纽约的药品公司后得知，施贵宝公司生产青霉素。

    打给帕伦博士的电话被A．N.理查兹博士听到了，他在华盛顿负责科学发展局的研究工作。“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施贵宝实验室能提供青霉素。”理查兹博士说，“我得打电话，要他们立即定量发放。”

    与此同时，人们获悉斯特•基弗博士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和战时生产委员会委员有权直接命令发放民用珍贵药物。他是由路德医院的外科医师丹特•柯利蒂大夫通过电话取得联系的。

    “你将得到青霉素。”基弗大夫向柯利蒂大夫许诺。那是下午4点钟。医生们对在红头文件的作用下找到青霉素的来源并被予以发放的速度感到惊异。

    现在，计划正在实施之中，由两个州的警察护送青霉素这个仁慈的东西从新布伦瑞克运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女孩的床头。下午6点30分，柯利蒂大夫在霍兰隧道的入口处碰到了一群焦急的记者。当那辆仁慈之车停在施贵宝实验室前面时，时间是下午7点30分。

    3个卫兵等在那里。其中一个走向汽车：“是柯利蒂大夫吗？给你青霉素。”

    柯利蒂大夫接过那硬纸匣，由冰裹着的青霉素放在里面。“现在，”他说，“我们有了一个战斗的机会。”

    最后一段路程是从霍兰隧道到路德医院，只用了8分钟，这是创纪录的速度。行驶在西区高速公路时，车速器始终指向65英里／小时。汽车就要停在医院门口之前，柯利蒂大夫说：“今天，你们做了一件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做不了的事。”

    “也许是，”一个记者说，“但是从现在起，大夫，靠你了。”

    此后，记者们踮着脚尖走进四楼那个失去知觉的孩子的房间。她费力地呼吸着，但在蓬乱的丝一般的棕发下面的小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她是个可爱的病孩子。”一个护士低声说。

    帕特丽夏•马隆的父母哭了。

    “谢天谢地。”凯瑟琳•马隆低语着，“至少，我的小丫头又有了一次机会。”

（选自《普利策新闻奖名篇快读》,有删改）

【注释】这篇报道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8月，获1944年普利策新闻奖。

嘱咐

孙犁

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他在门口遇见了水生嫂，亲热地喊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的白布鞋，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两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还是水生把门掩好说：“不要哭了，家去吧！”他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跟，走进院里，女人紧走两步赶到前面，到屋里去点灯。

水生看着她。离别八年，她好像并没有老多少，今年29岁，头发虽乱而黑，脸孔苍白，可两眼里的光还是那么强烈。他望着她身上那自织自纺的棉衣和屋里的陈设，身上心里，都表现出是一种深藏的志气支撑，闯过了无数关口。

水生告诉女人，自己在外想家。“我们可常想你，黑夜白日，你能猜猜我们想你的苦情吗？我们想你，可没有想叫你回来，那时日本人在村边。可夜里一觉醒来，我就想，你能像天上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能够吗？”

“这不回来晃一晃吗？明天早上起去参加保卫冀中平原的战斗，同志们都来了。”女人呆了。

她低下头去，又无力的仄在炕上。过了好半天，她说：“明天我撑冰床去送你。”

鸡叫三遍，女人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出了村，她要丈夫到爹的坟上去看看。水生说等以后回来再说，女人不肯。她说：“你去看看，爹这一辈子为了我们。八年，你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人照顾了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介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得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冷多热，老人背上孩子跑，累得哮喘咳嗽。是这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老人家累死。还有那年大饥荒……”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轻轻跳上后尾，像只蜻蜓爬上草。轻轻用竿子一点，冰床就飞起来，像离开冰面行走，推起的冰屑打起团团旋花。她的围巾向后飘起来，脸冻得通红，嘴里却冒着热气。前面一条窄小的冰缝，水在里面汹汹的流，她只说了声“小心”，两脚轻轻用劲，冰床像受惊的蛇，抬起头来窜了过去。水生警告她：“你疯了吗？慢些！”女人没言语，呆望着丈夫，停了一会儿，轻轻的喘了两口气，说：“你知道，我心里很乱。八年我才见到你，又送你去。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急着把你送到战场去？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的回来，和我见面。我们这些留家里的女人，最盼胜利。我们在地洞里、在高粱地里等这一天。这天来了，我们的高兴是不能和别人说的。进攻我们的敌人，是坐飞机来的；他们（国民党）躲在后方，妻子团聚了八九年。他们来了，可把我们的幸福打破了，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心，他们罪孽这么重，一定要把他们全消灭！”

太阳从冰面升起来，冲开了雾，形成了一条红色胡同，照在冰床上。女人说：“爹活着时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这条活路，我们就能活，不然我们就活不了了。八年，他老人家焦愁死了。如今国民党又和日本一样，想把我们活着的人逼死。你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分心，好好的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

水生上了岸，望着呆呆站在冰床上的女人说：“村里去吧。”女人忍住泪，笑着说：“快去你的吧。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