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金簪

秦嗣林

    ①我的邻居黄老太太，她家从上一代开始便累积了不少房地产，晚年生活优渥，在地方上小有名气。她的儿子黄先生则在市场里摆了个菜摊。其实以黄家的经济状况，黄先生根本不需要赚钱，与其说是做生意，倒不如说是打发时间。

    ②不过有一天，黄老太太却上门来找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有样东西不能放在家里，放朋友那边也不放心，不知道可不可以放你这里？”说着就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用方型包布层层包覆的布包，里头是一个摩挲得发亮的木盒。黄老太太从中取出一只金簪，样式并不花俏，但可以判断出是件有些年头的金饰。

    ③我问老太太：“这只金簪不占空间，为什么不放家里呢？”黄老太太扬声说：“要是放在家里，迟早会被我不孝的儿媳妇偷走。”我不解地问：“老太太，我认识你儿媳妇啊，有像你说的那么坏吗？”

    ④黄老太太一听我提她儿媳妇，便噼里啪啦地数落起来，什么不孝顺、言词顶撞、甚至偷拿东西，让黄老太太气得要命。

    ⑤虽然我心想她儿媳妇看起来不像是忤逆婆婆的人，但是对别人的家务事，我也不方便置喙。我赶紧岔开话题说：“大家都是老邻居了，东西放我这里保管当然没问题。但是按照惯例，还是要开张当票作为收据。”

    ⑥黄老太太说：“好，就当5000元好了。可是你要注意喔，我这只金簪是祖上留下来的，哪天我走了，一定会一起带走。如果我没来拿，你千万不能给那个女人（儿媳妇），连我儿子也一样。”

    ⑦我很好奇黄老太太为何如此重视这只不起眼的金簪，聊天后，总算慢慢拼凑出事情的原委。

    ⑧原来黄老太太从小就被送到黄家当童养媳，婆婆待她十分苛刻，但是黄老太太不曾有过一句怨言，侍奉婆婆犹如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地无微不至。时间一久，婆婆终于被感动。临终前，她将黄老太太叫到病榻前，将金簪塞到她手里，温柔地说：“这只簪子是阿祖的阿祖（曾祖父）留下来的，我只留给你一个人。”婆婆的举动无疑宣告黄老太太从毫无地位的童养媳，晋身继承家族衣钵的长媳。              

    ⑨至此，我总算了解黄老太太为何不断叮嘱我绝对不能把金簪交给她儿媳妇，因为在她眼中，儿媳妇根本不曾尽到孝顺婆婆的义务，担不起金簪代表的持家有方。   

    ⑩没想到两年之后，黄老太太终究还是生病住院了。她的几个女儿帮忙整理房间，发现黄老太太视若珍宝的金簪不见踪影，却在平常收着私人物品的抽屉找到当票。于是黄老太太的儿子黄先生带着当票上门，告诉我黄老太太住院了，他要赎回金簪。我摇摇头说：“黄先生，很抱歉，你妈妈交代我，不能让你赎。”

    ⑪黄先生听了不能接受，质问我是不是想要霸占他们家的金簪。

    ⑫我索性敞开来说：“你知道她为什么执意要拿来我这里当吗？相信你和你母亲的相处情况，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不要把家里的问题套到我这个外人身上。你应该跟妈妈好好商量。”

    ⑬但没想到当天晚上十二点，黄先生竟再次闯进店里。

    ⑭黄先生说，其实他并不在意金簪的归属，而是他妈妈平日到处宣扬儿媳妇如何不孝，传家的金簪绝不会交给他们云云，让黄先生饱尝亲友误解的目光。

    ⑮我问他：“我不只一次听到黄老太太说儿媳妇不孝，可是我又觉得你太太不像是这样的人，而黄老太太也不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事情似乎没这么简单，到底是什么原因？”

    ⑯黄先生苦笑说：“一开始我和太太谈恋爱时，我妈妈极力反对，她认为自己可以帮我挑个好老婆。所以从新婚第二天开始，婆媳大战就正式上演。其实我也不想让事情发展成这样，只是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每次婆媳意见分歧时，我总是没耐心跟妈妈好好商量。久而久之，我太太受到我的影响，与我妈妈之间演变成了对立关系。秦先生，你知道吗？我在妈妈和太太之间夹了20年啊！”黄先生眉头深锁，无比忧愁。

    ⑰黄先生一口气说出了心里话，我便告诉他：“这支金簪代表的是孝顺长辈的传统，她认为你们违背了传统，想让她们和平相处，解题人只有你能胜任。你是不是该跟太太商量商量，改变你们跟妈妈沟通的态度？”

    ⑱约莫过了10天，黄先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黄老太太一起进到店里。黄老太太虽然有点虚弱，但是脸上的线条较过去柔和许多，看来黄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

    ⑲我问黄老太太：“要不要把金簪赎回去啦？”黄老太太想了想说：“让你保管了两年，也该赎回去了。”金簪终于物归原主，黄老太太万分珍惜地收入原本的木盒中，黄先生推着妈妈走向门口。临走前，他转身朝我点了点头，母子两人一起出了大门朝家走去。

（摘编自《29张当票》）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个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不定，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帐篷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漫山的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可是，母子俩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山路旁边突兀而出的帐篷，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帐篷，小心翼翼地追着他们的背影。我远远地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的话。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得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女人用力地从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刚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

    我快速来到他们的面前。在寂静的午夜，这对母子竟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恐惧。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帐篷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帐篷和我了，也许只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忙完，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母子俩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地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我躺在外间屋原本属于这家男人的床上，听到了母子俩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到我，母子俩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赶回城里，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一家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里接这对母子去医治眼患。面对他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我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灭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补课

聂连新

    物理老师聂志刚准备利用双休日为班上的几个后进生补补课，没想到前脚刚跨进教室，后脚就被老婆桂花拽住了：“都什么时节了，人家的豆种早发芽破土了，咱家的地还没翻身。天气预报说了，明天有小到中雨，要是天黑以前没把三厢地翻完，你莫想进俺个家门。”不由分说，桂花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聂志刚的肩膀就往外拖。聂志刚推了推眼镜，回头对着教室喊：“先回去吧，看情况今天是补不成了，下个星期再来，先回去吧。”

    农村教师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教室讲台，一会儿田间地头，一会儿西装笔挺，一会儿赤膊挑粪。不过打聂志刚调到毕业班后，就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很少过问家务事了。桂花上要侍候七十多岁的婆婆，下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娃子，里里外外忙得也确实不易。

    回到家里，聂志刚顾不得换件衣服，掮了把锄头就出了屋门。时令已是清明过后了，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满坡都是，成群的蜜蜂在花朵间随意翻飞，和煦的阳光照得人直想打盹，两个歇脚的挑夫坐在草垛上点火抽烟，好一幅田园风光图啊！聂志刚走在地间的小路上，头一次觉得亲近大自然的感觉是这样爽，难怪晋代诗人陶潜弃官归田，过得悠然自得无比惬意。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聂志刚今天浑身是使不完的劲，锄头在他手里就像握着根拐杖，下锄、掀土、磕碎，似乎都不用费力气。两个时辰不到，三厢地就给他翻得只剩下晒席那么大一片了。照这样的进度，在天黑之前完成桂花指定的任务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可以收个早工，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说不定还可以完成下星期的讲义呢。想着这些，聂志刚就嘻嘻地笑了。

    吃中午饭的时候，桂花给他又是端水，又是递毛巾，又是拍打身上的碎土。桌子上也特别的丰盛，甚至还摆了一小盅他最爱喝的杨梅酒。咳，女人的心就像天上的云，说变就变，刚才还是凶神恶煞一样，指手划脚，如今又侍候大老爷们似的，低头哈腰。桂花这个那个的交代了一番，就风风火火地去接聂志刚的班。

    聂志刚吃第三碗饭的时候，桂花气急败坏地返回来了：“你这死脑筋，十足的书呆子，连自家的三厢地都认不出来，还不如趁早找块石头，一头撞上！”什么？忙活了大半天，都做无用功了！聂志刚怎么也不相信有这么回事，河边那块三厢地他是去过的，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他亲手给辣椒苗施的肥，今儿上午的时候，辣椒枯枝还竖在那儿呢。桂花气得跺脚：“猪啊，去年就你家种了辣椒？咱家的三厢地在河东知不知道？你去瞧瞧，你学雷锋帮谁做好事了？”难道真的弄错了？聂志刚被桂花放连珠炮似的一通臭骂，自觉理亏，不敢申辩，只一声不响跟了桂花往河边走。

    到得了河东桂花认定的那块地，两口子都傻了眼：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家的三厢地已叫谁翻过了，平平整整地躺在那里，泥土磕得细碎。从又湿又松的泥土可以看出：这地刚翻过不久。咦，这就奇了，他聂志刚错翻了别家的地，自家的地又莫名其妙别人帮着翻了。难道是那块地的主人回报他聂志刚慷慨行为的结果？不可能，都是乡里乡亲，为什么不直接打声招呼？聂志刚东瞧瞧西看看，终于在土埂边缘找到了五六个大小不一的脚印，脚印都不大，三十六七码长。聂志刚想起来了，一定是他们——班里那几个后进生——那有一个疯子母亲的黄小东，那从小就父母离异、由爷爷带管长大的聂芒，那上山打柴时不小心摔断了胫骨的李中中，还有……聂志刚想着想着，眼圈里就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溢出来。

    聂志刚没有说什么，回到家里，从书桌上挑了两本教科书，径直向其中一个后进生的家里走去……

——摘编自《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2004年第6期

格桑梅朵

    来到川藏线上这个道班的时候，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风像长了牙齿，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连绵的雪山矗立在眼前，一眼望去，是意料之中的一片纯白。

    父亲在这条线上修了一辈子路，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的高原病回到家乡。临走时，也不忘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那时，我刚卫校毕业，本有大好的前途。可军人出生的父亲，却板着一张脸，无比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必须得去，那儿需要你这样懂医的人。

    我知道有这样的父亲，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在母亲的哭哭啼啼中，我没有掉一滴泪，把对父亲的怨恨装进行囊，毅然走进了这个雪山脚下的道班。

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每年春夏时节，被大雪封了一冬的公路就格外的热闹。纤细娇艳的格桑花蓬蓬勃勃一路开到雪山之巅；连绵不断的进藏汽车排起长龙，在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蠕动；骑行爱好者们一路欢歌，摇着清脆的铃铛，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还有那些藏族老乡赶着自家的牛羊，从从容容地跨过公路，辗转到别的草场……

    公路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养路工人最繁忙的时候。这段28公里长的川藏线是属于我们道班管辖的，为了能保证这条路畅通，李大姐他们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去清理路面，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通常这个时候，我都还在睡懒觉，他们知道我憋屈，也不叫我出工，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因此我也放任着自己，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是他毁了我的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是李大姐的呼喊：“幺妹儿，快起来，要出人命了。”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只见几个藏族老乡抬进来一个老阿妈，呼吸急促，脸色乌青。我被这慌乱的场面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老阿妈的呻吟瞬间战胜了我的犹豫，我从床下拿出急救箱，给老阿妈吸上氧，打针，拿药，倒水，喂药，一连串的动作再自然不过了。

    不一会儿，老阿妈终于缓过气来，她忽然跪在我的面前，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吓得我直往李大姐的身后躲。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道班的屋顶上看远处盛开的格桑花，一个部队的车队从道班门口浩浩荡荡驶过。这时，一辆军车靠边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士兵，对正在修路的李大姐他们比划着什么。

    忽然，李大姐抬起头，朝我大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房顶上跳下来问：“喊我干啥子？”

    那个士兵递给我一个栽有格桑花的罐头盒说：“谢谢你救了我阿妈，这是生长在五千米雪山上的格桑梅朵，送给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跑掉了。

    我只知道这花叫格桑花，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格桑梅朵，好有诗意的名字。我把那盆格桑花放在窗台上，问李大姐：“格桑梅朵是什么意思？”

    李大姐说：“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你那盆花在藏族人眼里就是吉祥幸福的花。”

    以后的日子，那个藏族士兵每次进藏都要为我带回一个栽有格桑梅朵的罐头盒。渐渐的，娇艳的格桑花开满了我的窗台，在花香里，所有的烦恼抑郁全都逃遁了。

    终有一天，为我送格桑梅朵的不再是那个满脸高原红的藏族小兵，而是他的战友。我问他的战友，那个小兵哪儿去了？战友先是支支吾吾，最后才说，他牺牲了。

    战友红了双眼，哽咽道：“就是这次进藏，突遇暴风雪，道路塌方，嘎旺他们的车就翻下了悬崖……”

    我不知道那个战友是何时离开的，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

    李大姐安慰我说：“别伤心，在这几千里的川藏线上这样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你爸爸曾说过，我们守路的人一定要守好这条路，才能让行路的人更加安全，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美满。”

    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的格桑梅朵，在暖暖阳光下，绽放着。似乎在告诉我，父亲和千千万万的养路工人是在用生命浇灌着更多人的格桑梅朵。

（选自《2014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妈妈手上的花瓶

苏丽梅

    高考成绩揭晓了。

    男孩垂头丧气地走进家门，母亲正擦拭桌子，看到男孩脸上阴暗的表情，母亲把抹布扔一边，搭着男孩的肩走进屋，示意男孩在沙发上坐下。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道：“成绩怎么样？”

    “妈，我没考上，我…”男孩话没说完，眼泪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滴落在沙发上。

    “没事没事，没考上就没考上，咱明年再读一年，啊？”母亲说。

    “我不想复习了妈，太艰辛了，我觉得自己不是考学的料。”

    不急着做决定，假期还长呢。”

    第二天，母亲上班之前，敲开了男孩房间的门。母亲对男孩嘱咐道：“孩子，妈妈上班去了锅里有豆浆，冰箱里有蛋糕，你待会起来吃。”男孩“嗯”了一声，转身又睡了过去。

    母亲下班时，男孩的脸色更加阴郁：“妈，他们都考上了。

    “考上就考上，没事的。”母亲知道，他们是指男孩一块玩的伙伴们一强强和巍巍。平时三人一起上学，一起打球，还相约考取同一所大学。如今，他的伙伴们同时考上了，只有他没考上。母亲知道这消息对儿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劝慰未必有用，只是用力按了按儿子的胳膊。

    第三天中午，母亲下班回来，放下包就直接来到厨房准备做饭，一眼瞥见锅里的早点，原封未动。母亲看了，心略嶝了一下，她推开男孩的房间门，里面根本没人。

    母亲告诚自己不能慌，她拿起手机给男孩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她又打电话给孩子外地的父亲，他也没有收到孩子的信息；于是她一边给强强、巍巍打电话，一边决定自己出去找一找孩子。同学们也没有男孩的消息，但是给她提供了几个男孩可能去的地址。

    母亲稳下心神决定先去篮球场，她在篮球场里转了一圏，并没有找到男孩，又继续去网吧寻找，几个小时后，她在网吧里找到了正在打游戏的儿子。

    男孩已经累得头晕眼花，一眼看到母亲，先是低下了头，嗫嚅道：“妈，你下午没上班？”

    “我这两天调休，正好陪你散散心，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男孩“嗯”了一声，带着不安和好奇跟着母亲回家了。

    转过天来，母亲带男孩来到一家“陶陶吧”，男孩从没来过这种地方，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人专注地做陶瓷，那个老板模样的人似乎在等待他们，径直带他们来到一架机器前，顺手拿给男孩一块泥巴，说：“会捏泥吗，小伙子？”男孩平时很擅长做手工的，他轻视地笑了一下，用劲捏了捏泥巴，可泥巴瞬间粘在了他手上，他放松了手劲轻轻揉搓，却也不起什么作用。母亲似乎也不在行，建议儿子说：“不然把泥巴放在板上揉？”她看出男孩有些小恼火，微笑着接了一下他的手臂。

    男孩沉下心来了，他琢磨出来捏泥力道是个关键，几番捣鼓，终于把泥巴捏得可以拉坯了。

    老板问他想做什么，他脱口说想做一个花瓶送给妈妈，母亲有些吃惊脸也有些红，老板开始示范：先把一块泥巴固定在转盘中心，然后打开电闸使转盘转动，在这同时耐心细致地塑造花瓶的形。男孩这次不敢掉以轻心，仔细观摩着老板的动作……

    制作要领了然于心之后，男孩自信地把双手固定在转盘边沿，双手放在泥巴表面，轻轻往上提，转盘转起来了，母亲紧张地看着，感觉花瓶的形已经出现了，可就在这时，那团泥巴很不配合地飞了出去，落到了盘子里，功亏一畴。男孩儿泄气地甩了甩手，老板哈哈笑着说：“这没啥小伙子，还没有哪个顾客是一次做成的呢！”男孩看到母亲沉静的笑容，又把双手放到转盘上。

    不知过了多久，当男孩把一个小巧的花瓶放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含着泪花喃喃地说：“谢谢儿子，你其实就是妈妈手中的花瓶。”

    从陶吧出来，男孩认真地看着母亲说：“妈，我明年再复读一年吧。”母亲晃了晃手里的花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删改）

提  琴

阿城

    老侯是手艺人。老侯原来在乡下学木匠，开始的时候锛檩锛椽子。

    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站在原木上，用锛像用镐，一下一下把木头锛出形来，弄不好就锛到自己的脚上。老侯一次也没有锛到自己脚上。

    老侯对没有锛伤自己很得意，说，师傅瞧我还行，就让我煞大锯。

    煞大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先将原木架起来，一个人在上，一个人在下，一上一下地拉一张大锯。大锯有齿的一边是弧形的，锯齿有大拇指大。干别的活可以喊号子，煞大锯却只能咬着牙，一声不吭，锯完才算。

    老侯的腰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老侯学细木工，手下稳，别人都很佩服，其实老侯靠的是腰。

    老侯学了细木工，有的时候别人会求他干一些很奇怪的活儿。老侯记得有人拿来过一只不太大的架子，料子是黄花梨，缺了一个小枨，老侯琢磨着给配上了。

    人家来取活的时候，老侯问，这是个什么？来人说，不知道。老侯心里说，我才不信不知道呢。

    不过老侯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架子是干什么的，这件事一直是老侯的一块心病。

    老侯的家在河北，早年间地方上有许多教堂，教堂办学校，学校上音乐课，用木风琴，弹起来呜呜的很好听。老侯常常要修这木风琴。修好了，神父坐下来弹，老侯就站在旁边听。

    有一次神父弹着弹着，忽然说，侯木匠，你会不会修另外一种琴？老侯问，什么琴？神父说，提琴。老侯不知道，嘴上说试试吧。神父就把提琴拿来让老侯试试，是把意大利琴。

    老侯把琴拿回家琢磨了很久。粗看这把琴很复杂，到处都是弧，没有直的地方。看久了，道理却简单，就是一个有窟窿的木盒。明白了道理，老侯就做了许多模具，蒸了鱼膘胶，把提琴重新粘起来。神父看到修好的琴，很惊奇。神父于是介绍老侯到北京去，因为教会的关系，老侯就常修些教堂的精细什物，四城的人都叫老侯洋木匠。

    老侯因为修过洋乐器，所以渐渐有人来找老侯修各种乐器，老侯都能对付。北京解放了，老侯就做了乐器厂的师傅，专门修洋乐器。

    一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拿来一把提琴，请老侯修。老侯一眼就认出是神父那把提琴，老侯没有吭声。老侯知道，跟教会沾关系，是麻烦。因为是修过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快。干部来取琴的时候，老侯忍不住说，您的这琴是把好琴。干部说，不是我的，是单位上的。老侯说，就是不太爱惜，公家的东西，好好保存着吧。是把好琴。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抄家砸东西，老侯忽然想起那把琴。厂里不开工，老侯凭记忆寻到那个单位去。

    老侯在这个单位里东瞧瞧，西看看。单位里人来人往，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加了碱的面浆糊味儿。老侯后来笑自己，这是干吗呢？人家单位的东西，自己找个什么呢？怎么找得到呢？于是就往外走。

    可巧就让老侯瞧见了那把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

    老侯就站在那里看那个人刷大字报。那人刷完了，换了一个地方接着刷，老侯就一直跟着，好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