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嫂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新婚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她本来个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尔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脚，挪挪。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再称，五十二斤半。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她就是个“虫儿”。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简称：虫嫂。

    在无梁，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

    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人们不由地就笑。她人小一号，水桶也是小一号的，从娘家带来的。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踮着脚尖，磕磕碰碰，试试摸摸的。在井上打水时，她不让人搭手，说：会。我会。就是辘轳把儿太长了。人们又笑。

    在村里，虫嫂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也是不少挣的。可她不会编席。她是无梁村惟一不会编席的女人。她身量小，指头太短，编不了丈席，也试着编了几次，每次都欠尺寸，不合格。收席点的老魏说：她的尺子小一号。那时候，粮食是队里分的，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虫嫂不会编席，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靠着“鸡屁股银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老拐腿瘸着，干不了重活。再加上两人结婚时，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

    日子虽然难过，可也过了。她会爬树，身量小，却灵活，猴子一样。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捋些槐花、榆钱，掺和着吃。她还会做“鲤鱼穿沙”，就是玉米掺加榆叶儿煮着吃，我吃过一次，也挺香。这年夏天，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尔后又少了一垄辣椒。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却没有证据。治保主任曾建议说：搜，挨家挨户搜。却被老姑父否决了。老姑父说：几个茄子，算了。

    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上勒一方巾，三天就下地了。人们说，虫嫂，可不敢哪，迎了风，就出大事了。她说，没事。我皮实。奇怪的是，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两男一女。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她对“大”有无限的向往。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国。大国，二国，三国（老三是女孩，也叫花，国花）。她生了一群“国”。她说是“国家”的“国”。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由于头生儿回了奶，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尔后用嘴，或是手指头抿在孩子的嘴里。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满地滚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去。夜半时分，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天很黑，四周寂无人声，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忙把眼闭上……只听老姑父说：就快出来了。我大着胆睁眼一看，就见一团黑影，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时隐时现，一忽儿一忽儿地飘……怪吓人的。

    玉米叶沙沙响着，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接着是风的响声，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看得我眼皮都要奓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那不是鬼。是人。

    是虫嫂。

（选自李佩甫《生命册》有删改）

给我打只山鹰吧

田洪波

   “给我打只山鹰吧。”那天，政治队长路过我看守的庄稼地，有一搭没一搭地撩了撩眼皮对说我说。

    他的话对我无疑是圣旨，我只有鸡啄米点头的份儿，同时，我下意识地正了正肩膀上的火药枪。

   “我要用鹰的胆当药引子，给我娘治病。”太阳光下的政治队长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你枪法好，一定要给我打只山鹰。”然后，他倒背着手往大队部走去。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这之前，我找过政治队长，让他想办法帮我回城。

    我给他拎去了两只野兔。

    政治队长先是表扬我庄稼地看守得比较好，近一时期，基本没看见谁家的牲畜糟踏蹋庄稼，然后才淡淡地扫了一眼那两只野兔，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我知道回城的希望就在他手里攥着，而看守庄稼地的轻松活儿，也是他派给我的。有一瞬间，我觉得那两只野兔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

    现在，他让我打只山鹰给他，这是我回报他的最好机会。

    我从小在山区的爷爷家长大，对用枪打个飞禽走兽什么的，远比其他人得心应手。其实，村里各家各户的牲畜很少有糟蹋庄稼的，似乎大家都知道那绝没好果子吃。

    这样的日子就常让我感到无聊，有麻雀什么的从天上飞过，我就举枪向它们瞄准射击。

    我记不清打了多少麻雀，只记得村里的孩子常疯了一样地抢食，把它们拿回家，糊上泥烤着吃。

    我的枪法越来越炉大纯青，村里佩服我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孩于们，总是在空闲时，巴望着两只眼睛跟在我身后。

    我很享受被前呼后拥的日于，但现在，一切都被打破了。

    给我打只山鹰吧。我不断在心里重复着政治队长的嘱托。

    我很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山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我一直懒得打它们。在我的印象中，山鹰肉好像不是很好吃。

    第一天，我没有看到山鹰的影子。

    随后很多天也没看到，我有点急，并且开始失眠，梦里全是山鹰煽动着翅膀从我眼飞过。

    给我打只山鹰吧，政治队长的声音，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响在我的耳畔。

    看护有无牲畜糟蹋庄稼已经不重要了，我的眼里全是山鹰，我相信，它不会不从我的头顶上飞过。

    七月的天老爷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日头高照，转眼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可我任凭自己站在风雨里，就是不忍心错失山鹰飞过的机会。

    我被大雨淋感冒了。在孙大娘家的热炕头上，我说起了胡话，一遍遍念叨着山鹰，把孙大娘念叨得懵懵懂懂的，一个劲儿问旁边的邻居，说这好好的孩子怎么了。邻居也纳闷，说他唠叨的什么英啊英的，该不会是对象吧？

    尽管，我依然感到揪心地头疼，眼睛也要炸裂似的，但在第二天的午后，还是不顾孙大娘的劝阻，又背上火药枪去了庄稼地里。

    仍然没有山鹰的鬼影子，我感到天塌地陷般的奇怪。

    我的眼前，一会儿是多病的父母，一会儿是矫健的山鹰：山鹰，我的山鹰，你在哪儿？有几次，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庄稼地里，用土坷垃狠命地砸向庄稼。

    我想不明白，山鹰为何就是不出现？在希望它救我于水深火热之时？给我打只山鹰吧。

    这声音渐渐轰成了耳鸣似的回响。

    它让我沮丧，让我焦躁，让我感觉嗓子冒了烟似的难受。

    我举枪望日，看到的不是山鹰，而是在某一天的某一刻，政治队长那张狐疑的脸。

   “队长，能再等等吗？” 我听到了自己声音里的哭腔。

    结果，没多久，政治队长就派我和大伙一块儿干活了。

    我不知道自己又等待了多少时日，只记得后来我的枪被人收去了，对方给我看了禁止打猎和私藏枪支的通告。

    这对我无疑是个打击。我找他们要枪，找他们说理，但他们却斥骂我为精神病。

    我据理力争，我不是什么精神病，我只是想打一只山鹰，给政治队长打一只山鹰。

    孩子们还是崇拜我的，他们给我找了一支类似枪大小的粗木棍。这样，我每天就又有事干了。

    只要我一有空闲，我就会提着那支木棍，趔趄在庄稼地里，寻找山鹰的鹰子。我不断地把它举起来，对着蓝天胡乱瞄准。

    那天，头发有些花白的政治队长告诉我，拨乱反正了，你可以回城了。我笑了，我说我不回去，我还没有打到山鹰，我怎么可以空手回去呢？我看到政治队长朝我暧昧地笑了一下……

    大伯常和我絮叨起这些往事，每次，他都用那支朽木棍不断敲打着地面，一遍遍地向我发问：“洪波，你说，咋就没了山鹰呢？

（选自《百花园原创版》）

卫生餐厅

（美）约翰·爱伦

    “来两只嫩煮鸡蛋，一客家常油炸土豆条，一块乌饭浆果松饼，再加咖啡和鲜桔汁。我吩咐卫生餐厅的侍者，慢跑后的我感到饥肠辘辘。

    我刚打开报纸，咖啡就端上来了。“请用咖啡，”侍者说。“不过，对不起。我们的立法当局坚持要我们提醒顾客，每天喝三杯以上的咖啡有可能增加得中风和膀胱癌的危险。虽然这是除去了咖啡因的，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仍要求我们说明，提取过程中或许还残留了微量的致癌可溶物。”这才给我的杯子斟上。

    侍者端着我叫的早点回来时，报纸差不多看完了第一版。

    “您的鸡蛋，”侍者说，“如果不煮透，就可能含有沙门氏菌，会引起食物中毒。蛋黄中有大量的胆固醇，它有诱发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主要潜在危险。美国心血管外科医生协会主张每星期至多只吃四个鸡蛋，吸烟者和身体超重十磅者尤应如此。”

    我的胃感到一阵不舒服。

    “马铃薯，”侍者继续着，“皮上的青色斑块有可能含有一种叫龙葵的生物碱毒素，《内科医生参考手册》上说龙葵碱会引起呕吐、腹泻、恶心。不过放心，您用的土豆是仔细地去了皮的，我们的供应商还答应，如有不良后果，他们将承担一切责任。”

    “但愿这‘不良后果’别降临到我头上。”我想。

    “松饼含有丰富的面粉、鸡蛋和黄油，还有乌饭浆果和低钠调味粉，唯独缺少纤维素。营养研究所警告说低纤维饮食会增加胃癌和肠癌的危险。饮食指导中心说面粉可能受到杀真菌剂和灭鼠剂的污染，可能含有微量的麦角素，它能引起幻觉、惊厥和动脉痉挛。”

    顿时，我觉得焦黄松脆的松饼诱人的香味变得十分可疑了。

    “黄油是高胆固醇食品，卫生部忠告近亲患心脏病的人限制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我们的乌饭浆果来自缅因州，从未施过化肥和杀虫剂。但美国地质调查队有报告说许多缅因州的浆果长在花岗岩地区，而花岗岩常常含有放射性物质铀、镭和氡气。”

    我立刻想起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幸存者头发脱落的不雅观之状。

    “最后，烘焙的麦粉中含有硫酸铝钠盐，研究者认为铝元素可能是早老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侍者说罢便离去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营养科普也许结束了。

    侍者很快回来了，带着一只罐子。“我还记得说明，我们的鲜桔汁是早上六点前榨的，现在是8：30正。食物和药品管理局与司法部正在指控一家餐馆，因为它把放了三四小时的桔汁说成是新榨的。在那个案子裁决前，我们的律师要求我们从每一个订了类似食品的顾客那儿弄一份放弃追究声明书。”

    我填写了他递过来的表格，侍者用回形针把它附在账单上。在我伸手取杯子时，侍者又拦住了。“还有一件事”，侍者说，“消费安全组织认定您使用的叉子太尖太锋利，必须小心使用。

    “好，祝您胃口好。”侍者终于走开了，艾德沃德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拨拉着已是冷冰冰的那份早餐，胃口彻底倒了。哦!上帝!

救人

三石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采访一下他。

    一件如初夏的信江水一般温暖的事情。

    沿信江河往上，拐过森林公园，便没有那么热闹了，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好静的人散步游玩。然而一个失恋的女孩，却打破了这里的清静。

    她跳进了信江河。

    开始的时候，几个散步的人并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对，只有他，从女孩整齐的衣装中感觉到，女孩绝对不是下水游泳。

    于是，他跳了下去，跳进了信江河。当然，在跳进水的一刹那，他没有忘记呼喊一声“快来人哪，有人落水了”。

    可他不会水，或者说是水性极差的那种，他在水中扑腾着，眼见要沉入水底，更别说救女孩了。好在他入水前的那一声呼喊，引来了一对散步的恋人，他们冲了过来，先后跳进了信江河。

    恋人中的男孩将失恋的女孩救了上来。而让他没有面子的是，恋人中的女孩费尽力气，将足有70公斤的他打捞上岸。

    次日的晚报刊登了这则暖人的新闻。

    这新闻便是我采写的。

    而我想，是否能为这则新闻做一个后续报道?

    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原因种种，但他的特殊身份应该是其中之一。

    他是个不小的领导，在当地算得上是号人物。他应该不会水，一个不会水的领导，为什么会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是什么促使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答案或许只有他能告诉我。

    在他那间宽敞气派的办公室，我再次见到了他。

    他并不想接受我的采访，态度很坚决，直到我退而求其次，表明只是想解答一下内心的疑问，同时还动用了他的一位老领导的关系——他的这位老领导恰巧是我的长辈，他才勉为其难。

    所以，我至今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式采访。

    事情的经过极为简单，没有必要过多赘述，我只是直接表达内心的疑问。

    “是的，我不会水。”他很坦然地说，“我是西北人，老家一片黄土高坡，只有几个小沟小渠，最深的时候也不会过腰，所以我从没有学过游泳，典型的旱鸭子。”

    “可你一点儿都不会水，怎么没有丝毫犹豫便跳进水中去救人?初夏的信江河，水流湍急，难道你就一点儿没有考虑自身安危吗?”

    “谁说我没有犹豫?”

    “你犹豫了吗?”

    “我当然犹豫了，只不过时间很短，也就几秒或者十几秒吧。”

    我点了点头，赞赏地说：“你犹豫了，说明你考虑了后果，在这种情形下，你仍然义无反顾下水救人，我觉得更加高尚。”

    他笑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笑给我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所以我问：“你为什么这么笑?”

    他沉默了，没有立即回答。

    于是我追问：“你为什么不回答?”

    他仍没有回答，却反问我：“你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除了下水救人，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你为什么这么说?说一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你的选择可能是最糟糕的选择，原本人家只需要救那女孩便可以了，因为你贸然下水救人，救援的人还得救你。”

    他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眼睛看着别处，说：“其实，我下水不是为了救人，我是救我自己。”

    我瞪大了眼睛，表情绝对云里雾里。

    他继续说：“你知道，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我也算是个知名人士了，认识我的人不少。那天散步的时候，一路上有不少人跟我打招呼，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我不果断下水救人，以我的身份，事后肯定会有闲言碎语，指责、谩骂可能会铺天盖地。所以，虽然我不会水，虽然我也有些犹豫，但只能跳下去。至于跳下去之后怎样，那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说完这段话，他又笑了，却是苦笑。

    我恍然。虽然潜意识中也认为他的这种想法多少有点儿道理，但我还是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你不会水，这是能够解释清楚的，我想公众也是能够理解的。”

    “解释?你认为我有解释的机会吗?有人会相信我的解释吗?”他的语气咄咄逼人。

    “万一，我是说万一，在场的人都不会游泳，即使会游泳，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将你救上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说到这儿，我顿住了，但我想他能明白我的意思。

    果然，他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跳下去，我可能被水淹死;问题是，如果不跳，我可能被唾沫淹死。”

    时值初夏，我竟然打了个寒噤。

前朝遗老

申弓

    这是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了：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没有饮水机，更没有空调，只有一桌一凳；并且，那桌的四条腿是三真一假，那凳是没有靠背的四方凳。

    它的主人倒也不赖，一位标准身板的中年人，行伍出身，假如上镜，足可以跟少将媲美。这样的办公室，这样的设备，他已用了两年多，好在工作不少，局里一应琐事杂事，只管来找他。“去，找伍司机。”干起工作来，那日子过得挺快，这不，一晃就是两年多了。

    本想留点悬念，可惜我不是做悬念文章之人，一不留神便露了马脚将他身份透露了。是的，他原来是个司机，是开小车的司机。他当过兵，在部队就是开车的，因而他的车开得挺好。这么说吧，他开车十多年，行程20万公里，记分卡上没有一次扣分记录。因而上任局长看中了他。为了报答局长知遇之恩，他以局为家，以局长的需要为己任，一辆车在手上发挥到了极致，从没有闪失，就连一只青蛙也没有碾过。

    想那时，局长是市里的红人，他也跟着红了一半。

    可天有不测风云，局长在即将提拔为副市长时，被上级纪委查出了问题，不但革掉了乌纱，还被追究刑事责任。

    他有幸被留了下来。

    能留下来就不错了，他很知足。于是安排他到这个办公室，他一点意见也没有，并且一门心思做好新领导交给的工作。

    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大门旁边，一个小窗对着大门，进来办事的人还以为这是门卫室呢。只要他坐在这里，一切进出大门的人，都看在眼里。

    他坐在这里的第二天，他所开的小车，驾驶室便换了人。当然了，局长换了，司机是跟着要换的，这点他很平静，平静到没有半点的异议和不舒服。接他位子的是个比他更年轻的小伙。小伙子因为年轻气盛，或者因为跟着新局长，觉得光彩，见面也不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怪，或者见怪不怪了。他自知自己的境遇，也不去招呼他，以免有讨好之嫌。

    不过，烧酒，成为他的解渴饮料了。

    只是有一天，不知是怎么了，那车子突然停下来，那小伙子向他伸出了手，说：“伍师傅，我姓陆，新来的，以后多多指点。”

    “好，小伙子，好好干！”他多少也显出了点激动。于是，他知道了，新司机姓陆。他觉得有意思，他姓伍，他的接班人姓陆，不过，他的前任并不姓肆，再下一任会不会姓柒？未可知也。

    有了这句话，他便记在心上，哪天车子经过门口，他听出了异样，便好心找小陆司机及时检修。有一次还真让他指点准了，出门时叮嘱要注意前球轴。小陆司机在高速行驶中避免了一次因为机械而造成的事故，也挽救了自己与局长的生命。为此，小陆司机对他心存感激了。出车回来，有事无事总爱到这个办公室里来跟他聊聊。

    “伍师傅，这里太简陋了，跟局长说说，装个空调吧。”

    “不了，有这样我已经知足了，不要再给领导造成麻烦，我知道，现在经费紧缺，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领导也不好当。”

    在进进出出、说说等等中，日子便又向前推移了两年。

    这天，办公室主任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有点受宠若惊地站起来让座，因为在他的记忆里，主任是从来没有光顾过这间办公室的，有事只在门口或窗口叫一声伍师傅，他就立马奔了出去。

    主任说：“不用客气，我来是通知你，将桌子往旁边挪挪，这里多摆个桌子。”

    “好。有人要来？”

    “是的，等下你就知道了。”

    他便将桌子挪到了墙边上，腾出了一个足有三平方米的位置来。一会儿，小陆司机扛着张桌子来了：“伍师傅，来跟你搭档了。”他一看那桌子，也有一条腿是断了的。心里便像被什么敲击了一下。他看了看小伙子，嘴张了张，没有说话，只默默地帮着小陆司机放置桌凳。

    “怎么，师傅不欢迎？”“小陆啊小陆，你要我怎么说呢？说欢迎嘛，这里又不是快乐大本营；说不欢迎嘛，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大哥只有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吧。”

    “好，有这就够了。”小伙子带气地说，“妈的，一个局长当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

    “这是人家官场中事，你我也说不清的。不过你还好，他是上调，还有希望，只要他出任个一把手实职，你还会风光的。老哥我就彻底没希望了，知道吗？他判了十五年，我后半辈子就押给他了。”说着话，又拿起酒瓶灌了一大口 ， 然后递给小伙子，“也来一口吗？”

    小伙子一手抢过，咕噜噜一下子灌个底朝了天，口里含糊着说：“哥们儿，从此我们就是患难兄弟了……”

（选自《微篇小说选》，有删改）

垫底的人

陈大超

    终于调到一个局机关，吃上朝思暮想的“财政饭”，徐芳高兴得一天到晚都是笑盈盈的，可是等她醒过神来，她就发现在这个既讲级别也讲资历同时也讲能力的机关里，她原来是个垫底的人，谁都可以指派她，谁都可以指责她，谁都可以对她垮下脸来。人到中年、在原来的单位里大小是个头儿的徐芳，心里的高兴劲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没过多久，局里又来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基本上就是个只能拖拖地夹夹报纸冲冲厕所的傻瓜。虽然傻瓜来头不小，但徐芳仍然可以把他当作垫底的人，只要她受了谁的窝囊气，她立刻就找到傻瓜，或者说“把地再拖一遍！”或者说“把报纸都好好夹起来！”或者说“帮我捶捶背！”傻瓜简直像个一摁按钮就立刻动作起来的机器人，不论你的脸色多难看，不论你对他的指使多么不合情理，他都是一点反应一点想法也没有。

    这个名叫闵天飞的傻瓜，考大学时离读清华的分数仅仅只差一分，一阵狂笑就变成了一个痴不痴呆不呆的傻瓜了。徐芳也挺同情他的，但她一旦受了谁的气，仍然要把他当作出气筒，恶言恶语地把他使唤一通，让自己产生某种虚幻的优越感。她甚至觉得在这个机关里，对她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局长科长们，而是这个傻瓜——没有这个傻瓜给她垫底，她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过下去。

    这天上班，她居然没见到天飞，楼上楼下各个科室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一问，原来是他家里人领着他到上海治病去了。她听了心里猛然一惊，接下来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心神不宁的。她就总是下意识地跟人家讨论：“你说天飞的这种病真的能治好吗？”“你说天飞的病治好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还假惺惺地说：“要是真能治好那就太好了啊！”其实她潜意识中非常害怕他真的给治好了。

    一个星期后天飞出现在局里的时候，仍然是那副呆不呆傻不傻的样子。徐芳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她也仍然常常在背后整他、吼他，拿他垫底、出气。后来她竟然发展到敢用鸡毛掸子打他了。也就有一次，她一失手，竟然将鸡毛掸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后脑勺上。打得他当时猛地一激灵，全身仿佛触了电似的一抽搐。谁也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使天飞的智力因此而恢复了。

    天飞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再到局里上班的时候，脸上就再无半点呆气傻气了，局长也不让他再做那些杂事了，而是要他在秘书科“适应适应”。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天飞就给人一种英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感觉了。自然，在这个局里，徐芳又成了一个垫底的人了。她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自己竟然用鸡毛掸子去打他——这一打，又把自己打入了度日如年的冰窟里。

    她常常幻想在天飞独自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时候，悄悄地出现在他的后面，用一个暗中准备好的小木棒，对着他的后脑勺乒乒乓乓地从各个角度猛敲一气——再把他脑子里的那个开关敲关上……

（原载《金山》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