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羊肉汤 

金 光

      就在县里准备树立脱贫致富的典型时，长岭乡建起了一个大牧场。刘乡长说，这个大牧场完全采用孟加拉式的养殖办法，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各地购进优质绵羊2000只。虽然乡里在农发行贷了100万元的款，但望着潮水般的羊群，大家心里很踏实：这钱不出两年就可赚回来。

       县委张书记亲自到牧场察看，拍着刘乡长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因地制宜，这才是真正的脱贫项目。”回到县城，张书记当即打电话召集开会，谈了到长岭乡察看天然牧场的感受，他要求从县委班子开始，轮流到长岭乡牧场去参观。

       县委办的同志不敢怠慢，连夜排出参观者的顺序：从6月8日起，当天是常委班子成员，9日是县政府领导，10日扶贫办，11日县委办，12日县委组织部……一直排到了第二年的3月19日，把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村组都排上了，要求所有参观单位要认真学习长岭乡的经验，学习他们敢想敢干的工作思路，结合实际提出自己乡、村的脱贫办法，力争在两年之内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

      接到县委办的通知，刘乡长说，这次县里对长岭乡牧场如此重视，要把长岭乡树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我们一定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一要把牧场建设得更好，二要搞好接待工作，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乡政府办的同志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一天要接待二十多个人，生活咋安排？这一下难住了刘乡长，牧场远在离乡政府二十多公里的荒山上，参观的人在乡里吃饭不合适，到山上又没有好东西招待，怎么办？刘乡长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说：“我说个办法，人家领导来参观牧场，这牧场就是养羊，咱们这里啥都缺就是不缺羊，明天领导们来，我们在山上垒两口大铁锅，拣两只大肥羊宰杀，在山上熬两锅羊肉汤，经济又实惠。”大伙一听，不禁拍手叫绝。第二天县委的小车一字型排开，足有二十多辆停在了离长岭牧场五六里的山下路旁，领导们一路风尘来到牧场，大家看到荒岭上建成如此规模的牧场，无不称赞。中午12点，每人一大碗鲜羊肉汤配上两个脆香的烧饼，更让领导们赞不绝口。县委张书记端着羊肉汤喝了一口说：“香，这比吃几百几千块的宴席有滋味多了，你们勤俭节约的精神更值得发扬。”张书记号召，今后无论谁来牧场参观，都只准喝羊肉汤，不准吃酒宴。

第一批来了，第二批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都对长岭乡牧场特别是那碗羊肉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市扶贫办的领导得知长岭牧场的事，决定到牧场看看。这下可慌了刘乡长，他打电话与县委张书记商量了好长时间，询问接待的事宜，张书记最后在电话中毫不犹豫地指示：仍然用羊肉汤招待。

      市领导来了，他们转圈看了看牧场后表示满意，就是不见大羊群，便问羊呢？刘乡长心慌慌的，说正在联系贷款购买。现在资金是个大问题，希望市里能给扶持点。中午他们端起羊肉汤时，一位老领导提了个问题：这羊肉是从山下买的，还是在山上杀的？刘乡长忙回话：“这是咱牧场的羊，现宰现熬，鲜得很，鲜得很!”这位领导盯着碗里的羊肉和漂在汤里厚厚的一层油，皱起眉头问：“一天能宰几只？”刘乡长忙竖起两根手指：“两只，两只!”领导没有再说话，放下羊肉汤就走了。

       刘乡长等着市扶贫办的答复，但眼看牧场的优质绵羊宰完了，还不见上面的精神。于是他沉不住气了，去找县委张书记。张书记正低着头看一份《内参》，一行醒目的标题在张书记和刘乡长眼前晃着：“参观者一年吃掉一个牧场”。张书记沮丧地说：“刚才市里来了电话……牧场暂时关闭。”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有删改）

打树

许仙

    李正第三次被送入市人民医院抢救时，已是一盏熬干的油灯，奄奄一息；病情恶化前他曾交待过老伴，别再让儿女花那昂贵的医疗费了，他心里有数，自己已命不久矣。但儿女是极其孝顺的，毫不犹豫地又把他送入市里最好的医院。

    李正在高干病房几度昏迷，主治医生是该院副院长，卑微地对李赛白道：“李书记，非常抱歉，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医院已经尽力了，您看是不是按老人家的意思回去吧，晚了怕……”昏迷的李正老眼潮湿，枯枝般的手死死抓住老伴不放。

    老伴抹着泪，对儿女说：“你爹想回家过年，你们就随他的心愿吧。”

    李赛白和李赛红这才送父亲回家。

    这天是年廿九，李赛白和李赛红回到老家就奔进奔出的，要给父亲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年。李赛红和母亲把家清扫干净，又准备红包、烟酒茶和糖果；李赛白忙着张灯结彩，门是对联，窗是福字，大红灯笼挂檐下，他还准备了宝烛、香、鞭炮和烟花。家里亮堂堂的，飘出煮粽子和炒瓜子的香味，乡亲们纷纷前来探望。

    李正回家后神志反而清醒了，时不时地睁开眼来。李赛白和李赛红在父亲床前守了一夜，见父亲病情平稳，也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李赛白的妻子带着孩子、李赛红的丈夫带着孩子，早早地赶来乡下。家里有孩子就热闹就喜庆了。李正忽然有了精神，叫老伴扶他坐起身来，要看一看孙女和外孙子，瞧着孩子们跑进跑出的，枯槁的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他握着老伴的手，老眼朦胧起来，老伴轻轻地替他念道：“在家好，在家好。”

    下午，李赛红和嫂子下厨，准备了一顿丰富的年夜饭；大家把饭桌移到父亲的床前，让李正靠在床上吃饭。见父亲精神好，大家也开心，有说有笑的，一个个向父亲敬酒，祝他长命百岁；李正居然喝了一杯酒，还吃了半碗饭，脸红扑扑的。他累了，躺了下去；但他笑微微地望着大家，有了神色的眼睛一个个地看过来，慢慢的……。

    吃过年夜饭，孩子们出去放鞭炮、放烟花，卧室的窗口忽亮忽亮的，红红绿绿得非常好看。饭桌撤走了，老伴和女儿、儿媳妇收拾干净后，再次回到他床前；李正伸出手来，吃力地比画着。

    李赛红问母亲，爸爸说什么？“打树。”“打树？”李赛红问父亲，李正点点头。

    儿媳妇愣愣的，但李赛红连忙朝父亲说：“好。打树。我们打树。”

    打树是李家大年三十必备的传统节目。院子的围墙里种着两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分别是李赛白和李赛红出生那天李正种的，如今已有四十岁和三十八岁了，是方圆百里以内两棵顶天立地的大树，令乡亲们羡慕不已。乡亲们但凡教育起后代来，必以李家儿女为榜样。

    李赛白和李赛红自有记忆起，每年吃过年夜饭，父亲就操起门闩，李赛白便自觉地躲在自己的梨树后，李赛红也学哥哥样，躲在自己的桃树后。

    李正借着几分酒力，先打梨树，边打边问：“来年多开花多结果？”

    李赛白就在树后应：“来年多开花多结果。”李正又边打边问：“决不开谎花【注】？”李赛白又答：“决不开谎花。”轮到桃树，也是这番打问与应答。

    小时候李赛白和李赛红只觉得好玩有趣，树又不是人，父亲这么做，难道它来年就真的多开花多结果了？就决不开谎花了？

    后来，李赛白和李赛红都大了，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回家过年，李正依旧热衷于打树，让两个成年人躲在树后，他边打边问：“来年开红花结红果？”李赛白就问：“我是梨树，怎么开红花结红果呢？”李正醉熏熏地说：“我怎么问你就怎么答！来年开红花结红果？”李赛白就应：“来年开红花结红果。”李正又边打边问：“决不开黑花结黑果？”李赛白又答：“决不开黑花结黑果。”

    再后来，李赛白和李赛红升职了，当官了，从商了，发达了，回家过年，李正还是热衷于打树，让两个大人躲在树后，他边打边问：“来年开白花结善果？”李赛红就问：“我是桃树，怎么开白花结善果呢？”李正醉熏熏地说：“我怎么问你就怎么答！来年开白花结善果？”李赛红就应：“来年开白花结善果。”李正又边打边问：“决不开毒花结恶果？”李赛红又答：“决不开毒花结恶果。”

    孩子们不知道打树是怎么回事？好奇新鲜，吵吵闹闹的，院子可热闹了；李赛红将门闩交给哥哥李赛白，自己拉着侄女躲在梨树后，李赛白边打边问：“来年多开花多结果？”李赛红就教侄女应：“来年多开花多结果。”李赛白又边打边问：“决不开谎花？”她们又答：“决不开谎花。”接着是李赛红打树，李赛白拉着外甥躲在桃树后……卧室里，李正笑微微地望窗外，慢慢地合上老眼；他太累了，去那边休息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注】谎花：不结果实的花。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有删改）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

【注】①美帝：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在民间，“美帝”仅指美国本身。②“苏修”一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此处指代前苏联。“美帝”“苏修”经常出现在文革结束前的中国官方宣传中，大众耳熟能详。

换茬

刘正权

    春酒还没吃完，春分就开始刨园子了。

    园子里其实没啥可刨的，除了不包心的白菜就是菠菜，小青菜也有，不过都像纽扣似的扣在地上，春寒刚过，还没来得及舒展叶片。

    春分是对那畦老韭菜动上了心思，二贵跟在春分身后，不情不愿的。二贵说：“春捂秋冻，园子的菜刚缓过劲儿，还得在土里再捂捂才好！”春分白一眼二贵，就没好话还嘴了：“是你自己想捂酒杯子才对吧?”春捂秋冻是说气候和穿着上的事呢，跟园田无关。

    春分把锹递给二贵，说：“你把韭菜给全挖出来，我把根分一分，去掉老根老系，选那壮实的，芽旺的，重新排！”

    “排”是“栽”的意思，韭菜根小，得一丛一丛排一起，挤着长，那长相才欢实。

    二贵还是不想动锹，就扯由头说：“小刚来电话了！”二贵知道春分最惦记小刚，年前一听说他打工不回家过年，连腊货都少备了一半。

    春分这回却没把宝贝儿子的电话当宝，只淡淡“嗯”了一声，接着说：“哪天他不来一回电话?”二贵只好怏怏下了锹，气不顺使劲就大，一锹翻起一大丛韭菜根来。春分弯下腰，拎起那丛韭菜，用铲子敲散土，把韭菜一根一根理开，剪去根须，往一边放，准备待会排。

    二贵撇了下嘴说：“好端端地长土里，非得挖出来再排进去，当是移栽油菜，能增产啊！”

    春分不吭气，她知道二贵有情绪，男人的德行得顺了毛摸，惹急了免不了鸡飞狗跳的。

    二贵又嘟哝：“小刚说，去年形势就不怎么好，那个厂今年怕待不下去了！”

    春分说：“是吗?换个厂也好。地不换茬不长，人不挪窝不旺，儿子想换新环境跟这韭菜地换茬不也一样吗?”一茬一茬剪得齐齐整整的韭菜根带着芽就在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话中重新排进了土。

    小刚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打给春分的，小刚说：“娘，我联系了个新厂。新厂离市区远，我不想在厂里往，条件差！”

    春分冷了口气说：“那你回来住吧，家里条件不差，有爹有娘侍候着！”小刚没了声音，挂了电话，小刚听出娘是话里有话。二贵说：“你咋这样跟孩子说话呢?”春分说：“出门在外就要吃得苦，不然啥能耐也不会长！”

    二贵还要说话，春分说：“你忘了去年那畦萝卜啊！”二贵就想起来了，去年入秋时，他把一车鸡粪全撒到那畦萝卜地里，结果腊月里，那萝卜全烧得空了心。

    “莫非你也想儿子出去几年成个空心萝卜回来?”春分又白了一眼二贵，二贵悻悻地闭了嘴。

    反正春酒是没得吃了，二贵干脆一甩外套，说：“做就做个够，顺手把那行葱也给分了吧！”二贵知道眼下分葱还早了点，故意拿话挤对春分。

    哪知春分一拍手，说：“我正想说呢，这几天听了天气预报，说一周内温度回升，分葱正是时候呢！”

    二贵懊恼地拍了一下脑门，咋睁着眼往枪口上撞呢。二贵毕竟不是懒人，一旦干顺了手，就觉得眼里的活都该干。当春分还在排葱时，二贵抽空回了趟家。春分以为二贵口渴了回去喝茶，没曾想二贵却从屋里拎了水桶和瓢来，他是给韭菜浇定根水呢。

    二贵三两瓢就把韭菜地浇了，又气喘吁吁拎了桶要浇刚分好的葱。

    春分手一伸：“别添乱，这葱不能浇的！”

二贵很奇怪：“咋啦，韭菜能浇，葱不能浇?”

    春分说：“那韭菜是老根，水分少，老根扎进新土，得定根，让芽吸收水分往上长，这葱就不一样。”

    “这葱就不一样啊?”二贵没想到，种个菜还那么多学问。

    “葱白里水分多，你就是挖起来放一边剪掉叶，过三五天它也会从里面长出新叶的！”春分说。二贵一想也是的，放久了的蒜啊葱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能从里面长出新叶。

    “还有一宗你不晓得，”春分停了一下又说，“这刚分的葱得等上面的叶给太阳晒破叶管，新叶才能钻出来，有时候，环境恶劣点也未必是坏事。”

    “万物有万物的活法呢！”二贵感叹说。

    “所以啊！”春分意味深长看一眼二贵，“我先前才会那样给小刚说话。”

    二贵放下水桶，憨憨地笑，说：“我咋就没想到刚才你是给小刚换茬呢！”

    “你啊，吃春酒吃昏了头，只晓得换酒的茬，哪记得换人的茬！”

    春分说完扛起锹，大步跨过那畦菜地。

    一阵风吹过，新排的韭菜和葱苗舒伸开来，一片新绿呢！

(有删改)

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东君

    ①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 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超过长安街.

    ②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很少从上面下来.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 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7点40分接班，下午3点40分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接班，半夜11点40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 天半夜11点40分接班，至凌晨7点40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 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呢？他只吐出两字：少睡。

    ③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驾驶室内，如果没事可做，他会偷偷写点诗，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④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20多年来，只有一回因 为工厂放假，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回到工厂。他长年待在笼子般的吊车内，就仿 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走高飞。

    ⑤20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吊车司机，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试图 逆袭的老吊车司机。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学讨论会上谈到“入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

    ⑥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 时常让我汗颜。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⑦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因为胃病，他病休，每月仅开1000多块钱工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 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提着笔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严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 吧

    ⑧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