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勋章

（法）巴比塞

    由于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我们进入了加拉各村。村子里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弱。只有几个漆黑的人影儿在墙上警戒着。

    大家隐蔽在矮茅屋后面，子弹上膛，步枪平托，一切就绪。在我前面，有两个黑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墙，默默无声，一动也不动地紧偎着。我瞄准了右边那一个，暗自思忖道：他们两人没完没了地在谈些什么呢……

    一声号令!我们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射，有如晴天霹雳。时间并不长，两分钟而已，这些漆黑的人影儿，全都呜呼哀哉，被打发回老家去了。他们好像钻进了地底下，又好像烟雾似的，风吹云散了。

    我却记得很清楚：两个黑人，在我前面，我举起步枪，瞄准了其中一个。这两人后来我又见到了：因为我几乎绊倒在他们身上。就在前不一会儿，他俩还不言不语，模样真够滑稽，现在却变成了尸体，倒在长凳下。这是两个小黑人，一男一女，身子蜷缩，相互紧抱着，酷似两只紧握住的手……是一对恋人!这件事总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萦绕在我的脑际，以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不禁有好几次以此来说笑逗趣。

    后来，我的脑子完全糊涂了：狂食暴饮，呼嚎吼叫，手舞足蹈，挤鼻子弄眼儿，乱蹦乱跳。突然，脑壳上一阵剧痛……我跌倒了……不省人事。

    六个星期以后，在圣路易医院我才恢复了神智：一天早晨，我睁开了两眼，四周呈现出一片白色，散发着一股碘酒气味。

    此后旁人陆陆续续地告诉我所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连队过于疏忽，滞留在那被征服的村子里，而且倒地酣睡。因而，回家来的敌人杀尽了我们全部的人，全部，一个也没剩。

    “那么我呢?”我问。

    他们告诉我，说运气救了我，一所茅屋倒塌了，断墙土块把我压倒在下面，但是却把我遮盖住了。第二天，远征军的主力重新占领了村子，洗劫了全村，终于把罗洛贝族人杀得一干二净，还从掩盖着我的坍塌的碎块堆里，拉着我的两腿，把我拖了出来。

    ……不过更妙的事还在后头：总督来到我的床前，亲手颁发给我五等荣誉勋章。

    没多久，我伤愈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佩戴着我荣获的勋章回到故乡去。盼望已久的日子来到了：七月的一个清晨，我抵达维勒福城。我穿上了我原来的那件军大衣，挂上了我的新勋章，昂着头，迈着方步。

    天啊!多么了不起的欢迎会!车站，乐声响连天，列着队的少女，年幼的和年轻的，全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摇着旗子，挥着花束。

    人们把我拥到市政厅去进午餐。席前，席后，没完没了的演说，所谈全是关于我一个人的事。大家称我：“塞内加尔的英雄”。

    大家散了席，外面还有陪送的人群，他们一直排到村镇的尽头，言之无物的演说，巴尔贝大爷的敬酒，最后是一场令人受不了的拥抱，这样，大家才散了……我终于在朦胧的夜色中，独自来到了工厂区附近。

    我沿着教堂旁边的小石子路走回家。夜色已降临，我不时地眨着眼睛，两眼还在冒金星，难道是他们的香槟酒和他们错综复杂的大道理把我的神智搞糊涂了吗?我多少有点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忘却了自身的一段经历：我忽然忘记了自己的功勋，就像我全然不曾有过什么功勋似的。

    ……这时，在一个拐角上，我透过昏暗的月色，发现有两个人，互相紧偎着坐在庄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他们像是手拉着手，谁也不说话；不过，他们似乎沉湎在一种共同的寂静之中，仿佛全神贯注于一件重要的事情。朦胧的夜雾中，一点也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只能分辨出他们的形体和察觉出他们胜似语言的那种内心的交往。

    “哎呀!”我叫了一声，又站住了。

    两眼直望着村镇深处的这个拐角，骤然间我恍如看见了另外一个村庄，现在它已被消灭殆尽，这个村子和全体居民，最要紧的是那两个小黑人，都已从这地球上消逝了。他俩曾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虽然只看到他们的形体，只察觉到他们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这对小黑人，由于夜色的简化作用，就和这里的两个人影一模一样。

    这两个影子，那两个黑人……我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实在是太傻了，但我确是发现了。人们酒喝得过量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天真，头脑也简单起来，我一定是相当醉了，因为这种可笑的联想，本来应该使我发笑的，却使我哭了。我的手伸向十字勋章，把它从胸前摘了下来，很快地塞进口袋深处，好似一件偷来的东西。

【注】《十字勋章》是巴比塞的以描写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名篇之一。小说以19世纪法国发动的一场侵略非洲的战争为背景。

女匪

孙方友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豫东一带活跃着一支女匪。队伍里多是穷苦出身的姑娘，而匪首却是位大家闺秀。至于这位小姐是如何沦入匪道的，已无从考究。她们杀富济贫，不骚扰百姓。打舍绑票，也多是有钱人家。

    女匪绑票不同男匪，她们大多是“文绑”，极少动枪动刀。先派一位精明伶俐的女匪徒，化装一番，潜入富豪之家当女仆，混上半年仨月，看熟了道儿，定下日期，等外围接应一到，便轻而易举地抱走了人家的孩子。然后托中人送书一封，好让主家准备钱财。

    这一年秋天，她们又抱了陈州一富商之家的独生子。那富商是城里的首富，已娶了七房姨太太，方生下这一后嗣。七夫人很有学识，见娇儿被绑，悲痛欲绝，几经思索，便给女匪首写了一封信：

    我愿意长跪在您面前哀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把孩子安全地还给我，免除我的痛苦。我以一个母亲和你同属女性的身份，请你三思你所做的事对我全家造成的伤害。我要回孩子的愿望比要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来换回我的儿子，请你告诉我你的条件。

    女匪首看了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很是欣赏，一时来了兴致，便回信一封：

    我不愿跪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也不愿别人跪在我的面前。我只请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安全地送给我，免除我的人生之苦。我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请你理解你我命运的不同！一哲人说：谁都希望不跟着命运走，到头来，命运却又主宰着那么多人！由于命运之神把我推上了匪道，因而我需要生存和向一切富人报复的愿望比要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保全你的儿子，请你拿出三千大洋来，于本月×日在我随时通知你的地点换回你的儿子！为保险起见，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夫人接到女匪首的信，颇为惊讶！她万没想到女匪首竟也如此知书识礼，文采照人！她产生了见见那才女的心情，当下准备三千大洋，等到匪首的通知，亲自坐船去了城东的芦苇荡里。

    女匪首并不失约，等观察四下无动静后，便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一只小船上。大红斗篷，迎风招展，于碧绿的青纱帐中，犹如一朵硕大的红牡丹，映衬出眉目的秀丽和端庄。七夫人惊愕片刻，才发现那个曾在她府上当过丫环的女匪正逗着她的孩子玩儿，她那颗悬挂的心才落了下来，忙让人亮出大洋，让女匪首过钱。女匪首笑笑，打出一声呼哨，芦苇荡里旋即荡出一叶小舟，上面有女匪二，各佩枪刀，接过大洋过了数，又箭般地驰进芦苇荡的深处，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绿色里。这时候，只见女匪打了一下手势，两船靠拢。那女匪递过孩子，交给夫人。可万没想到，孩子竟不愿找他的生身母亲，又哭又号，紧紧地搂抱住了女匪的肩头。

    夫人惊诧万分，痛心地流下了泪水，对女匪说：“万没想到，你们首先绑走了孩子的灵魂 ， 令我战栗！”

    女匪首大笑，说：“孩子毕竟是孩子，每一个女人向他施舍母爱，他都将会得到温暖！尊敬的夫人，这些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常言说：生身没有养身重！你想过没有，当你抱走你儿子的时候，我的这位妹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夫人抬起头，那女匪正在伤心地抹眼泪，好似有着和她同样的悲哀！

    夫人感动了，对女匪首央求：“让这位妹子还回我府当丫环吧？”

    女匪首望了夫人一眼，说：“由于她已暴露了身份，我认为不太合适！你若想让你的儿子乐乐地回去，夺回那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我们这里住上几日！”

    七夫人秀眉紧蹙，迟疑片刻，毅然上了匪首的小舟……

一个公民的命运

（波兰）姆罗热克^①

    让我们开门见山吧。这个故事发生在本国遥远偏僻的地区，那里的天气跟首都的天气一样。寒来暑往，刮风下雨，阳光普照，与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从气候特点来看，你分辨不出两者有何不同。但是，令人吃惊、甚至恐惧的是权威人物的首创精神。他们为了了解本地天气状况，决定在这遥远的地方建造一所气象台。这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划出一小块矩形地盘，四周用白色栅栏围起，中间有一个仪器箱，架在细长的支腿上。

    挨着气象台是干事的房屋，他的工作除了照看仪器外，还包括书写天气状况的准确报告，这样，假如有人询问情况，权威手头就有了必要的信息，不至于茫然不知所答。

    干事是一个非常尽心尽职的年轻人。他写的报告清楚简洁，并且一直准确可信。假如有雨，他会尽可能从每一角度记述雨情：几时下雨，雨量多少，时间多少……否则他不会罢休。假如阳光明媚，他也会不遗余力准确无误地给予记述，是一就说一，是二就说二。他懂得全国上下都在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为他发放工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须专心工作。他永远也不会无所事事，因为在这个地区，天气总是变化无常。

    临近夏末时，暴风雨频繁起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他翔实地记述下来，把报告交往上级办公室。暴风雨还是接踵而来。

    一天，一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同事拜访他，这位同事目睹了他的工作情况，临走前随口说：“朋友，我觉得你报告的调子是否有点低？”

    “此话怎讲？”干事感到惊奇，“你可以亲眼看一看，是在下倾盆大雨嘛。”“不错，是在下雨。当然，谁都能看见。但你应该明白，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吗？要采取科学态度。请注意，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于友谊才提醒你。”这位老气象学家穿上胶鞋走了，一边走，一边直摇头。年轻的干事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写他的报告。他有些焦虑地凝视着天空，接着又写了起来。大约就在这时，他出乎预料地接到了上面权威的传唤。虽不是最高权威，可仍然是一个权威人物。他带着把伞进城了。权威在一所漂亮的房间里接待了他。雨点打在屋顶上，滴答作响。“我们之所以召你来，”权威声明说，“是因为我们对你报告的片面性感到惊奇。这段时间，你报告的调子太悲观。丰收在望，而你却喋喋不休地报告雨情。你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性质吗？”“可是在下雨嘛……”干事说。“别找借口。”权威面有愠色，拳头砰的一声落在桌上的一叠纸上，“这儿有你最近所有的报告，你不能否认。你工作干得不错，可优柔寡断。我要你明白，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失败主义情绪。”会见后，干事把伞合起来，夹在胳膊下，回到了气象台。这一举动意愿虽好，但他终因遍身被雨淋透，得了感冒，不得不卧床休息。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因雨所致。

    翌日，天气好转。他喜出望外，立刻写下了报告：“雨停了，必须承认，下得并不太大，只是断断续续下了几点。看现在，阳光多么灿烂！”确实，太阳驱散了乌云；天气渐渐暖和过来，大地冒着蒸气。干事一边欢快地低声哼着曲子，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下午，一阵冷风吹过，乌云又开始聚集。他走进屋，生怕患上流感。下一份报告又该写了，他写道：“太阳运行如故。哥白尼早已证明，日落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总是光芒四射；只是……”

    写到这儿，他突然停笔，感到非常不畅快。当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时，他摆脱了机会主义想法，只写道：“17点，雷雨。”

    第二天，又是一场暴风雨。他作了报告。第三天，虽没有暴风雨，可下了场冰雹。他又作了报告。他浑身洋溢着一种心安理得，甚至是心满意足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邮递员又给他送来传唤令时为止。这次传唤令是从“中央权威”那里发出的。

    他从首都返回后，心里再没有什么疑虑了。连续几天来，他的报告都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偶尔还响彻着辩证的论调。例如：“虽然短期偶然出现的阵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灾，但是什么也摧不垮工程兵和救援分队的战斗精神。”

    随后的报告描述了风和日丽的天气。有些甚至是用韵文写成的。然而，大约两个月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一定会使权威百思不得其解。报告说：“该死的暴雨。”下面是用铅笔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村里寡妇生下的男婴发育良好，尽管人们都认为他活不长。”

    一项调查表明，他是喝得醉醺醺之后写这份报告的，买酒的钱是他变卖气象仪器换来的。自那以后，什么也妨碍不了本地区阳光明媚的天气了。他在绕着田野行走时被闪电击死，当时手里还拿着一只卢尔德神钟^② ， 他企图把乌云驱散。他基本上还是个诚实之人。

【注】①姆罗热克，波兰当代荒诞派文学代表作家。②卢尔德神钟，一种宗教祈请的器具。

等待摩西

莫言

    柳彼得是我们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教徒，他孙子柳卫东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俩不但同班，而且同桌，虽然也打过几次架，但总体上关系还不错。柳卫东原名柳摩西，“文革”初起时改成了现名。当时，他不但自己改了名，还建议他爷爷改名为柳爱东。他的建议，换来了他爷爷两个大耳刮子。

    1975年，我当兵离开家乡，临行之前，见过柳卫东一面。他很羡慕我，因为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一条光明的出路。他也报过名，但最终还是因为他爷爷柳彼得的基督教徒身份受了牵连。

    我到部队不久，柳卫东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马上要跟马德宝的闺女马秀美结婚，希望我能送他一顶军帽，结婚时戴上神气一下。我回信告诉他，新兵只有一顶军帽，确实不能送他。他没回信，从此我们就没联系了。

    得到他将与马秀美结婚的消息时，我感到很意外。因为马秀美比柳卫东大五岁，马秀美的爷爷的妹妹是柳卫东的父亲的爷爷的弟弟的妻子，论辈分柳卫东该叫她姑姑。这背后的故事令我浮想联翩。

    我当兵第二年，得到了一次出差顺路回家探亲的机会。不用专门打听，柳卫东和马秀美的恋爱故事扑面而来。事实就是，本来已经连去东北与那林业工人结婚的车票都买好了的马秀美，突然翻悔了，任那保媒的于大嘴威胁利诱，任她的父母寻死觅活，她是铁了心不回头。那林业工人见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恼怒至极，便开列了详细的账单，向马家索赔。马秀美的三个哥，都是出了名的混账角色，他们把柳卫东弄到村东老墓田里，拳打脚踢，逼他与妹妹断绝关系。柳卫东宁死不屈，表现得很像汉子。柳卫东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马秀美大哭着跑来，将奄奄一息的柳卫东抱在怀里。许多眼窝浅的人，都流下了同情抑或是感动的泪水。

    我本来是想去柳卫东家看看的，但父亲劝我不要去。父亲说柳卫东结婚后就被他父母撵了出来，两口子在村头搭了个棚子暂住，日子过得很凄惨。我回部队那天，在村后公路边等公共汽车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夫妇。两年没见，柳卫东头上竟然有了很多白发。他的左腿瘸了，背也驼了，嘴里还缺了两颗门牙。他穿一件掉光纽扣的破褂子，腰上捆着一根红色的胶皮电线。马秀美原本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现在已经不像样子。她已经怀了孕，看样子快生了。她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男式夹克衫，肚子挺着，脸上有一道道的灰和一片片蝴蝶斑，眼角夹着眵，目光悲凉，头发蓬乱，身上散发着烂菜叶子的气味。看样子，为了这场恋爱，两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等我再次回家探亲时，已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这时候，柳卫东已经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首富，成了一位据说经常与县里领导在一起喝酒的头面人物。王超是村里开小卖部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神秘地对我说：听说柳总要跟他老婆离婚呢！我说：“这不可能吧，他们可是真正的自由恋爱，真正的患难夫妻啊！”他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柳总现在身份变了，马秀美带不出门嘛！”

    我去乡政府东边那条街上的理发铺里理发时，遇到了柳卫东。我进去时，理发的姑娘正在给他吹头。我看到镜子里柳卫东容光焕发的脸。他的头发乌黑茂盛。他邀我过两天去他家坐坐。

    两天后，我跟随着他的女儿柳眉，翻过河堤，到了柳卫东家的新居。

    这是五间新盖的大瓦房，东西两厢，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黑漆大铁门上用红漆写着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进门是一道用瓷砖镶了边的影壁，影壁正中是一个斗大的红“福”。院子里拴着一只狼狗，对着我凶猛地叫唤。

    马秀美迎出来，手上沾着面粉，喜笑颜开地说：“快来快来，贵客登门，卫东这几天老念叨你呢！”

    我看着她挺出来的肚子，问：“什么时候生？”

    她忧心忡忡地说：“主保佑，这一次但愿是个带把儿的。”

    我看着他们家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像，知道她已经成了他的信徒。

    “快来！你这家伙！”柳卫东叼着烟卷，从里屋出来，说，“咱俩先喝几杯，待会儿公社孙书记也来。”

    我们坐在沙发上，欣赏着他的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这是当时乡村富豪家的标配。他按了一下录音机按钮，喇叭里放出了他粗哑的歌声。他说：“听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柳卫东！”

    马秀美进来给我倒茶，撇着嘴说：“还好意思放给别人听？驴叫似的。”

    “你懂什么？”他说，“这叫美声唱法，从肚子里发音！”

    “从肚子里发出的音是屁！”马秀美说。

    “你这臭娘们儿怎么这么烦人呢？”柳卫东挥着手说，“滚滚滚，别破坏我们的雅兴。”

    “柳总，”我说，“能不能换盘磁带？”

    “想听谁的？”他说，“邓丽君的，费翔的，我这里都有。”

    “不听靡靡之音”我说，“有茂腔吗？”

    “有啊，”他说，“《罗衫记》行吗？”

    “行。”

    1983年春天，我回乡探亲，听很多人跟我讲柳卫东失踪的事。正月里，我带着孩子去供销社买东西，在集市上遇到了马秀美，她挽着一个竹篮，里边盛着十几个鸡蛋。从她灰白的头发和破烂的衣服上，我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

    她眼里噙着泪花问我：“兄弟，你说，这个王八羔子怎么这么狠呢？难道就因为我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他就撇下我们不管了吗？”

    我说：“大嫂，卫东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总要给我们个信儿吧？”

    “也许，他在外边做上了大买卖……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

    现在是2012年，柳卫东失踪，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三十年来，他的老婆一直等待着他。刚开始那几年，村里人多数认为柳卫东在外边又找了女人成了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早已不在人世。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在县城里被人害死的。早已进城开超市的王超，偶然与我在县城洗浴中心相遇时，对我神秘地说：“三哥，你那个老同学，三十年前就被县城的四大公子合伙谋害了．……”但马秀美一直坚信他还活着。据说柳卫东失踪之前，已经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柳失踪后，讨债的人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只给这娘儿三个留下了一口烧饭的锅。马秀美靠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大女儿柳眉初中毕业后到帆布厂做工，在那里与一个黄岛来的青工谈恋爱，后来结婚，随丈夫去了黄岛，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柳叶，学习很好，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这两个女儿都要将母亲接去养老，但她坚决不去。她守着那个曾经很气派，现在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子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在她家前边，十年前就建了一座加油站，来往的汽车都在这儿加油。马秀美每天都会夹上一摞寻人启事，提上一小桶糨糊，往那些大货车上贴寻人启事。说是寻人启事，其实是她请人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卫东，孩子他爹，你在哪里？见到这封信，你就回来吧，一转眼你走了快三十年了，咱的外孙盼盼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可他连姥爷的面还没见过呢。卫东，回来吧，即便你真的在外边又成了家我也不恨你，这个家永远是你的……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女儿的手机都写在这里，你不愿理我，就跟女儿联系吧……

    很多司机都听说过这个女人的故事，所以，他们都不制止她往自己的车上贴寻人启事。

    （有删改）

钥匙

杨晓敏

    张主任遇到了棘手的事儿。

    西藏部队驻锦城办事处新盖成四幢军职干部楼。未竣工时，便有人来指指戳戳，似乎早就内定了分配方案。老将军们戎马边关几十年，自然个个劳苦功高。退休了，待遇能低吗？

    房子刚装修完毕，问题便接踵而至。原因是，四幢小楼，阳八套，阴八套。

    老司令的小儿子骑辆摩托车，“呼突”一声停在张主任门前，说：“张叔，下个月请您吃喜糖，爸同意我们在新楼上举行婚礼。不过亚萍她想住一套阳面的，您看……”

    老参谋长的续老伴倒是直截了当：“张主任哪，老头子的关节炎一直犯病，这锦城的鬼天气总是雾气沉沉的，可比不上拉萨的太阳暖人哟，你多关照吧。”

    老政委竟亲自登门：“小张呀，我这次是被人逼上梁山哩，可我开不了那个口，一句话，你秉公办理就好。”

    其他分房户有捎话的，有递条子的，都不甘落后。

    新房钥匙分配不下去了。有先从岗位上退休的，有军功多的，有身体不好的，还有主动让贤的，等等，无论按哪一种方案分配，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张主任能不挠头吗？老伴劝他：“你不会到医院装病！”其实这不是躲得了的事。他知道，任何人陈述的理由，都不能等闲视之。他倒不是怕给小鞋穿什么的，他是怕闹腾开来，坏了老首长们的一世英名！

    后来有人提出，既然不好平衡，干脆抓阉儿。张主任摇头否定了。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将军抓阉分房子，简直是儿戏。

    再难，房子还是要分的。张主任召集分房小组多方征求意见后，制订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分配方案。有人仍担心：分到阴面的老将军自己不会说什么，可他们的家眷要是闹起来才难缠啊！

    张主任一沉吟，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别看家眷们平时吵吵嚷嚷的，老头子一瞪眼，照样是“老鹰飞进林子里——鸦雀无声”。

    建军节前，办事处召开座谈会，老将军们都来了。会上，张主任说：“部队过节要搞传统教育，我整天忙昏了头，过去的事情记不准确了，今天正好请老首长帮我落实些细节。”

    老将军们情绪活跃起来。

    张主任掏出小本，翻着说：“那年进藏路上，在风雪弥漫的雀儿山下扎营，老司令您当时以营长的名义命令，为严明纪律，宁愿冻死也不准靠近藏族老乡的房子。我记得有个生病的战士叫什么来着，在帐篷里冻僵了，您哭得好伤心哟……”

    艰苦岁月很容易勾起将军们的思绪，他们顿时陷入金戈铁马的追忆中。老司令捋几下华发，低沉地说：“他叫吴福根，多好的兵啊，没病时能扛两挺机枪行军。有什么办法呢，当年藏族群众对我军还不够了解。要是把他抬到老乡屋里，何至于……唉，帐篷太单薄了，怎么能抵御零下三十度的冰雪寒流呢？”

    “自卫反击战中，在克节朗战役中，参谋长您率领我们打阻击，死守阵地，在地堡里一蹲就是三天三夜。怕暴露目标，又不能晒太阳，潮湿阴冷，凉风飕飕，您的腰病复发……在地堡里来回翻滚……”

    “不对！”老参谋长“啪”地击响桌子，“不是腰病，是关节炎，整天爬冰卧雪，风雨行军，巡逻潜伏，西藏兵有几个没患上高山病？说我打滚，笑话，打滚还算万马军中的‘铁杆李’吗？我当时疼得厉害时，直骂娘，骂鬼子兵，骂骂就好些嘛。”

    张主任抱歉似地点点头，又说：“10年前，总后勤部张部长来西藏巡视边防，老政委，是您亲自陪同吧，录像送到北京后，军委的老帅们是怎么说的？”

    “老帅们从录像上看到一排排叫做“干打垒”的土房子，渐渐锁紧眉头，泪洒衣襟。这种房子低矮狭窄，不采光，逢下雪落雨，屋顶上的泥土变得松软，战士们只好用雨布遮挡漏水。老帅们说，解放都几十年了，没想到西藏边防战士还住在这样简陋的营房里，怎么体现祖国尊严、体现军队现代化建设？怎么让官兵们安心服役、驻守边关？因此拨下巨款，重建了边防一线的营房……我说小张，你就别绕弯子了！”

    老政委一提醒，将军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大悟大彻，表情很是复杂。

    老司令叹口气，目光审视一番昔日的老部下老战友们，站起来缓慢地说：“这堂课上得好哇。这些年官当大了，条件好了，开会作报告，总是给别人讲传统。老伙计们，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也讲讲哪？”说着，他抬起头来，像当年布置作战会议那样，朗声问：“张乾同志，你们的分房方案进展如何？”

    张主任“啪”地立正敬礼：“报告司令员，分房方案制订完毕，请您指示。”

    老司令还礼：“分钥匙吧！”

杀棋

王建华

    天气晴好的日子，邮局的南墙根总是聚满了闲散老人，聊天甩扑克，下象棋，随心而为，各得其所。

    靠墙根的一头，一个老头双手拢在袖管里，半眯着眼睛似睡非睡，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像一尊蜡像。他面前有一张能折叠的四方桌子，桌子对面也放着个马扎。桌子上画着棋盘，棋盘里填满了棋子。旁边的香樟树上挂着块一尺见方的硬纸板，歪歪斜斜地写着：五块钱一局。偶尔有人坐到他对面，说杀一局，他微微睁开眼睛，说五块钱一局，你先请。每每不到十分钟，来人就会摸出五块钱丢在桌子上，悻悻地离去。这些人当然都是从外地或是乡下来的象棋爱好者。城内清楚底细的人都不跟他下，因为全不是他的对手。

    “我跟你杀一局。”老头儿微微睁开眼睛，说五块钱一局，你先请。老头儿伸出细长干瘦的手指做一个请的手势，却发现对面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小子“啪”的一声架起一门当头炮。老头儿迟疑着上了一匹马，推上这匹马时，他斜睨了那小子一眼：长长的头发几乎遮住他黝黑脸庞上的黑边近视镜，眼镜片后面小眼珠滴溜溜转，闪烁地着凶狠的光；薄薄嘴唇边几根浅黄胡须像极了春天破土而出的草芽。小子飞快地上马、出车，攻势迅疾凶猛，顷刻工夫，车马杀气腾腾地压到河界上。老头儿也不慢，每当对方“啪”的一声棋子落桌，他的棋子就轻轻巧巧地跟上，要么巧妙地避其锋芒，要么死死地封住去路。

    春阳把最后一抹余晖投在香樟树上，香樟树上刚刚长出的新叶嫩绿中吐出紫红。“你是学生伢？”老头儿问了一句，小子“嗯”了一声。“咋不去念书？”老头儿又问。“杀棋就杀棋。”小子没好气地回一句。老头儿又迟疑了一下，杀棋就杀棋，这分明是他自己平时跟别人说的话，走棋时他从不让别人问长问短。

    小子的鼻子上已经沁出细密的汗珠。老头儿偶尔瞟一眼小子，真的再也没说一句话。老头儿用连环炮配合一匹马在对方阵营内形成掎角之势，只等家里的士角炮打掉对方一个士，即可置对方于死地。然而，他像一个武林高手任凭对方刀光剑影在面前上下飞舞，却只是左避右让，就是不出手。

    小城人都不知这个老头儿的来路，只知道他偶尔也做些收破烂的营生，那是一连几天无人跟他对弈的时候。他刚刚在这里摆棋摊时，生意还不错，跟他对弈的人也不少，观战的人也多，后来因为棋艺悬殊，棋摊就逐渐冷落了。他也试图输过棋，因为他演技不高明，让赢棋子的人觉得憋屈，备受侮辱似的，久了就很少有人上他的棋摊。

    小子的额角上已经冒出粗大的汗珠，他把另一门炮调到自家河界中位，打算用双炮连环射击，从对方中位撕开一道口子。这时，老头儿只要撤回一车保住护驾马，小子即使硬拼也将无济于事，然而，老头儿回撤的车偏偏别住了马腿，让小子将了军。老头儿抓耳挠腮无比遗憾地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小子用衣袖揩一把脸上的汗，说你可以出帅。老头儿说你赢了，我的帅动不了，如果要动帅，就算我输，我从不动帅。小子这才看见老头儿的“帅”被一根螺纹钉固定在桌子上。

    小子拿着五块钱朝学校方向走去，邮局斜对面是一所重点高中。老头儿一边把桌子折叠起来一边大声反复嘟哝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小子志得意满地把五块钱在空中扬了扬，头也不回，一溜儿小跑地去了学校。

    “我陪你杀一局。”五年后一个寒假，小伙子从大学回家又来到老头儿棋摊前。老头儿微微睁开眼睛，一眼就认出小伙子，尽管他头发理短了，皮肤白净了。

    “五块钱一局，你先请。”

    “那年差点儿我就逃学了。”小伙子一边说一边又“啪”的一声架起当头炮。

    “杀棋就杀棋。”老头儿说。

（选自《安徽文学》2018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