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嗖嗖地吹着，我跳下自行车，双手握拳抱在一起，哈着气，跺着脚，走到小亭子跟前。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脸面上毫无表情的瘦高男子，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靠在一起，很拥挤，眼睛浑浊，但仔细看去，又透着一种倔强的光芒。我告诉他要买的报纸名称，他抽出一份递给我，我掏出五毛钱，随意一拍放在了亭子窗口前的平台上，我是告诉他钱在这里的意思。没想到，他突然把我手中的报纸抽回去，也啪地一声拍到了平台上。“没教养!”三个冷冰冰的字从他嘴里飞出来，一下子划到我的脸上，我感到好似一阵更大的寒风吹了过来，脸上感觉不到冷，却热辣辣地烧起来，心里又羞又恼，气愤地说：“你怎么回事，不就是买你一张破报纸吗?”他倒是声音平平的，但更冷了：“我把报纸递到你手里，你把钱拍在我面前，就是没教养的表现。报纸是新的，一点儿也不破。请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不要了。”我抓起报纸一摔，气哼哼地拿起那五毛钱转身就走。“不买拉倒，你这样的人我还不卖给你呢。”我已经推起自行车，但又停下了脚步，本想再说几句损损他，可想一想，忍了，带着一股气，一抬腿，骑上车走了。

    从那以后，下班回家必定经过的这个亭子我就再也不去光顾它了。买报纸也是绕路，到别的报刊亭去买。但只要经过这个地方，还是不自觉地扭头看一下。大多时候亭子里坐着的是一位妇女，估计和他是夫妻。她倒是慈眉善目的，一见人就笑着热情地招呼着。

    这天下班，我又一次经过这个亭子，大老远就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用右手食指戳着窗口里面，生气地大声嚷着。一看，又是那男子坐在里面，脸依然倔倔的。我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停下脚步，想看这人的热闹。听了半天，我听明白了，仍然是那么回事，这男子啪地拍下五块钱，要一本杂志，他不卖给他，竟非要他拿起来递他手里不可。这男子急着走，不昕他的，就跳了起来：“哪这么多酸事?我没工夫和你拽，快给我拿杂志!”虽然是两个人的争执，这男子起了半天高腔，那人却照旧冷着脸。

    周围人越来越多。这时，人群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快步来到窗前打起了圆场：“您快消消气，别和他一般见识。老陈他是一头倔驴，从来就这样。”这时我才知道窗口里的男人姓陈。他又转向老陈：“快，给拿出那本杂志来。”老陈抬头看了一眼，头接着扭向了一边。看来这人和老陈关系不错，从侧门进去，拽出一本杂志，交到那人手上，赔了一大堆不是，终于把那人打发走了。

    这时他又转过身去，指着老陈斥责起来：“你呀，你真行，咱不是做买卖吗，和气生财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 老陈的脖子梗起来：“我伺候他，他就得尊重人。”

    这时，以前见过的那个慈眉善目的妇女来到了，看到有不少人在这里，就急步来到亭子跟前，焦急地问：“你说说你这死老头子，又跟人家吵架啦?”

    别人都不说话，她疑惑地眨眨眼睛：“今头晌怎么样，卖了多少?”“一分钱也没卖!”老陈的脖子继续梗着。

    她的嘴唇哆嗦起来，脸色逐渐变得蜡黄，眼睛越来越潮湿，泪水不断线地唰唰淌下来，声音带着哭腔：“你能你能就你能。”她似乎忍无可忍了，转身面向了众人：“您说说这死老头子，怎么就邪了门啊，不管自己的生意，左挑骨头右挑刺，动不动让人家尊重他，非把来买东西的人都气跑不可啊?”

    人又走散了一部分，她仍然气得不行，继续哭诉着：“你有本事也行啊，那样的话咱俩人也下不了岗。下了岗还改不了驴脾气，弄个儿子瘫在床上，又得了肾病，整天要花钱。好不容易弄起这么个亭子，抓紧挣几个钱。我在家里拾掇一下，洗巴洗巴儿子的衣服，让你看这一时半晌，你怎么又给我惹是生非啊?你说说，你说说啊。”

    有人劝她：“嫂子别生气了。”又转过去哄他，“老陈啊，得改一改了。”

    “死老头子，快滚，快滚吧。”她气呼呼地拉开侧门，哭着把老陈拽了出来。老陈也气哼哼的：“我、我……”终于一跺脚，走了。

    我看到，他梗着的脖子一点儿也没有弯曲，照样直直的。下午路过时，我看到那妇女已能满面笑容地招呼着从亭子跟前走过的每一个人了。可很多人根本不理她，更没有停下光顾的意思。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抽动了一下。

    以后的日子里，要是这位妇女在，我也又过来买东西，并特意把钱递到她的手上。但只要老陈在，我是宁愿绕道也不在这里买的。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老陈的指斥使我的一些毛病逐渐得到了改正。

    由于对这些事印象深刻，别人的一些议论很容易进入耳朵，不久就知道了他们儿子的病情在不断加重着，已经发展成了尿毒症，他们需要花的钱更多了。

    这天由于我急需买一本文学杂志，在其它亭子里没买到，尽管走到这里时老陈坐在窗口里，我为了不漏掉这期刊物，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来。老陈那一头直竖着的头发更白了，里面仅存很少几根黑发，脸上的皱纹更深，皮肤也更粗糙了，人好象也矮了一些。

    我刚在窗口站定，老陈猛地站了起来，脸上突然堆满了笑容，讨好地问道：“您要点儿什么?”说着，往一边闪了一闪，好让我看得更全面一些。我要了杂志，把钱递到他的手上，他没有立即找零，而是紧紧地攥着，又向另一边侧了侧身子：“您还需要点儿什么?”

    眼前忽然阴了一下，老陈的热情竟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恍惚感。看着老陈那讨好的笑容，我眼睛一热，好似有一股水要决堤……

狩猎

师陀

    孟安卿有满腔壮志，年轻时候是个大空想家。在刚刚过了二十岁的那一年上，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果园城——他出发了，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

    果园城里他的姨表妹，气恼加上悲痛，为他哭了，甚至为这个狠心人病了。“你没良心。走就走吧，谁拦着你了？可是总该、总该……”伤心的把脸埋在枕头上，她在床上想。

    朱太太——那个姨母，“为他难过呢！什么好东西？……像他这种人，我们挤上眼也找得来！”

    她光火有充分理由。两个小儿女在她眼中长大，正像两棵花儿。所有看见过他们的人早就自然的把他们当做夫妇，全以为他们终有一天要结婚的，在这长久的期待中，她在他们身上耗的苦心多么多，寄的希望多么大！一阵狂风，所有的美梦给吹散了。说真话，她流的眼泪比她的女儿更多。看看她的女儿——这个生了长长的黑脸蛋的美貌小姐，她的两只大眼看人时候从下面滚上去，像在人家心上打闪；破颜一笑，小鼻子鼓动得多逗人爱；常常，她常常稳重的坐着，眉整起来，严密的闭着的嘴唇稍微向外突出，就像顽固的小花骨朵。从这种特别表情，谁都能看出她有性格，有主见。她的样子仿佛说：“你瞧我多有本事？我准备好了，我在等待着了。”她显著的倾向实际方面，最后两年母亲几乎把家务全交给她，很快就练成了能手。她比母亲处治的更有条理。

    可惜正为她处治的更有条理，孟安卿想起这是个爱用秤杆子教育姑娘，专门出产能干老婆的城市，幻梦才深深受了伤。并不是他不爱她了；恰恰因为他仍旧爱她，她的每一个小动作仍旧能牵动他的神魂——那么他怎么能忍受这种打击？怎么能眼看着他的幻象破碎，看着他的偶像跃倒下来，将来看着她专门争斤论两，计算柴米和油盐哪？

    孟安卿离开果园城十二年，没有给过果园城消息。年轻人全有这种气度，青春跟雄心支持着他，幻象在他前面，他勇往直前，从不动摇。最后他成了个肖像兼风景画家，他大狩猎的结果。

    但是最初的兴奋——由工作顺手激起的兴奋和快乐过去之后，孟安卿的心里渐渐空虚，终于成了一片荒凉，出其不意，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回果园城来了。

    他在车站下面的旅馆里订了个房间，在里头关两小时，仔细的从鬓角上拔掉几根白头发，随后他走出来，一直上了河堤。

    郊野上好风光，天色澄蓝，阳光充沛的照耀着新犁起的田地、树林和大路，仿佛向人报告好运。而鸟儿在柳树上鸣唱着，在堤岸旁边，孟安卿没有想到，它们看见他惊骇的飞开了——过去他跟它们那么亲密过的，现在它们不认识他了！

    接着他进城，在果园里，春天他曾陪同姨表妹去掐花，夏天他们曾游玩过的，现在果树大半都衰老卷秃了，有的且被砍伐代以新的小树了。最后他走上市街，在街上，仍旧是尘土，仍旧是狗和猪。“看起来只有这里没有变动。”他心里想。面坊的磨子响着，脚踏箩的撞击声一直传到外边。药铺里的舂药声仍旧是老调子，叮咚叮当，药臼的鸣声活泼而又清脆。

    终于他站在那个一直深埋在记念中的门前，手按在门环上，他迟疑不决，既然已经回来，既然不久就要看见想念的人，何不把这种好心情多保存一会儿？

    一个熟人凑巧解救了他。正在这时候，一个卖纸烟的凑巧从那边走过来。

    “卖香烟的！”他走过去。

    卖纸烟的原先卖梨糕，他自己小时候是个买零食的好主顾。

    “你不卖梨糕了？”

    “不，不卖了。现在没有人做了。”卖纸烟的惊异地看着他。

    “你可知道朱太太还住在这里？”

    卖纸烟的说她仍旧住在老地方，压根儿就没有搬过。

    “那么——”孟安卿的心跳起来，气色变了，脸红了。他本来想问另外一个女人，朱太太的女儿，他的姨表妹，忽然他改了口。

    “那么，这城里有个孟安卿，你认识吗？”

    “不，不认识。”他说他根本不相信有这个人，他以为只是爱开玩笑的捏造来骗人的传说。

    一阵失望压倒了孟安卿，突然间他感到兴亡变迁，时间加到人身上的变化。他想起他在旅馆里拔掉的白头发，他的终于无可遮掩的皱纹。现在果园城人更进一步告诉他，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只在人家的笑谈中才存在了。孟安卿毫不动弹的站着，脚踏箩药臼照样响着，——其实连它们也变动过了；狗和猪从旁边走过去，他也不再感到亲切了。他向空中愣好半天，最后，看见卖纸烟的还等着他，他搭讪着买了一包。

    他没有再询问他的姨表妹。他珍重的将在果园城买的香烟塞进口袋，然后向车站那边走去，火车在等候他，一切旅馆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最后的爆米花

乔叶

    看到那个老头把摊子扎在了自己的窗口边,老常就把眉头拧成了刺。在老常眼里,他这个窗口是自家连接外界的一个黄金通道。现在,这个脏兮兮的老头把摊子扎在自己的黄金通道边儿,明摆着会妨碍到自己的生意。不过老常没有即时发言。说到底这个巷子口又不是他的地。他得看看情况再定。

    退休了之后,老常就在小卧室的左墙上安了塑钢推拉玻璃窗,开了一个小卖部。卖的无非是油盐酱醋、香烟糖果,再装部公用电话。原想打发日子,没想到一日里居然能宽宽松松地赚个二三十块,很可观。老头把三轮车上的东西一一取下,放在了老常的眼皮底下,几样东西初看起来都是有些怪异的,不过老常对它们的用处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那都是爆米花的器具。老头在墙上敲了个打子,把一张纸片挂在了墙上。

    爆玉米花每锅需用两斤半玉米,工价三元。做大米糕每锅需用两斤半大米、一斤半白糖、半斤油,工价六元。

    老常敲了敲窗户,冲老头招了招手。老头慢悠悠地走过来。老常问他:“谁让你在这里摆摊儿的?有没有跟居委会说?有没有跟城管上说?有没有跟工商上说?有没有跟税务上说?”似乎他是居委会、城管、工商和税务的代言人。老头一个字都没咬声,等老常通通说完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打窗户递了进去。老常咽了一口唾沫,接了钱道:“要什么?”“你多照应。”老头说。口音和老常推断的一样,不是本地人。

    “什么?”

    “你多照应。”

    老常明白了。看了看钱,有些不忍,又递回去:“其实,也不是钱的事。”

    “我一周就来一次。”老头又说了一遍那四个字,“你多照应。”

    老常沉默了一会儿,把那十块钱收了起来。老头挂身离开,坐在马扎上,开始忙活起来。

    老头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深蓝色的裤子,脸看着总像是洗不干净的样子,浮着些黑黑的煤灰。偶尔把帽子摘下来弹灰的时候,会发现这其实是个眉眼很周正的老头。或许是因为新鲜,一开张就引来四五个主顾了。老头就从包里构出一挥硬纸,上面写着号码。一一把纸片发了去,让主顾按着号来。众人拿着这些纸片都笑了,说老头还挺讲秩序的,老头没说话。十有八九都是做大米糕的。

    老头把大米装进转锅里,拧紧盖子,就一手拉风箱,一手摇转锅,一般十分钟,气压就足了,老头就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烧得肚皮白亮的转锅从炭炉上取下,锅口对准上铁捅下麻袋的那件黑物事。用一根铁撬杠稳稳地插进锅口的阀门开关,身子微微后倾,静一静,聚聚神,然后突然用力一揣。轰!一声震响,黑麻袋便在这一瞬间被气浪充起,鼓囊囊,饱涨涨。与此同时,老头的脚下腾起一阵白云般的燎绕气雾,一股浓烈的芳香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老头迅速地解开麻袋尾部的绳子,把米花倒进塑料盆中。接着他在炭炉上坐上一个小铁锅,把油倒进去,把糖放进去,开始熬糖稀。泛着白沫滚滚热的时候,就把糖稀倒进红塑料盆里,和大米花搅拌匀了。把这些又软又热的混合物倒进那个大方白铁盒子里。然后用木片,把大米花在白铁盒子里压瓷实,这就成了大米糕。在铁盒里冷却坚硬之后,用刀子割成小块,给主顾装进塑料袋里,这一锅才算彻底清工。在给主顾装袋之前,老头都要从中拣出两块,放进小红塑料盆里。塑料盆的前面写着四个字:免费品尝。

    老头在众人的目光中一五一十地进行着这一切程序。等待着的主顾们有些无聊,就会说起往日的爆米花。都是在乡下待过的,都有过在乡村生活的历史,对着爆米花自然也都有记忆。

     “那时候来我们村做爆米花的那个人总穿着一件黑棉袄,骑着个二八的飞鸽车,车的后座上是两个大筐,筐里装着这些设备。然后我们就排队。大人们没空,只有小孩子排。那时候爆的都是玉米……”

    “爆玉米,两毛钱一锅。放糖精再加一毛。”

    “那时候大米金贵啊!一个月一人只能买一斤大米,谁敢拿它去做零嘴吃?”

    “嘿嘿,逢到谁家爆大米的时候,要么去地上检些吃,要么顺便到人家篮子里抓一把,也没人说什么。那时候的人,都是厚道的。”

    “现在的人也厚道。你看,不是还让免费品尝吗?”

    “那也是师傅定的规矩好。他不定规矩,谁肯让咱们尝一口?”

    (有删改)

虚 拟

毕飞宇

    这个冬天特别冷。

祖父神情淡然，但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了。

父亲看在眼里，退了出去。望着父亲的背影，祖父很轻地咳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最有机会上大学；但是，祖父把时间全部给了学生，父亲在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父亲没有考上，祖父的57个学生考上了31个，在当年，这是“放卫星”般的天文数字。九月，省报的记者把祖父的故事写成一篇长文：《春蚕到死丝方尽》。黑体的通栏标题很吓人的，还配了祖父的一张标准像。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冷静下来了，突然就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春蚕》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把父亲的自信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的建议：“忙你的去吧。”

父亲不是省油的灯，他模仿祖父的笔迹给教育局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口吻酷似祖父。那些年，这样的事求之不得呢。局长爽快地让父亲进了县教育局。

一个月后，祖父急匆匆地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瘦小的身体暴发出了雷霆般的震怒：上补习班去!局长打圆场了：“教育局挺好的……”祖父指着局长的鼻尖：庸俗!鼠目寸光!一年之后，祖父做了校长，而教育局长有机会出任副县长了。在组织部人员面前，祖父重复了那六个字，教育局长功亏一篑，他的委屈和愤懑落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是祖父的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呕吐出来的“对不起”毁掉了这一对父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说话，却不看对方的眼睛。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却是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祖父记得清清楚楚，涉及面极广，诸如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荣誉机构，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也有记不住的时候，他在记忆阻塞之前往往要做一次深呼吸，随后，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比马桶的下水道还要深不可测。

祖父的癖好，往好处说，爱才；往坏处说，他眼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他酷爱高智商。一旦遇上，不管你是谁，他的血管就陡增激情，奔涌起宗教般的癫狂和牺牲精神，沉着，持久。“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祖父对自己还算得意。

父亲退出去了，我打破沉默：“嗨，不就是爸爸那点事嘛……”

祖父说：“这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好久。你爸退休那天，我就释怀了……”

    我很意外——他的眼神里不是释怀。

    “……你说……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祖父凄然地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

    这算什么事呢。

“当年荣校长182个。我数过两遍。”祖父十分凄凉地憋了半天，轻声却又清晰地说。

荣校长的职务是祖父接替的，“182”也成了祖父岁岁年年的梦。

“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我想让说话轻松一点，特地挑选了嘻哈的语气。

“不能做假。”语气刻板，严厉，中学教师特有，“不能做假!”

祖父赋闲多年了，他又不像荣校长在岗位上轰轰烈烈地倒下去的；再说了，这年头早就不是1982年了；再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呢。

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死在了小年二十六。这一天特别特别地冷。

祖父曾为解寂寞，开了微博，我在上边发了讣告。微博长久寂寞。

我取出钱包，来到了花圈出租处，要来纸、笔、墨。我努力回忆祖父大醉的那些夜晚说出的那些名字职务单位，我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罗绍林遥寄哀

    思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茅开民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储阳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并不悲伤。事后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

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父亲没有给祖父送花圈，只是亲笔书写了一副挽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一直站在遗体旁，却没有瞻仰祖父的遗容，一秒也没有。他紧抿双唇，头有些昂，目光在扫视他手书的挽联，最终落在下联上。他没有泪，但是，毕竟上了岁数，有了水光，眼神很亮，像洞穿。

我的“自白书”

    快夜里十点钟了。终于印完了最后一页。这期《挺进报》，消息很重要，收复延安的战报，有五页，一共是两千五百份，他还得赶快工作，才清理得完。他相信，收复延安的胜利，一定会给群众带来最大的鼓舞，给还在妄想扩大军火生产的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

    隔壁，从寝室里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就听到妈妈慌张的声音：“成岗不在家，钥匙他带走了！”妈妈的声音很大。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讲过话。大概是希望让儿子听到。成岗一惊，突然站起来。他明白这是出现了敌人！在这时候，要想保全印刷机关和印刷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逃命，也许可能，但他不能这样，也根本不想这样。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党的组织受到任何损失！他立刻拉开夜里用来遮灯光的窗帘，然后轻轻推开了窗户，把一把经常放在储藏室里备用的扫帚，小心地挂到窗口外面的那颗钉子上去——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不会再进厂里来。

    挂好扫帚以后，他放心了一些，危险再不能威胁党和同志们了。他回头看看，决定在敌人破门以前离开。可是，不能把党的文件留给敌人，他转回身来，又把《挺进报》全部捆成一捆，挟着报纸，纵身跳上窗台，想从楼口跳下去。只要跳下去了，两分钟以后，就可以躲进工人宿舍，敌人再也找不到他了。

    “站住！”“不许动！”喝叫声从四面传来。晚了。工厂已经被包围，楼底下布满了特务。成岗只好退下窗台。这时，小门已被猛力击破。成岗转过身来，几支手枪对准他的胸膛。

    “哈哈，你是成岗，许云峰的交通员‘同志’？”成岗咬着牙，没有讲话。一个特务冲过来，死力夺下成岗挟着的《挺进报》。“这是什么？啊，《挺进报》！”特务根据叛徒甫志高讲的材料，只知道成岗是许云峰过去的交通员，却没有想到，在这里竟侥幸地找到了《挺进报》。“啊，《挺进报》找到了！”几个疯狂的匪徒，不约而同地叫嚣起来。

    “许云峰，成岗，只要有一个开口就好。”徐鹏飞暗自说着。审讯就要开始，和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立刻要见面，他希望侥幸，却又感到怯惧，怀着可恼的担心。徐鹏飞斜靠着转椅，侧对审讯台，沉默着，一言不发。他复制着脑海里翻腾着的成功与失败、兴奋与绝望的种种幻觉，尽力集中思路，准备应付即将出现的决战。

    一个步履从容的人，出现在侦讯室里，正直的目光，沉毅地扫过全室。

徐鹏飞侧坐在转椅上，一动也不动，只斜眼望了望来人的镇定神情：高高的前额上，深刻着几道皱纹，象征着性格的顽强。清癯的脸膛上，除了一副旁若无人的，钢铁似的眼神之外，看不出丝毫动静。厚厚的嘴唇微闭着，大的嘴角上，带着一丝冷淡的嘲笑。

     “我们知道你的一切!”徐鹏飞猛然旋动转椅，挺直身体正对着对方。“你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许云峰。”

    许云峰知道，面对着的就是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从他那貌似骄横却又目光不定的神情里，从他面似从容却又紧握两拳的动作里，许云峰看出对方内心的空虚和渺茫。

    徐鹏飞霍然站起，在强光中走向前去。对面墙壁上一道沉重的铁门，吱吱地向两边敞开，更强烈的灯光，从铁门外面的刑讯室猛射出来。浓烈的血腥味，一阵阵弥漫过来，扑进许云峰的鼻孔。

    敞开的刑讯室里寂静无声，寒光四射，冷气袭人。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也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茄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

惨白的灯光下，徐鹏飞用烟头指了指地上的肉体：“这个人，你也许认识?看吧!你过去的交通员，厂长成岗!”

    啊，成岗?成岗被捕了?这么说，卑劣的叛徒竟抢在前面了!

    许云峰扑上前去，从血泊中，把血肉模糊的成岗，紧紧抱在怀里。他轻轻扶起成岗低垂的头，凝视着那失去知觉的面孔，拨开那绺盖住眼睛的头发，擦掉苍白面颊上的鲜血。一阵心如刀割的绞痛，顿时使许云热泪盈眶……

    ……

徐鹏飞声调一变，厉声说道：“你们应该明白，现在能掌握你们命运的人，不是你们，而是我!为了自己，你们应当想想……我不需要你们履行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代价，只要一纸自白书，就可以立即改变你们的处境!

成岗忘却了周身的创痛，滴着鲜血，拖着脚上的铁，一步步迎着敌人的通视，走向准备好纸笔的桌前。他的目光象利剑一样扫过全室，缓缓伸出流血的手，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几个大字：我的自白书。他沉思了一下，很不喜欢“自白书”这样的字，立刻蘸饱了墨，把笔一挥，在已经写下的几个字的前后，添上引号，变成：我的“自白书”。

几个墨迹饱满的字，布满了一整张纸。成岗的胸脯起伏着，再也无法抑制那烈火一样的感情，他率性扔开了笔，冲着敌人高声朗诵起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节选自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七、八、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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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成岗人物原型陈然。陈然烈士1923年12月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参加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编样、印刷和发行工作。1948年4月在工作间被捕，先后关押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49年12月28日在重庆大刑场被公开枪杀，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6岁。

②罗广斌(1924-1967)，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和统战工作，194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狱中坚持斗争，拒绝其兄罗广文(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保释，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难友集体越狱成功。

③杨益言(1925-2017)，四川武胜人。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

肩膀

王愿坚

西天，一抹晚霞正在消退：远处丘陵的后面，淡淡的雾气慢慢地升腾起来。通信员小秦望着前面茫茫的草地，皱起了眉头。现在，整个草地空荡荡的，看不见火光，听不见人声，他摸着肩上的扁担，愁烦地想：“要不是它，也许早就赶上队伍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把扁担换了个肩，又吃力地向前走去。这副担子，是两个钟头以前落到他的肩上的。

还是刚过正午不久，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他在离队处理伤口返回时走错了方向。当他顶风冒雨在烂泥里奔跑的时候，猛地撞到了这副担子上。这是两个不大的木箱，被棕绳紧紧地捆在一根小竹扁担上，里面装着不多的药品、纱布和几件医疗器械。就在担子前一米多远的泥塘里，它的主人——一位中年红军战士牺牲了。小秦摘下他那顶小小的八角军帽，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没走完长征道路的烈士，含着眼泪，挑起了这副担子。

起初，这一切是那么简单：担子，是战友留下的革命财产，必须挑上它。因此，他满怀信心地相信：他一定能挑着它赶上队伍，走到宿营地。但是，当他走了两个小时以后发现，坚持下去越来越困难了。再加上寒冷和饥饿一齐袭来，他头晕得天旋地转，浑身一点儿劲也没有了。

就在这时，他脚下被草根一绊，猛然摔倒了。他歪坐在地上，望着在眼前晃动的水草、矮树和那对木箱，心想：“不行了，我是挑不动啦！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只一会儿……不要紧的，反正后面还有部队，反正……”这么一想，他觉得浑身的骨头架子都散了，那抓着扁担的手一松，倒了下去。

朦胧间，听见有人在说话。小秦用力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在一个人的怀里躺着呢。他仰脸望去，只见这位同志已经不年轻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宽阔的额角上刻着几条深深的纹路。尤其吸引他的，是那两道平直的一字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醒了！”那同志微微一笑，那双眼睛更温和、更慈祥了。他向旁边的战士问道：“做好了没有？”

“好了，”一个背着驳壳枪的战士端着一个小搪瓷碗走过来。

那位老同志接过碗，放在嘴边试了试，又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慢慢送到小秦嘴边。碗里，是加上青稞面粉煮的野菜汤。小秦吃着却是那样香甜。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那位老同志亲切地问道：“小鬼，你怎么掉队啦？”小秦吃着菜汤，简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说。

“对，那是一个好战士啊！”老同志深情地点了点头，“小鬼，你也是个好同志。看！你接过来，又把它挑了那么远。”得到了老同志的夸奖，小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可是，”老同志亲切地摸着小秦的臂膀，又问了，“你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了呢？”

“我，我想歇歇。”小秦坦白地说。

“噢，想歇歇？”老同志指了指木箱，“那么，这东西怎么办呢？”

“这……”小秦觉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他嗫嚅着说，“我一点儿劲也没有了……”

“不！”老同志收敛了笑容，慢慢地摇了摇头，“你有劲，知道吗？你有很多很多的劲。”

小秦不解地望着这位老同志。老同志没再说什么，他把小秦扶着站起来，然后拿出了一架望远镜。老同志把望远镜拿在手里，调整了一下距离，然后递给了他。

小秦把镜子举在眼前，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望去。草地顿时变得清晰起来，就在夜幕，垂下的天际，现出了点点火光。他高兴地跳着叫起来：“篝火！”

“对，那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老同志把一只大手搭在小秦肩头上，轻声地说，“篝火后边是什么地方呢？”

小秦仔细地看了半天，摇了摇头：“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吗？”老同志笑了，“那里，是草地的边边。再往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明天、后天的目标。”

“陕北？”

“对，陕北！”老同志深情地重复了一句，“党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去年就到了那里。现在，毛主席正等着你，等着我，等着我们大家呢！”他那双搭在小秦肩头上的大手按得更重了，“在那里，有好多好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啊！”

小秦觉得这些话，像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着他，拉着他，向一个新的天地前进，他放下望远镜，激动地望着这位老同志。

“小鬼，要鼓起劲来，继续前进！要知道，将来，革命的将来，属于你们，也依靠着你们哪！”

话，一下子钻进了这个小红军战士的心，引起了他深沉的思索。

就在他想着的工夫，同志们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了。那位老同志弯腰抄起扁担，放到自己的肩上。他挑着担子，迈开大步在队伍前头走着，那魁梧的身躯和宽阔的肩膀那么结实，那么健壮。仿佛就靠这个坚强的人的带动，整个队伍才走向前去。

这时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迎面跑过来，向那位老同志敬了个礼，又朝小秦这边跑来。

小秦不禁向干部问道：“前头那个挑担子的同志是谁呀？”

“嘿，你这小鬼！”干部笑了，“那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啊！”

“啊，是他？！”小秦怔住了。他连忙拔腿向前跑去，紧紧地抓住了扁担。

“我说你有劲嘛！”朱总司令爱怜地摸了摸小秦的肩膀，把扁担搁上去，“好，挑着吧！肩膀，挑重担子的肩膀，就是在前进的路上磨出来的！”

小秦挑着担子，望着朱总司令那健壮的背影，踏着前边的脚印，大步走着。就在这时，他明白了：这副担子本来就是属于他的。现在是他的，将来也是他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