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二喜穿着中山服，干干净净的，若不是脑袋靠着肩膀，那模样还真像是城里来的干部。他拿着一瓶酒一块花布，由队长陪着进来。家珍坐在床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破了一点，倒很干净，我还专门在床下给家珍放了一双新布鞋。凤霞穿着水红衣服低着头坐在她娘旁边。

    万二喜把酒和花布往桌上一放，就翘着肩膀在屋里转一圈，他是在看我们的屋子。我说：“队长，二喜，你们坐。”

    二喜嗯了一声在凳子上坐下，队长摆摆手说：“我就不坐了，二喜，这是凤霞，这是她爹和娘。”

    我送走了队长，回到屋中指指桌上的酒，对二喜说：“让你破费了，其实我有几十年没喝酒了。”

    二喜听后嗯了一声，也不说话，翘着个肩膀在屋里看来看去，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家珍笑着对他说：“家里穷了一点。”

    二喜又嗯了一声，翘着肩膀去看家珍，家珍继续说：“好在家里还养着一头羊几只鸡，福贵和我商量着等凤霞出嫁时，把鸡羊卖了办嫁妆。”

    二喜听后还是嗯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坐了一会，他站起来说要走了，我想这门亲事算是完了。他都没怎么看凤霞，老看我们的破烂屋子。我看看家珍，家珍苦笑一下，对二喜说：“我腿没力气，下不了地。”

    二喜点点头走到了屋外，翘着肩膀看看屋顶的茅草，点了点头后就走了。

    我回到屋里，在凳子上坐下，想想有些生气，就说：“自己脑袋都抬不起来，还挑三捡四的。”

    凤霞尽管不能说话，但一看到我们的样子，就走到里面的房间，换了身旧衣服，下地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耕田时，有人叫我，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远远一看我就知道是二喜来了，我是一点也想不到他会来。

    二喜见了我，说道：“屋顶的茅草该换了，我拉了车石灰粉粉墙。”

    我往那板车一望，有石灰有两把刷墙的扫帚，上面搁着个小方桌，方桌上是一个猪头。二喜手里还提着两瓶白酒。

    那时候我才知道二喜东张西望不是嫌我家穷，他连我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

    二喜带了五个人来，肉也买了，酒也备了，想得周到。他们来到我们茅屋门口，放下板车，二喜像是进了自己家一样，一手提着猪头，一手提着小方桌，走了进去，他把猪头往桌上一放，小方桌放在家珍腿上，二喜说：“吃饭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

    家珍当时眼睛就湿了。

    二喜他们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都搬到了屋外，在一棵树下面铺上了稻草，然后二喜走到床前要背家珍，家珍笑着摆摆手，叫我：“福贵，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赶紧过去让家珍上我背脊，我笑着对二喜说：“我女人我来背，你往后背凤霞吧。”

    二喜听后嘿嘿直笑。我把家珍背到树下，让她靠着树坐在稻草上。看着二喜他们把草垛子分散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我看一眼就知道二喜带来的人都是干惯这活的，手脚都麻利。下面的用竹竿挑着往上扔，二喜和另一个人在上面铺。别看二喜脑袋靠着肩膀，干活一点都不碍事，茅草扔上去他先用脚踢一下，再伸手接住。有这本领的人，在我们村里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没到中午，屋顶的活就干完了。我给他们烧了一桶茶水，凤霞给他们倒茶水，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干活的人，凤霞笑开的嘴就没合上。

    村里很多人都走过来看，一个女的对家珍说：“女婿没过门就干活啦，你好福气啊。”

    家珍说：“是凤霞好福气。”

    二喜从屋顶上下来，我对他说：“二喜，歇一会。”

    二喜用袖管擦擦脸上的汗说：“不累。”

（选自余华《活着》，有删改）

注：万二喜，患歪脖子病；凤霞，因年幼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致哑。

账单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在威利担任看门人的那座发了黑的公寓对面拐角处，耸立着另一座与之几乎一模一样的公寓楼，不同这处是它有一个小卖店，而且是这条街上惟一的小卖店，是潘内萨夫妇开的。

    潘内萨太太告诉看门人的妻子埃塔说，这个店面是他们用最后一笔钱买下来的。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的讨论，他们感到这爿小店至少能给他们一碗饭吃。埃塔说她希望他们能如愿。

    埃塔把街对面新来的人将小店盘了下来的事告诉了丈夫威利，并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那里买东西：她这话的意思是他们仍然到自助商场买东西，但如果一时忘了买什么东西，就可以到潘内萨的店里去买。威利的确按她所说的去做的，从来没有从这儿一次买过半美元的东西。

    后来有一天，威利从这儿购买了价值三美元的东西，可是他身上只有五角钱。当时，威利就像一只被主人痛打一顿的狗一样。但是潘内萨先生清了清喉咙，啧啧地说，这算什么，剩下的他愿意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说什么事都是个信用问题，说到底，信用就是我们都是人，如果你是真正的人，你就应该相信别人，而别人也要信任你。

    这让威利吃惊不小，因为他以前还从没有听到一个开小店的讲这样的话。过了一两天他就把那二块五角钱还上了。但当潘内萨说只要他愿意，他赊什么都可以，威利吸了一口烟斗，然后就开始赊购各种各样的东西。

    当他抱着满满两袋子东西回到家里时，埃塔直冲他吼叫，说他一定是疯了，并把他常说的一句话搬了出来：“我们是穷人，威利，我们付不起呀。”

    威利也明明知道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可不管她怎么说，他还是常去街对面赊购东西。

    账单总数已达到了八十三美元还挂零。一天，潘内萨微笑着问威利什么时候能还账。

    从那天起，威利不再从潘内萨的让里买东西了，埃塔又拿起她那个用绳编织的购物袋去超级市场了。埃塔每次买东西回来都紧贴着她这一侧的墙根走，尽量离潘内萨那店远一些。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埃塔在街拐角处遇到了潘内萨太太，潘内萨太太脸上看上去不高兴，可对账单的事只字没提。埃塔回答后就提醒威利，要他快点还账。

     “别烦我，”他大声地说，“我拿什么来还？用从我骨头上剐下来的肉还？还是用我眼里的灰还？”说完，把门砰地一关。

    那天夜里他出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在街道边上的水沟旁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回到家时，衣服又脏又臭，两眼布满血丝。埃塔把他们四岁儿子的照片捧到他的面前—儿子已经死了，是死于白喉—这时他老泪纵横。

    每天早晨他出去放垃圾箱时，总不把头抬起来看街的对面。

     “信用，”他嘲讽地模仿着，“信用。”

    一天他把四个垃圾箱放在路边，等候垃圾车来运去。他看到了潘内萨夫妇，他刚一看他们的时候，他的眼都有些花了—他们就像两只骨瘦如柴、被拔掉毛的鸟儿一样。

    他去找这一个街区另一个公寓看门人借扳钳，回来时他们提醒他有两棵细细而没长叶子的灌木穿过木地板长了出来，他透过灌木可以看到空空的货架。

    春天，当草从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来的时候，他对埃塔说：“我只是在等候能全部还清欠账的一天。”

     “我一定要还，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他拼命地干活。每天早晨早早地起床，用肥皂和硬毛刷子擦楼梯，从顶楼一直到地下室。门厅里的信箱也都用金属上光剂和一块软后面擦得光亮亮的，亮得可以当镜子用。

    一天早晨，威利在擦信箱，他发现信箱里有一封给他的信。他摘下帽子，把信封打开，拿到亮处去读。那是用战战抖抖的手写的，是潘内萨太太写来的，她说她丈夫病了，就在对面街的家里，可家里分文没有，问他能否先还十美元，其余的钱以后再说。

    他把信撕成碎片，一整天躲在地下室里。那天夜里，在街上寻找他一天的埃塔在锅炉房的管道中间找到了他。

    第二天一早，他披上工作服，跑出公寓大楼，肩上搭着一件大衣，在街的一个拐角，他找到一家当铺，在那儿他把大衣当了，拿到十美元，他十分高兴。

    但是当他回来时，待对面有一辆灵车，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楼里抬出一个又窄又小的松木棺柩。

    在松木棺柩从门厅的门勉强抬出来之后，潘内萨太太哀痛欲绝地一个人走了出来。威利赶紧转过脸去，尽管他认为他长了胡子，又戴了一顶毡帽，她不会认出他来。

     “他是怎么死的？”他小声地问一个住户。

     “我也说不好。”

    但是走在棺柩后面的潘内萨太太却听到了。

     “老死的。”她大声答道。

    他想说几句宽慰人的话，但他的舌头就像树上的已枯的果子，干吊在嘴里，他的心就像一扇漆了黑漆的窗。

    后来，潘内萨太太搬走了，而那份账却始终没有还上。（有删改）

跛哥

李世袭

    跛哥的大号叫郭苇。我想，应该是那种有思想的芦苇。

    因为脚跛，他上学没少受人欺负。跛哥上初二的时候，新任的语文老师上第一次课时，让学生解释“蹒跚”的意思。这个调皮的学生却说：“让郭苇给我们表演一下吧。”学生们一阵哄笑，老师也笑了，说：“郭苇，既然大家都同意，你就上来学一学吧。”跛哥听了，脸红得像灌了半斤老白干。他拿起语文书朝说话的那个学生砸过去，然后背起书包往外走。跛哥走的时候，一拐一拐地，正是“蹒跚”的“生动解释”。可学生们却不再笑了，老师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后来老师来到跛哥家，道了歉，希望郭苇能回去接着上学。跛哥说：“我早该不上了，家里没钱供我了。老师您不用过意不去。”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老师还是没有劝动跛哥。

    跛哥退学以后，就去大城市当了几年维修钟表的学徒。回来后到镇上开了个修钟表的小店，店名就叫“跛哥钟表维修店”。跛哥想开了，跛就是跛，为什么不让人家说？

    一开始，跛哥的生意只是勉强有些进项，但他能钻研，肯努力，生意很快就火了。周边的人们都知道，没有跛哥修不好的钟表。几年过去，跛哥的店名换成了“跛哥钟表家电维修部”，生意多得忙不过来。但跛哥娘也开始发愁了：儿子老大不小了，上哪儿找个媳妇呀！跛哥却说：“急什么急，您儿子心眼好，脑子灵，挣钱多，咋都不愁个媳妇。说不定还会有人送上门来呢。”跛哥娘便勉强笑笑，

    一天，跛哥店前来了个讨饭的孩子，脚也一拐一拐的。跛哥很是可怜他，给他了些钱，孩子便哭了。他告诉跛哥，他是出来找活干的，活没找着钱却花光了，又没脸回家，只好一边讨饭一边找活干。他还说跛哥对他最好，希望能收他做学徒。跛哥犹豫了一下答应了。这孩子心眼灵，又勤快，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跛哥把活儿干完，不等顾客来取，他就主动给人送去。维修部的生意更火了。

    时针一圈又一圈地跑个不停，转眼间，孩子在跛哥这儿待了多半年了。这天，跛哥拿出一沓钱对孩子说：“这是你的工钱。你也该回家了。你手艺学得也差不多了，回去后自己开个店，只要勤快点，好好干，日子肯定错不了。”孩子接过钱，对跛哥谢了又谢，依依不舍地走了。

    半年时间又在“嘀嗒嘀嗒”声音中过去了，跛哥娘的叹息越发重了。

    春节快到的时候，跛哥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就是那孩子，另一位是那孩子的姐姐，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孩子和跛哥叙旧，姑娘和跛哥娘边唠嗑儿边准备饭菜。

    这天晚上，姐弟两人住了下来。晚上，孩子对跛哥说，他想把姐姐介绍给跛哥。跛哥听了问：“你不是说梦话吧？”孩子说：“不是，你心眼好，又有本事，将来肯定会成大事，我们家里人都说，我姐跟了你肯定能享福。”跛哥不说话了，跛哥不是不想媳妇，有时想得还挺厉害。但跛哥想：找媳妇，得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呀。跛哥想好了，就说：“我怕委屈了你姐。”……

    第二天，姐弟俩走了。后来孩子的姐姐嫁了人，日子过得挺不错。孩子每次来看跛哥，总免不了说上一句“你当初不该回绝这门婚事”的话。跛哥总是笑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说：“我的爱情，总会来的。”

（有删改）

刁爷

许福元

    刁爷其实不姓刁，只是以其舌头“刁”而出名，他的舌头是如何“刁”的呢？

    李乡长家娶儿媳妇，请来了鼎鼎大名的王师傅，号称厨子王，领衔做莱。又请来刁爷，担任厨师水平的评委主任。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厨子王心里直打小鼓，小声问知客：“刁爷有何反应？”知客向厨子王附耳说道：“每道菜，刁爷都尝了，不过还没吱声。”

    厨子王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对知客说：“烦你问问刁爷，是不是可以上汤了？”

    知客来到刁爷面前说：“刁爷，能上汤了吗？”

    刁爷只吐出两个字：“上吧。”

    厨子王闻听大喜，忙让“油盘”上汤。

    知客手中高举着东家赏的红包，边走边喊：“东家赏厨子汤钱，一千块！”

    厨子王手拿红包，来到刁爷的酒桌前致谢：“谢谢，谢谢。”又言辞恳切地对刁爷一桌人说：“刁爷，您务必再点几个菜，我再给您上四个飞碟。”

    刁爷见厨子王诚心实意，便点了平平常常的四个菜：拍黄瓜、炒绿豆芽、香椿摊黄菜、熟扒五花离骨肉。

    一盘拍黄瓜端上来，积青叠翠。厨子王忙请刁爷：“您老尝尝。”

    刁爷只拿眼睛一瞄，说：“拍黄瓜讲究放葱、姜、蒜，你放对了吗？”

    “放了放了，都放了，您看——”厨子王忙指着那盘拍黄瓜。刁爷这时沉下脸：“我说的是葱、姜、蒜的形和量，葱要葱花，姜要姜丝，蒜要蒜泥。至于量呢，葱是四成，姜是一成，蒜是五成。你看看你这盘，成何比例？”

    厨子王的脸一下子像红布一样，赶紧指着那盘炒绿豆芽：“您老尝尝这盘。”

    刁爷这时一笑，一摆手，说：“我不用尝。这个炒绿豆芽，是先放的醋，对不？先放的醋，就先闻到‘醋味，如果后放的醋，只有吃到嘴里才有醋味。再说，炒锅你用的是薄铁锅，应该用厚铁锅。用厚铁锅炒，小灶子火上再泼一勺子油，叫爆炒，这样炒出的绿豆芽没有生豆浆味，还站得住条。”说毕，刁爷又找补一句：“你看，这盘绿豆芽倒针了吧，一吃，准熟腾味儿，不会是脆生生的。”

    刁爷的一番话，把大伙儿都说愣了。厨子王也服了，忙说：“您再尝尝这盘香椿摊鸡蛋：”“你呀你呀！”刁爷马上给厨子王纠正，“这是外行话，那叫摊黄菜！”刁爷手一指，“你用的不是香椿，是菜椿，这要是香椿，打鼻儿香，一丈以外就能闻出来。”

    最后，刁爷点评那盘熟扒五花离骨肉：“这盘五花肉，是用刀从骨头上剔下来的。这道菜的规矩是用木槌。一点儿一点儿砸下来。”

    这回，厨子王真是彻底地心服口服，心里那点儿傲气，一下子荡然无存，才知道自己学的那点儿手艺，不过九牛一毛。试想，刁爷还没用到舌头，已经是入木三分，要是他把那二十四道菜一一点评，自己脸面更要丢尽。人啊，真别小看了他人，世上有高人呀有高人！想到此，厨子王忙从兜里掏出那一千元红包，交到知客手上：“这场酒席，我们确实没有做好，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刁爷却从知客手中拿过红包，转手按在厨子王手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辛辛苦苦，烟熏火燎，这是东家一点儿心意。你们的大路菜，做得不错。我只是挑你们飞碟的毛病，也不一定都对。”

    厨子王知道刁爷在替他们打圆场，便动情地说：“您看，原来我等只是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算有幸当面领教了。我们虽非亲友。但您是老前辈，请受晚生一拜。”刁爷忙托住了厨子王的手臂：“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咱人不亲，刀把还亲呢！你我都是厨子，同行不能成冤家，要互相抬着走。”

（有删改）

有声电影

老舍

    二姐还没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嗒嗒之声特别响亮而已。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去看。

    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才想开开眼。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请客。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大家决定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

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总算顺当。

    出发了。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大家决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更重要。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正在这个当儿，小秃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反正巷外有的是洋车，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老规矩，多一个铜子不给。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现在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过去搀着二姥姥，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

    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候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不能进去。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回家。谁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呢?大家开了家庭会议。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顺，买几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事情便这样解决了。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找座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一齐恶声地“吃--”，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不过，还不能忘了谦恭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好容易一齐坐下，可是糖还没买呢!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老人家像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人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杂。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二姐喊卖瓜子的；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看座的过来了，“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舅妈想了想：“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还是四姨细心，说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