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树，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农牧民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袁隆平，半世纪的盛名与争议

    袁隆平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民间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他艰苦卓绝的研究为曾经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国家的鼎力支持为他带来了盛名，持久不衰的盛名也给他带来了争议。

    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日日下田，而已。”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其他的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

    1992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他的同事、学生都让他声明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在网上流传。本性里，他愿意安之若命，上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甚至遭遇秧苗全部被毁，都鲜少与人争论，觉得“做好研究才最重要”；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出来反驳，因为袁隆平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袁隆平了，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这个国家农业的定海神针。隆平高科旗下密密麻麻的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经销商到肥料公司，都有赖于“袁隆平”三个字熠熠生辉，全中国数以亿斤计算的杂交稻种都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无法被播种。

    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现实数据的角度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相关链接：“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当可染先生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趋近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地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的大师，然而当这种理念进入可染的审美时，大地山河与精神是那样地天然合拍，那样地不假说教，使人觉得他的理念和审美在山川林壑、飞瀑流泉中不期而遇，那是最融洽最自然的流露。

    可染先生生活于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他当然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服务于时代的直接的一面，如抗日烽烟中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位卓越艺术家的爱国良知。然而可染先生也同样有着纯洁心灵、表达一己情怀的一面，这时的可染先生的画，是心灵与广宇的邂逅，当审美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时候，他的精神升腾到一个清明而纯净的、不染凡尘的境界，这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是何等难得。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出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语言方式，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它的存在表现了先生俯仰天地、浩然长叹的襟怀。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或者他甚至看到一些恃一曲之才而毁掉自己艺术的聪明人，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朋友留可染作画，可染不允。忽然一阵敲门声，远客来归，主人越过天井开门，寒暄，回到画室时，可染却已画毕，主人大为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说完这段故事后，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地刻骨铭心，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竟显得那样地庄肃和神往。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地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我选了一本礼器碑，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30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50岁后一扫而空，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娇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近之则畏，远之则敬。

    有一次说到线，可染先生联想起京剧，他说一个卓越的京剧演员会将每一个字送到听众的耳中，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点是他会把中国字的声母和韵母前后慢慢吐出，名角能控制声调的每一丝变化，这和用笔是一个道理，我恍然大悟，又想起每逢新年联欢，李可染可能会拉一下二胡，那真是铿锵老辣、苍凉哀婉的高度统一，这其中固然有先生青年时代国家山河破碎的难伸孤愤，也有先生倔强不拔的满怀壮志。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

    可染先生通过自己不朽的笔墨所倾诉的爱恋，感动了全世界。这是可染先生的山水画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精神。走向现代，可染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和那些食西方剩菜残羹的光怪陆离的艺术不同，可染先生所开启的是宏门正学，而不是旁门左道。

（选自范曾《魂魄犹在江山图》，有删改）

【注】李可染（1907.3—1989.12），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可染先生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擅山水、重写生，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中国画艺术的革新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补充材料1】李可染先生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京剧对他来说，既是爱好又可消遣。某一天，他曾一连失踪三天。回家后，妻子才知道，他听京剧连听了三天三夜。妻子责问：“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从此，在他的时间里，他删去了拉二胡和听京剧的时间，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不再拉二胡和听京剧，将这两个爱好戒除，李可染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他毅然决然地做到了，他的克制力，令人敬佩。

    艺术成就的大小，除了天分之外，恐怕还在于如何利用时间。说到李可染的勤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有一年，李可染去江南写生，他在一家杂志社预支了一百元稿费。边走边画，衣服破了，鞋子破了。李可染的脚有些畸形，穿的鞋子需要妻子特殊加工。行走，对他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他硬是穿着这样的鞋走了几个月，鞋子磨破了几双。几个月之后回家，人已形同乞丐。而三个人几个月一百元钱竟然没有花完。原因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行走和画画上，没有时间花钱。

    李可染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师造化”，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补充材料2】李可染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他强调创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在40年代的山水作品还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简淡，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50年代以后的作品，借助于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他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创造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又迥然不同于他们。他多取材于江南与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铸了他风格中的幽与秀。他的纯朴、醇厚的北方素质又使他的风格溶入了朴茂深沉。并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山水画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五·四运动以来注重写实的文艺思潮相一致。

    李可染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培养了许多山水画家。他认为学习传统绘画，第一步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第二步要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这是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总结，也体现着他对传统和创造的普遍看法。

弃农学文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是有血性的爱国青年。

    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并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美国后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那些人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但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多面梁启超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及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最初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办报。他的《变法通议》明目张胆地批评晚清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说出了当时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说的议论。

1897年至1901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革命激情最高涨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尽管此时他仍跟着康有为力倡保皇，但实际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涨，表现之一就是欲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联合，并曾与孙中山融洽亲密地辩论革命之道。康有为曾责备梁启超，过于轻信卢梭学说，鼓吹破坏主义。这时的梁启超与其说是“改良派”，不如说是“革命派”。

②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梁实秋）

（摘自《深圳晚报》2015年4月27日《近代史学者解玺璋还原多面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