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下

铁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副市长了。

（节选自《铁凝作品集》）

悔过

[美]瑞恩•金赛拉

    从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把我照醒。我起床穿好衣服，走进厨房，吃了点冷燕麦片作为早餐。过去三年来，我一直这样打发自己。该是工作的时间了。我走出家门，迈着悠闲的脚步，朝麦迪逊大街走去。此时正是一年中干我这一行最好的季节：夏天，大批游客纷纷涌入纽约。我来到城市广场。照常，广场已有很多游客，而且为数众多。“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想。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白人，估计他迷路了。

    “太好了，”我自忖着。“该对他动手了！”我沉着自信地靠近那人。

    “你好，先生！需要帮助吗？”

    “是的，我想去麦迪逊旅馆，能告诉我怎么走吗？”

    “哦，哦……过三个街区，右拐，靠你左边就是。”

    “谢谢你。”

    “不用客气。祝你快乐，先生。”

    我从他身边走开，脸上不仅带着微笑，因为我的兜里装着那人的钱包。我打开钱包，发现里面有48美元，两张信用卡。几个小时我便得到4个钱包，我决定去吃午饭。此刻，我已得到几张信用卡，726美元现金和几个手工制作的意大利漆皮钱包。我决定去我喜欢去的一个名叫达文西的小餐馆吃午饭。该餐馆做的皮萨最好。但就在这时，又一个人闯入我的视线。此人身高六英尺之多，深咖啡色的肤色，只见他正在四下走动，不用问他一定是迷路了。

    我小心翼翼地接近他，就像狮子悄悄靠近猎物。

    “你好，先生！我可以帮助你吗？”

    “是的，你知不知道电影院怎么走？”

    “哦，知道。沿着第52大道走下去，左拐，右边就是，你肯定会看到的。”

    “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先生。很高兴能帮助你。”

    当我打开那人的钱包时，我几乎在街上跳了起来。我发现里面有300美元现金和3张信用卡。我看了看其中一张信用卡上的名字：约翰逊先生。“非常感谢你，约翰逊先生。”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来到餐馆，感觉好极了。4道意大利美餐上来之后，我情不自禁地默默为约翰逊先生敬了一杯酒。“祝他像我一样快乐不断。”我认为我今天干得不错，决定上路回家。我没有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将永远改变我的命运。

    在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条小巷。当我走到小巷尽头时，我看到了他，看到了刚刚被我偷了钱包的约翰逊先生。一个白人小姑娘摔倒，约翰逊先生正在热心地扶她起来。可小姑娘的妈妈看到后，以为约翰逊先生图谋不轨，开始哭叫着救人。那位妈妈一边哭喊，一边用包击打约翰逊先生。约翰逊先生极力向她解释，他是在帮助扶起小姑娘。可她就是不信。几个男人听到喊叫声后，手拿球棒，从一家店里飞奔而出。三个身高五到六英尺的高大白人男子，开始朝约翰逊先生喊叫，其中一个白人还朝约翰逊先生的脸打去。接着，他们都开始用球棒击打约翰逊先生。我想厉声说：“住手！住手！不要打，他是好人！”可我不能，我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只是在极力帮助一个小女孩啊！

    就在这时，一个白人抽出一把刀来，走近约翰逊先生，举刀向他砍去。后来，三个白人丢下球棒跑了。留下约翰逊先生独自一人躺在黑暗小巷里自己的血泊中。正是这样一位好人，我却偷了他的钱包！偷一个向我寻求帮助的人是多么地不地道呀！我的良心受到谴责：是我杀害了他。当他被杀时，或许他正在找我。我对此负有责任。听到警笛声，我赶紧跑掉。我只能跑掉。我认识到我不仅偷了他的钱包，而且也偷了他的生命。我一边跑，眼泪一边往下流。上帝给了我认识自己过错的机会，可这一切都晚了。

油灯

何铜陵

    大爷姓牛，村里人却叫他油灯。油灯现在是个哑巴。

    油灯曾经也有幸福，妻子菜花貌美好花，儿子长生活泼可爱。只可惜菜花是睁眼瞎，扁担大的“一”字都不知道。有年冬天，寒风刺骨，长生高烧不退。菜花心急如焚，错把耗子药当感冒药给长生吃。当天，长生口吐白沫死了，菜花也用床单上吊自杀。油灯号啕大哭三天三夜，哑了。

    油灯爱种油菜，每到春天，金灿灿的，花的海洋。蜜蜂在花间飞舞，油灯站在油菜地边，默默发呆。待收油菜籽后就拿到油坊榨油，大部分卖掉，再留一些油点灯，他以为这样挺好的，既省了电费，还能闻着菜花的香味。

    他经常对着油灯合掌祈愿，嘴唇翕动着……这时他就不由想起邻居家的小百岁……那个娃娃多么乖巧啊，多晚放学回来都要来看望他，一会儿帮他揉揉肩，一会儿念课文给他听，看着那小嘴一张一合的样子，就打心眼里欢喜……然而，小百岁前年却遭不测，上学路上被山里野兽拖走了，找了三天三夜，只发现一双鞋子……倘若村里有座小学校，他就不用每天起早贪黑走十几里山路去镇上上学了……

    打那后，村里人都不敢让娃娃上演了，这下可急坏了油灯，不能让长生的悲剧重演呀！他暗下决心，要攒下足够的钱，好去城里聘请愿意来山村教娃娃的老师。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村长走进油灯家。村长对他比划着说，最近上级有个大领导要来调研“精准脱贫”情况，从明天起你老可不能再点油灯了，否则会影响咱全村的形象。

    知道要来大领导，油灯两眼放光，只见他打开箱子，里面全是钱，大都是毛票硬币，他对村长打着手语，意思是说，这些钱都给你，你要是能请大领导派老师教娃娃们，我从此就不点油灯了。村长满口答应，把钱都拿走了。

    月明星稀，油灯来到村头的坟地，两座坟很安静。油灯忽然觉得，她们母子挺好的，平时有个伴说说话，清明节还有他来清理坟头，摆个油菜花环。

    没多久，大领导来了，为招待工作组，村长就用了油灯的钱应急，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买来了这里见都没见过的海鲜以及名贵烟酒，大吃大喝了三天三夜。．．．

    那天酒宴结束时，乌云密布，山雨欲来。油灯突然出现，拽着胖乎乎的工作组组长，叽噜呱啦说了一通，村长挺尴尬，解释道，他姓牛，是个哑巴，他想让领导派老师来教咱们娃娃学文化……组长醉醺醺地一甩手，打了个长长的酒饱嗝，指着油灯吼道：“我帮你们结了婚（脱贫），还管你生娃娃呀，真他妈牛！”

    牛大爷涨红了脸，突然吼出声来：“浑蛋！臭苍蝇！”然后，轰然倒地。

    噗哧，这座小山村的油灯灭了……

（选自2017年3月10日《曲靖日报》，有大量增加）

聚宴

符浩勇

    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包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匆匆过客

路遥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空气里满含着潮湿，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

进车站候车室，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它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

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当我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后就站到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探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个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青年妇女的手里。那个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账，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巳售完”四个字嘲笑似的对着他。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那个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然而却不知她嘟囔了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坏了!看来他恐怕要动武了!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

正在这时，那个小姑娘护着她的妈妈，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那暴怒的男青年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男青年沉思了一会儿，转过头来对那个青年妇女说：“同志，您不要生气，刚才，我，太过分了……”

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青年妇女也茫然了，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待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努了努嘴：“那个瞎眼老头。”

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羞愧地站在班主任的面前。

那青年妇女说：“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儿太可怜了，我觉得应该帮帮他，就决定先给他买一张。我想现在您应该相信我了吧?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儿上车去吧！”

那个男青年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便转身走了。

我迈着难以压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个青年妇女面前掏出了自己的车票，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檐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

虚拟

毕飞宇

    深夜四点，我被手机叫醒了，是父亲打过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都没有来得及悲伤，我即刻叫醒我的女儿，赶紧的，太爷爷没了。

    祖父却没有死，好好的。看见我把女儿都带过来了，祖父有点不高兴，说：“这么冷，你把孩子叫过来做什么?”祖父神情淡然，但他的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这一次我知道，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

    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祖父望着父亲的背影，很轻地咳嗽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当年是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他每天上午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五十七个学生的身上。父亲没有考上大学，而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在当年，这是一个“放卫星”一般的天文数字，祖父在我们县城一下子成了传奇。省报派来的记者为祖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标题很吓人，《春蚕到死丝方尽》。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突然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 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像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不是父亲，而是他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这些人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副省长、董事长……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松了一下，我笑了。

    祖父像孩子一样也笑了，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

    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了。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我说：“爷爷，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这算什么事呢。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

    祖父憋了半天，他轻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1982年的春天，57岁的荣校长在给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倒了下去。在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182，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天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182”这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第二天中午，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不行了。在弥留之际他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却又是虚拟的会议……

    我望着我的祖父——他的弥留又瘦又小，是黑色的，像一个麦克，一把就能抓起来。我不敢弄出任何动静，我不想听麦克的回音，只是默默地转发了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祖父留给这个世界的微博极为洒脱：“也许是最后一条了。心绪太平。桃李满天下。来吧，无恨、无悔、无怨、无憾。”同时我也通过这条微博向这个世界通报了祖父仙逝的消息，但此后微博长久寂寞，无人回应。

    这一天特别特别冷，愿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算是给了天大的脸面。老实说，我不关心葬礼的人数，我唯一关心的是花圈的数量。但花圈的数量让我揪心，别说“铺天盖地”，都几乎构不成一个体面的葬礼。

    女儿问我：“爸，怎么就这么几个花圈?

    我取出钱包，来到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要来纸，要来笔，要来墨。我努力回忆祖父酩酊大醉的那些夜晚，那些人名我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单位和职务我同样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  罗绍林  遥寄哀思

    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  茅开民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KGR课题首席教授  石见锋  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选自《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