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传统的读书方式——移动阅读

    《2011年中国人移动阅读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中，国人共进行了9亿分钟（相当于17个世纪）、6亿次移动阅读。上班路上成为移动阅读的高峰期，其次人们也喜欢在床上、沙发上、洗手间、下班路上阅读。

    移动阅读是什么？移动阅读是指人们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码终端如手机、电纸书、平板电脑等进行阅读。阅读的内容包括数字化的书籍、报刊杂志，也包括博客微博、视频等。

    谈到移动阅读，不得不提手机报。自从2004年7月中国首份手机报诞生以来，手机作为“装在口袋里的媒体”开始步入人们的生活。它的移动性、便携性、互动性、贴身性等优势，满足了信息时代受众在“碎片化时间”中阅读的习惯，用手机进行移动阅读得到认可和追捧。

但是，基于2.5G网络的手机报只能看做是移动阅读的“前世”。随着3G无线互联网时代来临，阅读必将朝着丰富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阅读内容单一的手机报，在电纸书、智能平板、PSP等具有通信功能的移动终端上阅读成为潮流所向。这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使得随时随地可读、海量信息聚集、声像图文并茂成为可能。移动阅读时代到来了。

    移动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目前，移动阅读可以分为电子阅读器（电纸书）和阅读客户端两大类。电纸书可以阅读PDF、TXT等大部分格式的电子书，一些电子阅读器的电子墨水技术使得辐射能耗低、不伤眼睛、效果逼真，阅读时好像玻璃下压着一本纸质书一样。而阅读客户端是通过阅读应用软件向读者推送电子书，用户可以下载或在线阅读。

    历史上，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藏书多，存放时可堆砌至屋顶，运书时让牛也出汗。然而在移动阅读时代，书房将不再“汗牛充栋”，一部普通的电子阅读器就可以存储成千上万本书籍，并把他们放入口袋中随身携带，这种方式使得阅读“飘”了起来。

    同时，阅读器或阅读软件的书签、笔记、分享功能大大提高了阅读的效率和深度。读到精彩处，兴起时，轻点按钮，用微博等移动社交工具和他人分享阅读心得。这样，通过小小的阅读终端，便能以书会友。

《新民晚报》总编辑、上海市记协副主席陈保平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演讲时说：“移动阅读将成为未来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CNNIC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另据易观国际报告，手机阅读已成为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高频率使用的应用之一，每天阅读一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45%。摩尔定律预示着移动阅读将汇入这样的科技潮流：阅读器更便携，性价比更高，阅读体验更好，阅读量更大。可见，未来移动阅读将在手机上大有作为，“飘”起来阅读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海量信息是把双刃剑，带来丰富选择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移动阅读让人们买的书越来越多，加上阅读器上从一本书切换到另一本书的功能很方便，使得读者更难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并且，在公交、地铁等嘈杂的环境中阅读，知识的吸收难免会大打折扣。因此陈保平也提出：这种碎片化的“浅阅读”是否会对人的思维方式、分析能力有负面影响，这也是人类每次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值得警醒的地方。

    医学上的失语症是指一个人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出现严重病变，他的语言认知能力、语言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遭到严重损害，他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道德失语症不是指一个人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而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借助道德语言能力表达其善恶判断、善恶评价和善恶选择。医学上的失语症患者确实没有语言能力，而道德失语症患者是拥有道德语言能力但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发挥这种能力的人。医学上的失语症是非选择性的，而道德失语症是选择性的。

    道德失语症患者的“道德失语”具有习惯性特征。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某个原因(如善恶判断失误)偶然性地道德失语，他还算不上道德失语症患者。道德失语症患者是那种对善恶不辨习以为常的人，他们习惯性地不以善为善，习惯性地不以恶为恶。因此，每当有具体的道德语境需要他们扬善抑恶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不发声。在应该弘扬善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在应该抑制恶的时候，他们也缄默不语。何以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语言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是人类过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勇气要求人类具有维护和践行道德的坚强意志力。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纵然他知道辨别善恶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向善求善的道德情感，他也不可能勇敢地趋善避恶。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会在他们面对善恶选择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一旦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行为，他们就是患上了道德失语症。

    道德勇气是人类修炼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人类是否具有“意德”的一个重要指标。“意德”是人类基于他们的坚强道德意志力而形成的一种德性。拥有意德的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勇于捍卫善的尊严，敢于贬抑恶的存在价值，他们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纵然是在善恶进行激烈博弈或尖锐斗争的语境下，他们依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挺善抑恶。如果全社会的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气，挺善抑恶就难以蔚然成风，善恶不分则必然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道德风尚也不可能令人满意。道德勇气不足是一些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上不愿意或不敢发表意见的根源，也是他们患道德失语症的根源。

    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个体需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特别是应该致力于锻炼道德勇气，以使自身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能够明辨善恶和扬善抑恶。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集体需要不断加强集体道德建设，特别是应该在集体内大力弘扬以明辨善恶为荣的良好风尚，以使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推动所有个体和集体自觉地、勇敢地趋善避恶。善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种道德生活图景中，人类必须善恶分明。否则，人类的道德生活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善性难举、恶性膨胀的世界。治疗道德失语症患者是任何一个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的社会都不能不重视的一项重要任务。个人和集体勇于趋善避恶、扬善抑恶是一个社会道德昌明的重要标志。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也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由它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自由”、“和平”、“民主”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这些概念下的价值观和具体表现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无优劣之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一，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

    “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这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也对中国对国际的贡献有所期望。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节选自2010年1月7日《参考消息》）

    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就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

    我以为，“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状况，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指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特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时，个体的“人生”一定会有所表现。

    当人类社会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可以“以道鸣”，如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是“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

    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大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成为新的社会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分析大数据在国家治理领域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的运用可以帮助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水平，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新的工具和手段。传统的行政模式受技术条件限制，往往基于宏观情况开展决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这容易造成决策不够科学、监管不够充分、服务不够细致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府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记录，为深度分析、过程回溯、事后监管、优化服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并为快速落实责任，及时发现、处置问题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程度不足、情况发现和处置不及时等问题。运用大数据，可以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对社会运行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也有助于更全面、快捷、直观地了解社会运行情况，从而使社会治理更加精准、更有预见性。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精准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将成为可能，通过分析用户的个人属性数据、网络行为数据、以往服务数据等，可以判断用户的需求特征，进行精准化和个性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大数据在我国国家治理领域的运用逐步深入，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然而，从总体上看，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不到位，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二是大数据给国家安全、公民隐私保护带来巨大挑战。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数据收集、存储和应用模式，给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公民隐私保护等带来风险。三是数据的整合与共享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数据管理和交易规则仍不完备，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

    为了更好发挥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当前需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首先，强化大数据思维。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也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应充分理解大数据的意义，加强对大数据的学习研究，增强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识和本领。其次，着力构建数据整合共享机制。改革各自为政的数据资源管理模式，明确数据资源采集、存储、管理、使用等各环节的责任分工，建设国家大数据平台，实现国家治理领域大数据资源的全面汇聚、整合、共享和应用。进一步推进数据开放，适当吸纳社会力量进行政务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减少政府信息化建设和运行成本，降低大数据工作的技术难度。再次，尽快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优化组织体系，强化安全与隐私保护，规范大数据的运用与发展。

（摘编自孟庆国《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水平》）

    汉字的一撇一捺都凝结着中华文化，是中国魂。湖南卫视6月10日起推出的原创文化节目《神奇的汉字》，结合时代需求，坚守与创新并举，深入挖掘汉字文化蕴含的内容精髓，深入浅出地展现和弘扬了中国汉字文化，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

    汉字，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神奇的汉字》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确定为2019年重点文化创意扶持题材。节目选择了“汉字”这一文化题材，解析造字起源，展现了汉字的妙、雅、巧、美、趣，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重新认识到潜藏在汉字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魅力。节目中，汉字专家郑贤章讲述了“买”字如何由最早汉语当中的表形结构，意为“网兜装满了贝（货币）”，演变为现在我们使用的“买”字，让观众看到一个汉字在千年时光中的流转变化。节目以生动新颖的形式传递丰富的汉字知识，带领观众走进中华文化宝库，感受汉字的韵律和意境，唤醒对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除了传递汉字知识，该节目还深入解读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神奇的汉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邀请熟谙汉字文化的专家讲述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将汉字背后的来龙去脉和文化故事娓娓道来，以汉字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为载体，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专家郦波在节目中这样解读“美”字：“‘美’者，甘也，从羊从大，所以我们常说‘羊大为美’。‘美’字最早来源于美食，后来延伸到感官和审美。我们是华夏民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故曰‘华’。所以中国人的美，有美食之美、服饰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节目通过汉字专家的趣味解读，寓教于乐，让观众学习汉字、热爱汉字，彰显着当下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神奇的汉字》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不一的普通人，如青少年兄弟姐妹、快递和外卖小哥等，以他们为主角，聚焦平凡中的不平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热爱文化、奋发好学的精神面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嘉宾们在节目中展现出满满的正能量，张墨和张竣旗两兄弟分享了共同学习汉字的经验，让观众看到他们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和互帮互助的兄弟情谊。节目还讲述了外卖小哥陈正利奋发图强的励志故事，虽然创业不顺利，但他依旧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坚持不懈的学习，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乐观向上、努力奋斗的风采。汉字专家也以饱满的热情、幽默的语言，解读汉字文化和历史故事，焕发汉字进入新时代的新光彩，激发人们对丰富学识的追求。节目通过展现嘉宾对汉字文化的热情、丰富的学识涵养、不懈的奋斗精神，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无穷魅力和时代风采，力求使汉字成为全民的基本涵养和情操，嵌进中华文化的基因，并代代相传。

    提笔忘字的时代，《神奇的汉字》像一股清流，以汉字为桥，走进中华文化宝库，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让国人更加珍惜敬畏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节目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以字促美，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奋发好学的新风采，努力为促进我国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神奇的汉字＞：寻找汉字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