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②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③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

    ④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剧，中西经济、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由此引发的东西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建成了东西文化在兼容与互相借鉴的过程中的碰撞也日趋激烈。人们在满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思想观念的升级、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人们不可能再满足于过去的传统侄桔与束缚，人们寻求的是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生活方式。突破传统、追求自我成为当今人们的精神目标与追求。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取向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生活上的富足与安定，这时期的人们寻求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精神文化、精神价值上的追求以及对自我精神生活的全新把握。文化成为这种要求的源动力，精神上的富足在这一时期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起来，而与文化相对应的艺术也在整合、兼容、吸收、冲撞中寻找着自我发展的方向、探索着新时期寻求发展与自我展现、自身发展的契机，当代中国水墨艺术自然而然地也在经历着这样的历史演变。

    一百多年前，从一批为追求理想、寻求艺术突破与创新的艺术探索者踏出国门，去西方寻求艺术真谛的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徐悲鸿、李可染、林凤眠等一大批老一辈艺术家的探索之路，同样也在被当今的艺术家们继承与延续着。当代中国的水墨画家们，在吸取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探寻着用西方绘画技巧来改造中国水墨艺术的道路，实践着西学东渐的可操作性，探索着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发展的新路。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水墨语言上进行了许多突破传统笔墨规范与品味的实验；他们的绘画风格的形成与评价体系，有悖于传统笔墨体系的价值标准。

    虽然民族的特点深深地停烙印在他们的水墨作品中，但他们改造传统中国水墨艺术的探索精神也不可否认。这些当代水墨画家，广泛地受到了西现代艺术的影响，在笔墨的表现性、造型符号、画面构成、图像组合等方面体现出与传统文人绘画相区别的独特性，展现着自我的“前卫”。在当代水墨艺术创作中，水墨画家们尝试着消解传统水墨画的笔墨法则，以当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精神对传统中国水墨艺术进行构建。对传统审美情趣与审美取向的破坏、对传统技法的解构，对西方抽象主义、印象主义绘画技法地吸收以及画家自我个性自觉地张扬与宣泄，从各个层面使当代水墨画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与观念，深度影响着这个时代的艺术创作与艺术受众。这个时期，画家个体观念的自由与语言个性独创，使现在艺坛成千上万的画家以独创的样式与风格竞逐着。无论是“实验水墨”、“表现水墨”，还是“观念水墨”，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这个竞争时期的语言独创角逐。

（选自姚明琦《试析当代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水墨艺术》2017年5月版，有删改）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断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社会民众的某些情绪、意见难以用舆论中通行的文字、语言形式公开表达，而只能以类似于“默会知识”的非符号化的形态存在和传达，例如社会体验、社会经验、民众情绪以及各种“隐性信息”。默会传播是隐匿于显性舆论传播的丰富意义世界，不只是靠符号化或显在化的传达，还需要在具体情景中的积淀和沉浸。领悟、体会、洞察、直观等都是重要的意义生发方式。在舆论场中同样也是意义接受与传递的主要支撑，这些需要主体的默会与内隐体验。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流水线式复制而生产的舆论声势，例如报纸、刊物对社会意见的大量印刷发行，电视媒体新闻向成千上万观众的直播。但是对于沉默舆论而言，基于特殊情境与体验的非复制性的传播也具有其独特力量，例如非语言传播、“文脉”、“地方性知识”等，都不是可复制性抽离与电子拷贝的媒介工业可简单替代。

    在社会压力、制度渠道等情况下，会造成公共意见表达不畅，只能以被抑制的形式表达和传播，这是构成沉默舆论的主要传播路径之一。如果不能做到社会公开，舆论就会转而利用非官方的、民间的渠道，甚至会采用非法的、地下的形式。这从“公开”的第一层意义讲，仍然具备“公开”的特性。只是，社会的挤压和舆论的非体制化，使舆论不能常态生长，往往会形成谣言、流言、传言等等变体形态。“大道不通，小道流行”，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被抑制的传播依然有其难以抑制的生命力和功效。显性传播的作用或爆发通常也需要抑制型的隐形传播作为积累，例如“道路以目”对社会情绪的传达和积淀。或者说：不充分的信息并等于不充分的传播；沉默舆论不一定被公共表达但却可以传染和传达。

    舆论的传达也并非总是显性和直接的，而是具有各种隐晦的传播方式，例如非言语的表意、含蓄的象征、罗兰·巴特所谓的“含蓄意指”。隐性的舆论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潜在意旨形成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的传达，如“言外之音”“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各种民谣、“你懂得”段子也都在含而不发的方式中传递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沉默舆论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文字的方式进行传播，例如“肢体的集体表意”、纪念物、行为艺术、特殊物件所唤起的集体情感和行动。

    在信息的“内爆”和注意力时代的背景下，对于“注意力”或“头条”、发声权的争夺与占领，往往成为舆论战场的主要焦点。缄默的舆论元素易为喧嚣的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所掩盖，而忽视了大众媒介文化中应有的缄默。而事实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传播路径展露的是，信息的传播并非需一味地讲究眼球、头条或速度、规模，“快时代”同样可以通过“慢传播”的方式达到深入到、人心之效。不是所有的传播都是可以快和必须快的。同样，不是所有的舆论传播都必须在“眼球为王”中达成其声势和影响。沉默舆论的慢传播要克服速度与信息爆炸的社会表皮，讲究无声胜有声的慢哲学。

    ①20世纪以后，不仅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只不过，这个变化是渐进的、漫长的，而且是一个很不平衡的复杂过程。远不像今人常常下意识地认为的那样，可以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不独过去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如此，整个世界的历史，包括当下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的现状，其实也是如此。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试做解读。

②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③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对马克思认识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凡读过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必须要从“自在”进到“自为”的成长过程的论述的读者，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就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这一对人的认识的解读，把它延用到了自己对阶级成长的问题的判断上去了。同样地，我们应该也可以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一个民族从古代向现代，特别是一个落后民族中的普罗大众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国民的演进过程。

    ④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者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确立自己的民族地位、国家属性及其国际社会政治的平等参与意识。

    ⑤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还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因而其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是严重不平衡的和不一致的。中国在外国人治理的租界城市诞生出诸如上海之类的个别现代都市，形成了一些读洋书、识洋字的现代知识人，出现了一批略识金融、市场和管理的现代工商业主，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也因此都同步在“现代化”了，即使在各大中城市里，许多人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依旧离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公共社会的秩序、规则和观念甚远，又何况是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几亿旧式农民呢？他们多数大字不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对村庄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处在这样一种境况下，他们又如何能够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

    ⑥由上述可知，生活在当下，了解一点中国近代社会的曲折进化过程，颇有必要。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惟受此影响，中国社会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及生活、交往方式上益现悬隔、碰撞，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以致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几乎不可避免。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观念上之差距，仍会有天壤之别。

摘编自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