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金涛

    从柏林回到北京，严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在国外，她会经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读两个小时书，一星期在家看两三部电影。一回到国内，读书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了。“就晚上睡觉前读一会儿书，很糟糕。”严歌苓说。

    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在严歌苓的电脑桌上，经常放着一本李商隐的诗集。电脑开机前的空闲里，严歌苓会翻开诗集读上一段，虽然她和李商隐的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别，但严歌苓觉得这可以使她进入一种很美的意境。“平常读好的语言，包括英文，总是在给我营养。作家要不断地被陶冶，学的语言越多越好，别人语言中总会有自己语言中没有的养分，也可以从古文和现代文字中吸取大量养分。”

    作为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严歌苓说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依靠谷歌、百度，现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钟变成学者，但这样了解知识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说，还可以看一些政论、哲学书籍等，然后去思考。这样知识就在血液里生长，一旦有知识长进生命中，看问题，想故事，进而表述这个故事，和临时抱佛脚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要厚积薄发。”

    严歌苓小说讲述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但她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坐标上去看，哪怕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能都会不一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她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风尘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时，还在救赎自己。一种柔弱生命对一种更柔弱生命的保护，一种被世俗认为低贱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保护变得宝贵。”改编成电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没有改变。“这种精神是普世的。”严歌苓说，现在国际上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现象，《金陵十三钗》一下子就卖了20多个国家的版权。

    创作时是支燃烧的蜡烛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严歌苓的新作《陆犯焉识》，书中有很多是关于严歌苓爷爷的。“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就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为了写好这本以爷爷为原型的书，严歌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爷爷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严歌苓也非常爱读。“特别厚的两本。下册讲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特别好。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爷爷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在严歌苓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依然支离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写小说，必须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如果讲的太具体了，我就觉得被绑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不能把发现自己当成第一主题

    写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对于现实生活，她似乎无暇顾及。“我做不到把当今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上的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我写出来的东西，西方人必然要经过一道语言的翻译，再经过一道文化背景的翻译，还要经过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翻译，有好几层，难怪人家翻译不好。”

    不过，严歌苓觉得中国当代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现在的作家像韩寒、郭敬明，已经不再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负担。年轻作家关注个人的生命、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苦闷，个人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全世界都会共同关注、都会懂得的宇宙。“他们写作的优势在于对个人的探索与发现。这个主题是全世界的同龄人都在做、作家都会有的共同命题。年轻的作家不去讲‘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外国人不懂那个时期生活形成的特定术语。现在青年作家考虑的问题如就业、购房、环保等正和西方青年作家逐渐靠拢，相似的环境下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命题，这也造成他们情感表达的接近，文学不与世界接轨也得接轨。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文学不应高高在上。

    严歌苓天生对故事敏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民间的故事。 “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细节，编造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时我会搜集这些东西。《第九个寡妇》是我听到的故事，《小姨多鹤》也是我听到的故事，都是朋友给我讲的。”

    但严歌苓并不苛责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现在人们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两分钟，小说很容易失去读者。所以故事怎么写、怎样进行、怎样开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说读者素质太差根本看不进我的书，这种傲慢对今天的读者是行不通的。要运用最好的文字写故事，把自己的见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摘选自2011年11月29日《中国艺术报》）

叶圣陶在四川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选自《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第九章，有删节）

卢鹤绂：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安检员还从来没见过带这么多书的。“正在打仗的时候回国，你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带这么多书?”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9月，卢鹤绂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毅然回到了正在进行着抗战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正在进行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时会说：“如果卢鹤绂当年留在美国的话，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内地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力学和地球物理探油术等课，他常常只能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课。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卢鹤绂预言“浓厚之能源”的“特殊之用途”得到应验。1947年，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到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培训班：学员中有90名工程师，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括日后的核基地司令。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如果卢鹤绂也到核弹基地，将来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卢鹤绂回到复旦讲坛。

    1980年，卢鹤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直到晚年，卢鹤绂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

    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名全球闻名的物理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对京剧的痴迷源于年幼时在舞台下的耳濡目染，入门完全是无师自通，唱功、演技都是听来的、看会的。他曾自豪地说，他不用任何准备即可登台上演40出谭派戏。

    有人问卢鹤绂为什么如此酷爱京剧，他回答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含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近期，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 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节选自《新民周刊》2014年7月)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爱国志士兵逢甲

    “春愁难遗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6年，丘逢甲回到广东蕉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爱国诗篇《春愁》，其拳拳爱国心也成为今日两岸同胞共同的纪念。

    丘逢甲出生那年恰逢甲子年，其父认为是吉兆，故而命名为逢甲。丘逢甲自幼就志向高远，十分崇拜郑成功，以郑成功凛然的民族大义自许。郑成功这位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更使他从小就刻意向先贤学习，言行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丘逢甲生性聪颖，十四岁时以《西江月》词牌填词一首：“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方雄。列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方适用。却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愿做官告假离职返台，开始从事教学，培育民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预见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并动员亲属入伍。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称“台抗京危”，不予理睬。在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丘逢甲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义军，横刀跃刀与日寇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个日夜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

    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仍想着收复台湾，他写诗自勉道：“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岂有桃源堪避世，不妨蔬水且安贫。天下闾辽阻愁呵壁，时局艰危痛厝薪。只恐南阳难隐卧，中原戎马待纶布。”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抗日保台失败后他更是切身体会到“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内渡回大陆后，他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各一年。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在嘉应、兴宁、长乐、平远、福建上杭和武平、江西寻乌等地办学，“劝办学校以百数”。

    丘逢甲大力推行新学，主张“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智育方面引进西学，积极改革教学方法，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刊，关心国事。

    丘逢甲盛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号召粤籍巨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庇护被侦捕的革命志士；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举为赴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广东代表之一，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接编自《梅州日报》）

【相关链接】①丘逢甲平日最厌恶迷信、鸦片和赌博，在早年的诗词中一再提及，指为中国人的三大积弊，明白指出鸦片对国民的残害。而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时尚，好此道者大有人在，尤其一些达官贵人将其视为时尚，而他独具慧眼视为毒害，这在当时可说是见解独到。（接编自《台湾周刊》）

②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才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后来的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朱执信、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等均受教于丘逢甲创办的学校，皆成为后来革命的中坚力量。（接编自搜狐军事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