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与城市

毕淑敏

    ①城市是一粒粒精致的银扣，缀在旷野的黑绿色大瞥上，不分昼夜地熠熠闪光。我所说的旷野，泛指崇山峻岭，河流海洋，湖泊森林，戈壁荒漠·····一切人烟罕至保存原始风貌的地方。

    ②旷野和城市，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

    ③人们多以为和城市相对应的那个词，是乡村。比如常说“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其实乡村不过是城市发育的低级阶段。再简陋的乡村，也是城市一脉血缘的兄长。

    ④唯有旷野与城市永无声息地对峙着。玻市侵袭了旷野昔日的领地，驱散了旷野原有的驻民，破坏了旷野古老的风景，越来越多地以井然有序的繁华，取代我行我素的自然风光。

    ⑤城市是人类所有伟大发明的需求地、展览厅、比赛场、评判台。如果有一双慧眼从宇宙观看夜晚的地球，他一定被城市不灭的光芒所震撼。旷野是舒缓的，城市是激烈的;旷野是宁静的，城市是喧嚣不已的；旷野对万物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城市几乎是人的一统天下，。·…

⑥人们为了从一个城市，越来越快地到达另一个城市，发明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人们用最先进的通信手段联结一座座城市，使整个地球成为无所不包的网络。可以说.人们离开广义上的城市已无法生存。

    ⑦我读过一则登山报道，一位成功地攀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勇敢者，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暴风雪，被困且无法营救。人们只能通过卫星，接通了他与家人的无线电话。冰暴中，他与遥距万里的城市内的妻子，讨论即将出生孩子的姓名，船风为诀别的谈话伴奏。几小时后，电话再次接通主峰.回答城市呼唤的是旷野永恒的沉默。

    ⑧我以为这凄壮的一幕，具有几分城市和sT野的象征。城市是人们用智慧和心血、勇气和时间、一代又一代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在城市里到处是文明的痕迹，以致于后来的人们，几乎以为自己披甲执兵，无坚不摧。但在城市以外的广裹大地，旷野无声地统治着苍育，傲视人寰。

    ⑨人们把城市像巨打一样，楔入旷野，并以此为据点，顽强地繁衍着后代，创造出流光溢彩的文明。旷野在最初，漠然置之，甚至是温文尔雅的接受着。但犷野一旦反扑，人就一筹莫展了玛稚古城，庞贝古城·····一系列历史上辉煌的城郭名字，湮灭在大地的皱褶里二

    ⑩人们建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城市，以满足种种需要，旷野日益退缩着。但人们不应忽略旷野，漠视旷野，而要寻觅出与其相亲相守的最佳间隙。善待旷野就是善待人类自身，要知道，人类永远不能以城市战胜旷野，旷野是大自然的肌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选自《毕淑敏散文精选》)

父爱的尊严是一种痛

    ①同学从家乡的县城来看我，我差点儿认不出他。几年不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对他来说，这是沧桑生活的见证。他从贫苦的农村家庭走出来，中专毕业，娶了个多病的妻子，妻子病刚好，又要为随之而来的孩子操心。等家庭的一切都有了好转的迹象，自己却下岗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②终于，同学想办法摆了一个地摊，卖儿童玩具、零食之类的小杂货，诚实和热情，为他赢得了很好的生意。他很高兴，我们也替他高兴。可是现在我猜不出他的生活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③同学苦笑了一下，才说出了原因。原来，不知不觉他儿子已到了入学的年龄，小学就在他摆摊的500米外。一开始倒没有什么，后来班里的同学都知道了儿子的父亲是个摆地摊的人，就开始嘲笑他。头儿次，儿子忍住了，后几次，他就忍不住偷偷地哭。经多次追问，儿子道出了实情。

    ④为此，他每天走很多路，绕开小学的门口，推着小车沿街叫卖，生意已大不如前。他极力躲闪着放学的孩子，躲闪着儿子和儿子的同学。

    ⑤这又是何苦呢？我试探着说，你可以和儿子说清楚，他会理解的。同学说，他希望儿子不理解，儿子若是理解了，就过早地承受了一份本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生活压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沉重来代替他童年的无忧无虑呢？我无话可说，只是想着他推着车子串街走巷的样子，有点儿崇高，也有点儿悲怆。生活的困顿，不该剥夺做父亲的尊严，这是他精神的最后一块领地，凛然不可侵犯。

    ⑥我想，可能这世上任何矮小的男人都是高大的父亲。父亲的尊严是男人精神的高度，是荣誉、权威、自尊、傲岸的代名词，它赐予任何一个普通男人被尊重、被崇拜的陶醉和满足。然而，为了捍卫这种神圣的高度，却需要一个男人付出辛酸的代价。

    ⑦我想起我在读大学时遇到的一名校园清洁工。他负责打扫学生公寓的楼道和厕所。50岁的模样，头发花白，脸像松树皮一样黝黑且皴裂开来。他每天的活儿又脏又累，而且被世俗的眼光所轻视。但奇怪的是，每次下班后他都精心地打扮自己。抹些自来水，用梳子将花白的头发梳得平平整整，一丝不苟，换上洁白、干净的衬衫，而且还会扣上封领扣，并滑稽地戴上一副眼镜。这时的表情慈爱而庄严，与平时判若两人。后来他觉察出我们的好奇，就解释说，他有个女儿在初中读书，他每天下班后都去接她回家，女儿只知道他在大学工作，而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

    ⑧所以，在见到女儿的一刹那，他要把自己打扮得接近于教授：山一般伟岸的身躯，海一般渊博的学识，沉默如幽谷博大深沉，言辞如江河滔滔不绝，嘴角表露着自信、仁慈、悲悯的微笑，眼神流露出太阳神阿波罗般智慧的光芒。这是天下儿女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形象。

    ⑨我的一位朋友跟我很痛心地谈到这样一件事。他一直崇拜他的父亲，他父亲对此也了然于心。在父亲生命的晚期，病痛折磨得他不堪其苦。可是，他每次回家，父亲总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他报以顽强的笑容。这时他便肃然起敬地欣赏父亲。有一次父亲伸手去拿一只茶杯，茶杯却中途落到了地上。父亲离去了，那只半空中颤抖的手却一直凝固在他的记忆中。他觉得这便是他对父亲最大的错处 ， 正是他崇拜的眼神怂恿了父亲对病痛的忍耐，让生命最后时刻的父亲，也不能自然地、人性地通过呻吟来宣泄痛苦……

    ⑩看来，对父亲形象的光辉歌颂，只能怂恿男人在生活中做鱼死网破的挣扎。让父亲做一个很平常、很自然的男人吧！他既有可能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雄浑；也有可能是轻舟淡月小桥流水的纤细。真正爱父亲就要学会接纳父亲的卑微和渺小。

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

韩少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结果不容乐观。随后，我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他们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30年前？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过？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但中国有句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赫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

    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

    就这样，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的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在工休时，聊天是解闷的主要方法。闲聊类似说书，是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有书难读的时候，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

    茶场的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有这么一个人，他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了。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琪罗的画册。我们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20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那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藏书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

    90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于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1980年初陆续出国的这一批人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刻苦，且学养不俗。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那批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选自《漫长的假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