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logo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6届四川省广安、眉山、遂宁三市高三第一次诊断性考试语文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克利福德·吉尔兹和孟德斯鸠看来,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会极大地影响法的内容与形式。 B、法治成功的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让民众逐步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 C、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应与道德相对分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 D、现代法律具有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的特征使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相关要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是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的具体表现。 B、国人擅长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是造成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重要原因。 C、建设法治国家既要看到法律的相对独立性,也要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 D、道德治理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等特征使它难以适应当代复杂的社会形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常常是浑然一体的;而现代法治国家却要求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 B、现代法治国家表现为:法律的相对独立、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同时,保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一致性。 C、道德与法律虽难以决然剥离,但两者自身的属性决定了现代社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次之序。 D、依法治国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法善治,构建法治中国。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阅读《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完成下题。

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

邱晨辉

    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上,无数闪光灯照亮王小谟的那一刻,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成绩更是被人们反复传颂——提出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媒体赋予他的诸多头衔——“中国预警机之父”、著名雷达专家等等。

    然而,近些年来,王小谟倒是经常放出些“得罪人”的话,甚至会因为“有个性”“直爽”惹来一些“争议”。8年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中,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的王小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要克服在科学研究上的浮躁情绪,切勿追求短期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王小谟当时话锋直指科技体制,称“要从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入手,才能推动科研健康发展。”

    在两院院士中,就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中也不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但王小谟的履职方式却颇具个性。至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只在科技领域谏言不同,这位“学问最高”的代表群体中的一员,还会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并颇有“个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10年前的一次两会上,王小谟揪住“两院”报告就是一连串的问责,他称报告里面列举出很多数字,说明“两院”做了很多工作,具有说服力,但是,“要做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此”。王小谟发言道,对于人民关注的大案要案,要加大审理透明度和报道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并受到警示教育。当然,这样的“敢言”和“个性”,也让王小谟尝到舆论的苦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分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有人看到,看台上的王小谟“流泪了”。

    王小谟选择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想要属于科学的答案,却从不愿意随波逐流。

    1987年5月,当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直入苏联领空,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之一的地面雷达防空网后,苏联被吓到了,中国同样震惊了。低空防御雷达成了一个必须拿下的科技。那时,已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的王小谟跃跃欲试。然而,国家并没有把低空雷达的研制任务交给38所。王小谟没有就此放弃。“不让我们做,我们针对国外出口行不行?”看似不合组织口味的这一招,却用成果打败了美国、俄罗斯的雷达,并以国际价格卖给了不少对技术要求很“刁”的国家。王小谟和团队也因此收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今天,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大会堂里,面对前来采访的年轻记者,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微笑着握手。

    王小谟总是对年轻人青睐有加。这位曾经的中国预警机系统总设计师,先后培养出18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事业传承有望!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先后主持研制了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节选自2013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王小谟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三坐标雷达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热得汗珠直冒。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90后”写作的兴起与文学的新变化

张颐武

    最近,大冰、卢思浩、张皓宸、沈煜伦、苑子文、苑子豪等年轻畅销书作者的新书,在短期内占据了当当、京东等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半壁江山。而“80后”的张嘉佳更是成为最近的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些人在传统的纯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但他们在“80后”、“90后”的读者中都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些以“90后”为主的作者很多都是以篇幅短小、语言幽默与温和的小感伤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有一点像过去的所谓“小小说”。但他们的写作很接近短小的段子,用一个小故事来表现温情和感伤的混合复杂的情绪。

    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生活环境的影响。“90后”生活在中国发展比较顺畅的时候,温饱有余,受过较好的教育,没有遭遇大喜大悲,过着庸常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失个恋可能就是大事。反观过去,牺牲、苦难、生活的艰窘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的体验和前几代人不同,但同样有许多生活的挑战。因此写作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出现。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需要,这些作者面对的读者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结婚生子、毕业就业、考试升学,有着人际关系、抗压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的困扰,需要有文学作品来给他们更多的抚慰和激励。

    与韩寒、郭敬明这些早年成名的“80后”作家相比,张嘉佳等虽然年龄接近,但写作显然和他们不同,他们和“90后”的作者的写作相当接近。“90后”作家出来较晚,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磨炼,从写段子开始,对市场的运作很熟悉,有高度的敏锐性。他们作品中反叛性不强,就是生活的平常性,人物也是不好不坏,有点小感伤、小同情,又有调侃机智,似乎对社会看透了的感觉。没有大喜大悲,写的就是生活中恋爱失恋等小波澜,这也是全球的中产生活的一种常态的表达。韩寒、郭敬明接触现实和“90后”还是有所不同,当时的文学界对这几位作者有相当的关注。但今天的新的作家则似乎仅仅存在于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之中,似乎完全和传统的文学界井水不犯河水,是完全平行发展的。

    有人就此说到纯文学不存在了,这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文学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分化,一部分是纯文学,另一部分是通俗文学。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间又产生了网络文学,目前这三部分是平行发展。莫言、刘震云、苏童等都在写作,纯文学仍然是很庞大的一块,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90后”以及以张嘉佳为代表的一些“80后”作家的作品都和纯文学关系不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年轻的畅销书作家,主流文学界和批评家们很少发声。当下这些年轻畅销书作家写的短小故事和段子,跟传统文学的结构模式不一样,没什么可比性,而且传统的纯文学在“90后”当中也没什么影响力。

    现在看来,虽然当下的“90后”作家和纯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但日后会有“90后”纯文学作家的出现。现在的“90后”写作能否成为经典也要看时间的检验,谁能脱颖而出,哪部作品能够流传千古,还要时间和历史去检验。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节选自2016年1月13日《天津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它。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具体说来,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政治学说,关注血缘传承,看重礼仪祖制,守护家族利益,理论上归结到以社稷为本位,反映着当时仍居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阶层的思想理念。稍迟诞生的墨家学说,反映着当时社会众多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理论上以下层民众为本位。法家学说代表着正在成长中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进一步打造出了为权势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体系,理论上以权势君主为本位。

    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尊崇祖宗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的灵魂保持某种敬畏。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法家韩非构建了以权势君主个人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已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权势君主个人意志的伸张。

    思想根系是三家学说种种不同观念产生的渊源和形成的缘由,也是它们相互划分的根本依据。墨出于孔,尽管双方在圣人观、天命观等方面有相近的理念,但因思想立足点相异,因而构成了不同的学派;荀子在人性观方面与孔孟理念相违,但因为坚守与孔孟相同的理论本位,所以仍不失儒家的本色;韩非虽然师承了荀子的许多思想,但因他构建了为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其理论本位移易,因而变成了专制色彩明确的法家,理论本位对整个学说的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儒家以社稷为本位,提出的政治主张要顾及家族的血缘传承与礼仪文明的接续,同时又要应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其思想理念必然瞻前顾后。因为这种双维度的价值选择,所以中庸就成了最恰当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理论本位及其价值理念的必然选择。相比而言,墨家少有传统的包袱,把“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最后的落脚点,顾及的是天下民众的利益。与儒墨不不同的是,法家政治方案只关注现世君主,在一个点上着力,因而其主张和方案往往是激进的,行为是偏激的。

(选自冯立鳌《儒墨法三家观念差异的根源》,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些旧的文化传统,一种民族劣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而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而决绝地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人的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

    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我们来说,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鲁迅的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鲁迅在世纪之初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的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的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是这觉醒之后对现实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来,但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鲁迅的存在,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之为“伟人”。我们需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所以我说:“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自《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有删改)

返回首页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