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 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冯骥才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薄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之中。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那个困扰纠结的时代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地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需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中国的人和自然

木心

    ①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有着相互参透的关系，中国的自然滋养了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亲近着中国的自然。

    ②《诗经》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才能开诚咏言。楚辞通体苍翠郁，却过于避世独居；汉赋则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虫鱼鸟兽的谱第，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而宋词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哀婉，梳剔精致，吹气若兰。

    ③中国的人和自然紧密相联，无处不在。中国的“人”中有“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者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也许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种的花服谁，谁卜居的丘壑有谁的风神，谁的衣裳具备谁的性情……街头巷尾，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堆叠如山，令人无法喘息。幸亏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人。家家户户便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

    ④另外，人有时不免苦闷，苦闷逼使人有所寄托，因而将目光投向自然，但也有与自然过于亲昵的，至少可先举两则趣例：金鱼、菊花。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光阴，才培育出婀娜多姿的金鱼，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其品种令人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本是单调的，也被嫁接盆栽，作纷繁的形色变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式来对待庄稼，就洽谈室以颗粒无收告终。

    ⑤中国的山水花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休戚，或盈或涸，或茂或凋。如果说这些是体小者，那么体大者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在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

（有删改）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

    1909年9月21日，美国奥克兰市郊匹满高地的伍•吉•典梓农场。一架升降舵装设在飞机前部的鸭式布局轻型飞机在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由慢而快地滑行着升上天空。那个驾驶着简陋的飞机在10～15英尺之间的低空飞行了约半英里航程的年轻、挺拔的身影，犹如一道永恒的闪电，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天空上--冯如。

    中国航空之父，首位驾驶自制飞机上天的中国人。

    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美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这座城市人口众多，工业发达，冯如终其一生的对于机器和工业的迷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回家学习，研读各类科技书籍。经过十年的工作实践和学习，冯如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特别是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不但运输、移动方便，而且发电效率优良。他设计制造的抽水机、打椿机、发电机、无线电报机等轻便耐用，深得社会赞誉。

    1906年前后，有两件事情给冯如内心带来了强烈震撼。一是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自制载人动力飞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世界载人动力飞行史的第一页。冯如萌生了效仿莱特兄弟试制飞机的念头。二是1904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特权，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战争。1905年9月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竟规定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大连及附近海域转让给日本；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也交给日本所有。这件事情更使他坚定了研制飞机的决心。冯如为祖国的不幸痛苦不已，他的“机器梦”破灭了：“是(指制造机器) 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从此，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思想，发誓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冯如勤奋学习、研究，先后从《美国科学》、《航空学》《航空器》和《昆虫式飞机》等当时著名的航空科学书刊上，搜集了大量制造飞机的技术资料。为了探索飞机的制造和驾驶技术，冯如通过观察飞鸟的飞行情况，领会到要制造一架能够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不但要有合理的外形，良好、稳定的操纵系统，而且要达到最大功率和最小重量的完满结合。

    经过充分观察研究之后，冯如选定以莱特式飞机为设计飞机的主要蓝本，同时参考花曼、寇蒂斯、伯里利奥等当时著名飞行家的飞机图形绘制成飞机结构施工图。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购置足够的生产工具，飞机的大小零部件都只能用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完成，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制成一个合规格的零部件。冯如的家人也屡屡催促他回国团聚，冯如复信婉言劝慰，并毅然宣布，“飞机不成，决不归国”。

    1909年9月21日傍晚，冯如驾驶着经过检验和更换了新车轮的飞机，冒着强风，在伍•吉•典梓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起飞。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机作椭圆形航线的绕空飞行，高度保持在10～15英尺之间。在未经试飞证实确属安全之前，冯如不打算冒太大的风险，进行更高的飞行。飞机飞行了一圈，航程约半英里。这表明这架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能够如意地进行操纵。冯如首次试飞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史的开端。

    1909年9月23日，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旧金山呼声报》等英文日报，分别以《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为题，报导了冯如制造飞机及试飞成功的经过，大大地鼓舞了旅美华侨投资支持冯如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信心和兴趣。

相关链接：①冯如制造飞机和试飞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当时国内发生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想利用冯如为其建立航空部队，电召冯如归国，许以破格录用。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用他掌握的航空科学技术知识，在美国经营航空事业，赚取大量金钱，但冯如毅然回国。②1912年8月5日，经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冯如在广州郊区做第二次飞行表演。为避险冯如意欲使飞机飞得更高，将两手所持之机关一抽，不意用力过猛，该机直上，头高尾低，冯如两足浮松，全身下坠，飞机亦即坠落。冯如头、胸、股各部均受重伤。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一代英豪，就此长眠，时年29岁。

    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的形式美建立在几千年汉字的特殊形式基础上，线条在运动中构成活泼的生命。汉代蔡邕曾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这里的“形”，包括了天地万物及人的本身。以后的研究者都离不开这个大范围。直到康有为，简捷地表明：“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势”是动态，进一步有了“意”，即意味、意蕴，“意”扩大了空间、时间，没有穷尽。中国书法艺术积淀了自身的审美意味，它是作者与接受者共同的创造。

    艺术家应该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心态面对传统，面对古人、今人、世界，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所有文化艺术精华，同时还要善于在生活里发现美。古人论书“万岁枯藤”“千里阵云”“惊蛇入草”“飞鸟入林”这些都是在自然中妙悟笔法的例子。书法的节奏与韵律，也与音乐、舞蹈相通。杜甫说“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一个书法家的成长，要重视对经典法帖碑刻的学习，还要重视在“字外功夫”上参悟，要“书内书外，艺道并进”。读书与游历，尤其是不可缺少的功课。

    明代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现代黄宾虹说“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可去也”。知识学问的来源无外乎读书、行路。读书与行路，不仅有增进知识的作用，更有变化气质、医俗的意义。这里说的读书和行路，不是一般的“读”书，也不是一般的“行”路。齐白石老年时“五出五归”，游历大江南北，饱览名山大川，就是深入生活、师法造化，开拓了眼界和心胸，对其“衰年变法”有重大意义。林散之晚年在其《书法选集·自序》中回忆远游的经历：“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然而苦则苦，此行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对其眼界胸襟的拓展，其意义更是无法计量。今人出行，都是借助飞机、火车这些现代交通工具，与古人那种长途艰难跋涉，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以新的审美眼光面对新事物，开拓新思想，运用新语言。读书与游历，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要把“行万里路”当作浮光掠影一般的游览，要深入了解社会，体验大众生活，由此化为自己的气质。艺术源于生活这个道理，各门艺术有共性，也有特殊性。

    在研究书法本身特殊的规律时，天地万物、自然界、社会界，一直到人本身，都可以启发我们在艺术上的想象力。苏东坡在黄州流放期间，写出了《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千古佳作。人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要善于体验人生的各种生活，观察社会的不同面貌，还要如黄庭坚“得江山之助”。于此，科学与艺术同理。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摘编自沈鹏《漫谈国学修养与书法》，《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0日11版）

提升文创竞争力有必要“两头走”

①故宫又上了头条——因为预约“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的人数过于火爆，故宫官网被网友“瘫痪”了。近年来，故宫在文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故宫文创携手世贸以“快闪店”的形式登陆上海，独特的展览形式和文化内涵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故宫的做法给上海打响文化品牌、提升文创竞争力，可以带来不少启示。

    ②21世纪，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从综合竞争力演变为核心竞争力的竞争，构建城市品牌成为挖掘城市内在价值、在城市竞争中实现差异优势的重要举措。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拥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资源，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在此汇聚。改革开放以来，也创造了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文化产品。但冷静来看，上海现有的文化产业链是不完整的。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文化与品牌断裂、文化与大众割裂，导致上海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上缺乏足够多的核心竞争力。

    ③如何做出真正有内涵、能推广的文化品牌，如何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文化品牌？结合现实挑战，有必要“两头走”：一头做精做深，尊重传统，提升文化文艺价值；另一头与市场对接，把传统和当代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老百姓更接近艺术，更愿意体验文化。

    ④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需要尊重传统，并将其内涵进行充分阐释和挖据。这就需要通过作品、人、环境三大要素来实现，即通过作品本身内涵的挖掘、文化工作者思想引领的加强、科技文化融合手段的环境支撑三个要素来实现。

    ⑤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并以建筑、路名、符号等形式将各种故事隐藏于上海城市的各个角落。这正是精品创作的直接源泉。同时，对经典作品再创作也是一种有效手段。例如，在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可以看到很多致敬经典、追缅先烈的作品。

    ⑥古往今来，文化都是靠匠人精神传承的。匠人精神之于文化，是引领和指导，更是生根发芽的根基。杨致俭古琴制作技艺工作室就是一个例子。

    ⑦从深层次来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与200多年之前的工业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它是建立在互联网逻辑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而信息态的虚拟价值恰恰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文化与科技融合，本质上是创意与创新融合，是以科技推动创意的质量和产业化。技术能够提升文化创意设计的表现力和创作力、提高创意设计的效率和质量，这在影视制作、游戏、会展、广告、主题公园、建筑设计等行业尤为明显。

    ⑧文化品牌的另一头应该与市场对接，把传统和当代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海存在一批质量过硬的文化品牌，如许多老字号产品过硬，但缺乏将产品推向更大市场的契机；不少演出院团拥有好的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却缺少能够帮助这些好作品、好产品实现产业化的人才，更缺乏能够挖掘和提供这类人才的机制和平台。

    ⑨文化品牌的打造，在关注内涵提升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市场、受众的需求及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加何将文化创作与现代文化消费整合是文化领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从对外传播角度来看，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停留在“京剧和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如果想扩大文化品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影响力，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产业化：要实现文化上的自我突破，也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产业化。

    ⑩日前，文化产业化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使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而要让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首先要靠人才、不仅要引进好的创造型人才，而且要培养和引进具有营销、广告、中介、经营等相关能力且能把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源转化为畅销产品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文化和市场需求的纽带，是文化产业大众化的关键。

    ⑪平台也是一个关键要素。平台是将创作、表演、企业、媒体、受众嫁接在一起，生产出市场喜闻乐见又兼具实用价值、审美价值的产品，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关所在。在这一方面，上海民营院团的发展正在提供借鉴和经验。它们的创作活力和创作质量深刻带动了艺术潮流，体现出强劲的市场爆发力。特别是，一些年演出场次破万的数据，更说明它们受到了不同群体的喜爱。

    ⑫就发展模式而言，平台资本的多元化也是成功的基础要素。国家艺术基金的注入、大企业的投资和众筹赞助，多元化的“输血机制”使得民营院团的发展拥有强劲势头以及后劲。

    ⑬文化要活起来，还需实现不同文化资源之间、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等的嫁接，这就要有完善的机制作为保障。上海的张江文化创意园区就是典型的机制带动文化产业发晨的案例。在张江文创区，探索、钻研、合作是三个明显特质。前两者意味着对市场的把控与前瞻，后者则是文化资源的整合与重构。

    ⑭在做活做新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不能把精品化和大众化割裂开来。精品化是大众化的基础，只有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作品，才能被老百姓所认可；大众化是精品化的检验，只有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文化作品，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要通过精品化将当代作品转化为经典作品，再通过大众化、市场化将经典作品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经济价值，又能满足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从而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

（选自《解放日报》2019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