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游戏咨询机构伽马数据估计，2017年第一季度，《王者荣耀》取得了55-60亿元的收入，估计占整个手游市场收入的20%左右。与市场上巨大成功相伴而来的，是社会上的争议不断。小学生沉迷游戏后刷爆家长的银行卡之类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社会关注之下，7月4日，《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上线。系统推出当天，港股收盘时，腾讯股价下跌4.13%，市值蒸发151亿美元。

    《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统，被众多媒体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目前，各大网络游戏厂商都制定了相似的防沉迷系统规则。

    实际上，网易、暴雪等各大游戏厂商所遵循的防沉迷系统标准版本已有超十年历史。2005年到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曾联合中央文明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游戏防沉迷”条例。

    然而，以上政策执行得仍不到位。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公布的《中国游戏绿色度测评统计报告》，自2013年以来，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当年所有测评游戏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而且，2016年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仍占到当年所有测评游戏数量的71%。

（摘编自《澎湃网：防止小学生沉迷游戏，防沉迷系统是最佳方案吗？》）

材料二：

    《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的中小学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因为家庭关怀缺失、学校教育不足、同伴负面影响等种种原因，许多青少年愿意到网游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希望在网游的虚拟世界里获得在现实工作中难以取得的成就感。

    据一些游戏设计师介绍，企业内部对游戏设计的考评就是靠每日活跃玩家（DU）等指标，为了达到目的，游戏就会每天搞整点活动等，刺激玩家提高在线时长。某些游戏厂商虽然推出游戏防沉迷系统，但通过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未成年人依然可以“畅游”该游戏。因为网游后台没有核查申请人和玩家是否为同一人，实名制根本落不到实处。以游客身份登录的，虽然系统默认为未成年人，但仍然可以凭游客身份充值买游戏装备。

（摘编自《凤凰网：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 亟须实行游戏分级制》）

材料三：

    武汉市教科院德育研究室主任王一凡说，防止沉迷网游最关键的是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多培养孩子现实中的兴趣爱好，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应该进行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作为游戏运营企业应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实名认证。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平台对涉及色情暴力的游戏及时举报。同时，网络平台还应大力推荐、宣传积极向上并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绿色游戏。

    “扬清是激浊最有效的手段，当前亟待扶持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绿色游戏。”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说，青少年受到网游的吸引，说明网游有强大的吸引力，文化需求的出口还不够。为此，应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把绿色游戏当成产业来做，并对整个行业进行引导，推动更多的企业越来越绿色。要用运动锻炼、兴趣爱好、绿色游戏等来占据青少年的闲暇时光，有效促进身心健康。

（摘编自《新华网：网游在和我们争时间？》）

【注】游戏收益：指在游戏中取得的经验值和虚拟货币。

材料一：

    今年3月，德国“莱比锡读书节”和丹麦“霍森斯作家节”都向中国作家麦家发出了邀请，麦家携《解密》与欧洲读者见面，此行载誉而归。

    麦家被丹麦文化部长接见并举办了高规格的讲座，《丹麦日报》用两个整版解密麦家，德国人安娜特专营一家中国图书的网络书店，每次活动她都现场售书。她的生意一直波澜不惊：在欧洲，读文学的群体也在量减，读中国文学的人就更加凤毛麟角了。可是，这次在汉堡豫园的活动结束后，书居然卖断了。

    为什么麦家的《解密》能走红国际市场？

    麦家说，《解密》的出版商大多是国际知名大出版社，他们在推广《解密》上下足了功夫，美、英等国家大量的报道，是其迅速被翻译成33种文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有点倒逼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加上斯诺登事件的爆发，《解密》生逢其时。因此，它既不代表我麦家东西写得好，也不说明中国文学就此在世界上有了什么转机。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小说的“走红”，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偶然到必然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作家写作唯一的出路就是迎合自己

    一本书不论在国外国内，都不可避免被误读或捧读。我们不必为此改变什么，迎合任何人的写作都不是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迎合自己，把自己最独特最迷人的一面展示出来。

    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我想这肯定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指路明灯。中国传统不是好莱坞，可以通行世界。但我们和世界有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人性是一致的。

    麦家说：“有西方评论家说我是西方的丹·布朗。但我认为丹·布朗的小说我不会写，也不想写。中国文学十年前几乎是没有类型的，现在正在被类型化，这对传统的纯文学是个挑战，但对读者是个机遇。”

“文学不是数学，没有公式，老掉牙的故事照样可以写得别出心裁。把《解密》和《暗算》说成谍战故事，是小看我了。我不要别人高看，也不希望被小看。我确实注重恢复故事的魅力，因为我们的小说一度远离故事，好高骛远，误入歧途；但把小说仅仅看作故事，是弱智。我每天都听到故事，但可以写成小说的故事一年也遇不到一个。一般的故事只有脚步声，小说里的故事要有心跳声。”

（摘编自《杭州日报》和中国作家网）

材料二：世界读书日：爱上阅读的N种理由

阅读也是一种“天泽”

    天泽书店将“好书”奉为圭臬，重人文，拒浮华、拜物，遴选有品质的书籍。资中筠、叶嘉莹等都在天泽举办过讲座……在天泽，仿佛总有和学者品书论道的机缘。“现在做书店像逆水行舟，能保住不被冲下去，就算万幸。小小的店开个十来年下去，就是个宏大长远的目标了。”木南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道出多少书店主人的心声。

对信仰的“守望”

    “只售一切与美好生活相关的无用之书，不励志！不畅销！不实用！一守望者书店开了三四年，门口木板上这句“标语”一直在。店主身上的文艺范儿可见一斑。保持个性，从同行那里找灵感，开书店这几年，略有盈余。随时可以和读者联系，聊天，这种亲和力以及自身的独特气质，是马利强眼中小书店的生命力所在。

“荒岛”里的热闹

    猫，是荒岛书店的镇店神兽。书店里有乖巧的猫咪，有些人是冲着猫去的，结果却爱上这个有猫的书店。

    荒岛书店的土著木南说：“人是感情的动物，不能用有用没用来衡量读书。”店主就是个大书痴，经常出去淘书，同时，书店还开展各种有趣的读书会和荒影会。在“荒岛”里你会发现不少难得的书。

    木南觉得，图书行业再怎么变化，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有人就为在心心念念的书店里淘换新书、好书，闻闻书香，摸摸质感。捧起一本心仪的书，每一页都有温度，那感觉叫幸福。

（摘编自天津北方网）

材料三：世界读书日作家签名售书

    2016年4月23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德阳文庙广场人头攒动，书香四溢，全民阅读活动热闹非凡。德阳市作家协会组织的“德阳本土作家签名售书”活动持续三天，30余位本土作家签售和赠送书籍4000册。

很多人在签售台前排队候购，作者和读者们亲切交流互动，亲子逛书市，言传身教。在电子产品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样的活动不仅获得了读者的认同，也坚定了作家踏实创作的决心。

（摘编自四川文艺网  以上三则材料均有删节）

    材料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网约车逐渐成为了国民出行的一种习惯，用户规模将稳定增长。据统计，2018年网约车用户规模达到3.43亿人。作为新兴行业，随着大众的喜爱程度及使用频率的增加，网约车还衍生出多种租车模式，专车、快车和顺风车等，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当然，我国网约车行业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网约车行业准入门槛低，拥有一辆私家车、一部智能手机就具备运营基本条件。但是，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在本质上不同，前者从平台责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从保险责任到侵权责任，从乘客消费运输服务过程的权益如何保护到发生意外后消费者的权益又如何保障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而且网约车在价格定位和目标消费群体方面也没有与传统出租车形成错位发展，大都处于税收盲区，不同程度存在逃避税收现象，这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经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另外，行车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是车辆本身的安全性，是否年检合格等；另一方面是司机的营运资质的问题。为了驾驶安全，国家对出租车司机比普通司机有更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一年多前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即“网约车新政”），是顺应改革大势和市场需求的政策导向，但各地网约车管理细则对投放运营的网约车的标准不统一。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对投放运营的司机和网约车分别做出了限制。针对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而言，严格限制为本地户口。有关专家认为这最终会导致网约车的价格上升，使乘客承担更多的出行费用，这与乘客所期待的背道而驰。同时，网约车的监管主要是由平台以及政府分别进行，但网约车平台的自我监督与政府监管缺乏衔接与配合。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网约车平台隐瞒了大量网约车“黑户”信息，致使平台监督与政府监管无法衔接，更无法配合。管理网约车的上级主管部门为出租车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对网约车市场、平台公司，车辆驾驶员资质和网约车服务质量进行监管，而网约车平台收集的司机和乘客信息需要上报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部门审查备份。但网约车有别于出租车，将其置于传统出租车管理部门下，是不合理的。

    （摘编自《我国网约车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材料四：

    网约车行业这五年经历较快发展时期后，又迅速步入洗牌阶段。网约车行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共享经济风潮诞生，造成大量企业跟随网约车风口入局，市场产生大量同质化产品，并严重挤压市场空间。网约车纳入政府监管平台后，无法适应监管的企业悄悄退场。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走向推动行业整合加速，由鼎盛时期的三四十家网约车平台到现有屈指可数的平台数量，市场呈现寡头趋势，而且一家独大之势会继续发展并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需要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提供高质量便捷的服务，才有机会在行业洗牌中存活下来。

    现阶段中国网约车产品覆盖地域基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或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企业开始探索下沉三、四线城市机会。网约车产品在三、四线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短期内，网约车在发达地区的用户增量不会有太大突破，盈利模式探索和产品功能丰富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未来可加快在三、四线城市发展。此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差异化在缩小，在出行消费升级趋势下，其需求量也较为充足。在供需两方面推动下，网约车在三、四线城市存在发展空间。

（摘编自《2018年中国网约车行业发展趋势展望》）

材料一：

2017年上海统计局对不同年龄市民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调查

材料二：

    我国生活垃圾主要处理方式为填埋与焚烧，其中填埋占主要地位。填埋处理具有方法简单、技术门槛低的特点，是我国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的处理方式，但填埋场占地大、使用年限短，不但可能影响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还会造成大量有机质的浪费，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相悖。与填埋不同，焚烧处理占地小、能极大程度地实现减量化并产生电能，近年来发展迅猛。在我国大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生活垃圾可回收比例和垃圾热值较高，因此在确保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分类回收的前提下，宜采用以焚烧为主的处理方式，既能满足减量化的要求，又可产生清洁能源；在其余中小城市，生活垃圾热值较低，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因此更适宜采用填埋为主、结合堆肥等资源化技术的处理路线。

    农村生活垃圾全量收集难度较大，运输成本高，收运过程易产生二次污染。根据有机垃圾易腐的特点，考虑运输和处理的经济性，农村有机垃圾适宜就地处理（例如堆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化，未来可将农村与城市垃圾进行区域一体化利用。

（摘编自金宜英《生活垃圾分类后去往何处？多元化方式将取代填埋》）

材料三：

    让群众支持生活垃圾分类，不能让大家在花花绿绿的分类图前犯怵，而是要让他们觉得分类有趣味，易掌握。目前，生活垃圾分类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前端介绍得很详细，后端利用却很粗放。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两者对应起来。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无疑分别自成体系，有模糊不清的垃圾，丢入其他垃圾桶中，高温焚烧肯定有效。湿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区分，除了汤汤水水，其余既可发酵，也可被焚烧，两种资源化利用方式都可以，不必纠结哪种方式更优而唯一指定类别。总体上，厨余垃圾处理系统相对较弱，觉得不好生物降解的都可归到其他垃圾中焚烧掉。厨余垃圾处理产生的残渣最后也是送去焚烧发电厂，具有兜底的地位。

（摘编自殷明励《生活垃圾分类要和后端利用结合起来》）

材料四：

    网约垃圾“上门回收员”顾名思义即客户通过线上预约，线下回收小哥上门“取件”。目前，全国已有数千名上门回收员。

    据介绍，从事“上门回收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大概有两种，一种专职从事垃圾分类工作，另一种则是在相关工作中兼职。专职回收员的工作一般分为定点回收和上门回收。有的人上午做定点回收，下午上门回收。比如之前垃圾分拣公司的员工，此前这些公司只负责接收“游击队员”回收回来的垃圾，并进行分类打包，再出售给不同类别的垃圾处理公司；而现在，公司中的一部分员工直接向居民进行回收，做起了专职回收员。而兼职人员则包括小区的清洁员、物业公司员工等，他们原本已有一份工作，垃圾回收为他们增加了一些收入。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用户使用垃圾回收程序也很方便。比如在支付宝平台上，打开支付宝“城市服务”，选择“垃圾分类回收”，按流程提示选择好上门地址、上门时间，就能坐等社区回收员上门，称重、计算价格之后，卖废品所得会自动转进居民设置的提现账号。针对低价值的回收品，可按重量兑换“能量”。如，1公斤塑料瓶可兑换1公斤“能量”，随后在环保商城里兑换实物或优惠券。

（摘自温婧《垃圾分类催生网约上门回收员》）

    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改编与阐释始终根植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之中，在动画电影的发展史上则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以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为代表，例如《过猴山》《宝莲灯》等，都实现了中国电影民族性追求在影像形式、风格与技术上对西方话语的革新与超越，也借助它们对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的影像化重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标识注入至“中国故事”之中，在国际上形成了能见度极高且被公认的“中国学派”。

    这些电影对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影像化改编，首先是一种内容上的重构，是以电影这种媒介形式对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演绎。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对哪吒形象与经历的塑造、叙述，并未拘泥于仿造《西游记》或《封神演义》中的旧有叙事，而是努力使之与现代审美观念无限趋近，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在片中，李靖与哪吒之间的刻骨仇恨被置换为崇高的“父爱”．被哪吒“抽筋剥皮”的小龙王敖丙则成为了纯粹而崇高的友情象征，曾经悲壮而残酷的哪吒自刎被替换为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天劫”……由此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形象和他的故事，已与名著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之前多数引起市场轰动的经典改编作品，也几乎都依循了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例如逍遥浪子形象的许宣（《白蛇·缘起》）、顽童形象的唐三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追求自由恋爱的“天神”（《大鱼海棠》），等等。

    但是，这种在表面上看来过度解构经典的创作倾向，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如今对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负面评价，亦多集中于对其颠覆传统文化或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哪吒形象与经历的不满。但是反观这些影片的拥趸，则多数抱着自顾自的娱乐心态，把影片满足个体价值认同摆在突出位置，鲜少去思考影片与主题来源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本不去触及。

    两种意见之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断层，究其原因，正是杰·瓦格纳所谓的“近似式改编”所致——影片虽以一种与原著近似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观念进行创作，但实际上却与原著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构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有意思的是，西方影视作品对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的改编，多集中于莎剧、圣经故事和希腊传说。例如，近期被翻拍的《狮子王》取材于《哈姆雷特》，经典音乐剧《西区故事》的主要情节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纸牌屋》的故事内核源自《麦克白》，《七宗罪》《黑客帝国》等都是从圣经故事中汲取灵感，《诸神之战》《特洛伊》等则源自希腊神话。

    可以看出，西方的这些改编作品也几乎都采取的是“近似式”的改编策略，原文本自身并不会为影视作品提供一个“超稳定结构”，而且改编作品之中无不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当代意识。塞吉欧·莱昂内曾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西部片中的人物则被导演搬进了神话世界。”也就是说，当经典文本通过改编穿梭至电影银幕之上时，它们之间的外部结构已然失去了相似之处，使之产生关联的只有由原文本所提供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郑炀《中国电影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其《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