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李韵）】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第9版）

材料二：

    “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7年2月15日19版《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

材料一：

    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必须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者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编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越俎代疱地“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来”。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 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

材料三：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问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性。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

材料四：

“让座”这一行为没有法律的强制，没有硬性的处罚，让不让完全是“靠自觉”。有一份关于“让座初衷”的调查显示，65.4%的受访者表示是发自内心，23.9%的受访者是受到“道德逼视”，8.9%的受访者是因站立者本人的逼视或其他行为。由此可见，只有65.4%的人是靠自觉的，而32.8% 的人正是受到通德约束才做出了让座行为。

（摘自《“让座”是道德绑架还是道德约束？》，2017年7月19日长江网）

材料一：

    5月16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人工智能人才短缺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道：“先说一个坏消息，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上极度缺乏，几乎没有人才。再说一个好消息是，全世界都缺乏。”

    马云进一步说道，就人工智能而言，我们没有未来的专家，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要改革。不能让孩子和机器比谁背书背得快，记得快。教育必须要让孩子有创造力，有担当，这是机器做不到的事。“我们国家从教育入手，才有可能赢得未来。”

（摘编自《马云：中国没有人工智能人才，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2018年5月16日澎湃新闻）

材料二：

    今天，由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等出席发布会，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AI教育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商汤科技、上海知名高中优秀教师共同编著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华东师大二附中、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市西中学等全国40所学校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

    国内中等教育体系首次引入AI教材，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国正式迈入基础教育阶段。由此人工智能这一当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将走出“象牙塔”，成为每一个在校高中生都可以掌握的基本技能。

（摘编自唐小丽《普及AI教育首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2018年4月28日人民网）

材料三：

    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编自人民时评《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201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我也是家有高龄老人的人，他们的难点和关注点我都有切身体会。”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嘉兴学院院长盛颂恩说。他在深入调查、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第一份提案《关于加快搭建网络大平台，大力推进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现有的养老资源和模式不足以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医疗服务和传统手段是不够的，而利用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充分调动、整合、优化配置社会现有资源和政策，把全社会相关的资源和政府的相关政策集成到同一个大平台上来建立一种新体系，应该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养老问题如果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政府的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和监督保障，这样的平台是不可能完善的，老人们和子女们也不会放心。服务主体可以市场化，但公共资源和政策需要政府进行统筹配置和协调，还要建立相关标准体系，让平台运营、发展、管理、监督都有规可依。”盛颂恩表示。

    (摘编自2018年3月4日《钱江晚报》)

    材料二：

    网友的多种养老观点占比

    (摘编自201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当前，我国慢性病负担占国家疾病总负担的比重达68.6％。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全人群的4.2倍，而且病程长、医疗费用高、难以治愈。但是，大多数慢性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进行控制和干预，这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角度，树立个人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也要与这种理念相适应。树立健康管理理念，达到“未病先防、病后防变、瘥后防复”的效果，也是健康管理学科的职责所在。

    随着“全民治疗”向“全民健康”目标的转移，医疗资源不断下沉，社区将成为未来全民健康的主战场。社区层面的多学科融合，能培育集社会知识、专业技能、人文关怀、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健康服务业人才，这将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专业人士要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改变，能走进社会，走进生活，适应变化，更加注重人文教育的融入、心理技能的提升、跨学科跨专业团队协同作战能力的培养。还要树立适应老龄化的理念，学会站在老年人角度看问题，以尊重为前提设计产品及提供服务。

    (摘编自2019年3月25日《光明目报》)

    材料四：

    社区养老是目前英国大多数老人选择的养老方式，这体现出英国人“居家养老”或是尽可能地“如同在家养老”的理念。按照英国有关社区照顾的法令，几乎所有的社区都配备相关的辅助设施，提供面向老年人的服务和帮扶政策。与建设养老院、将老人集中起来看护相比，“去机构化”的社区养老可以更好地调动民间资源，展现养老服务的灵活性，也能够让老人最大程度地融入家庭和社区，尽可能让老人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我们现在要求社区养老机构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护理。”美国圣路易斯市老龄化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劳勒教授说，“这种护理，过去通常会外包给社会工作机构，但现在的新方案要求家庭成员或者配偶来照顾老人，然后政府适当给予这些人一些奖励。这个方案目前在美国的很多州都已经付诸实践，效果尚可。”

    在技术领域，美国人正大力扶持远程医疗、远程健康类产品。尤其在农村地区，这种技术为当地人带去了极大帮助。这些项目的发展经费，并非全部由企业自筹，很多来自政府办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中心。

(摘编自2019年1月15日搜狐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各题。

材料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极强的实践影响，包括对当时社会变革的历史影响和对当下理论创新的现实影响。

驻足远眺是阔步前行的前提。客观地审视时代和全面地正视自我是科学研判时代方向和自我方位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把世人的焦点从对“两个凡是”政治口号的盲从中拉回到实事求是的实践上来，使得全党和群众的思维视角重返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轨；奋斗基点重回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伟大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影响在于，它迅速引爆了一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核心的思想解放活动，并以此助推了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它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新突破，把形而上的学术盲从拉回到形而下的生活实践，更在于实践上完成了大作为，拉启了真理标准思想讨论的活动大幕，为后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足了思想准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实践检验不可能一次完成，一劳永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现实影响在于启迪和引导后人持续理论创新、继续伟大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是实践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是全党和各族人民奋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历史不会终结，实践会继续前进。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实践的发展。没有持续的理论创新，也就不会有持续的实践发展。因此，理论创新永远在路上。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著的意义也在于接续理论创新继续伟大实践，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朱中原、黄明明《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旨趣与影响》，有删改）

材料二

人类所进行的每一次具体实践，无论其广度是多么宽泛，也决不能一次遍涉宏观世界的全部，而总是其一个局部。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德提出内三角和等于180度的定理，当时实践检验确是真理，于是人们断然认为它“放之四海皆准”。可是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将其真正放入“大海”，却不那么“准”了：在负曲率的空间让位于罗巴切夫几何，在正曲率的空间让位于黎曼几何。为何？原来检验其为真理的实践，并非所有空间，而仅仅是“零曲率”的空间，即不是“四海”而是一个个“湖泊”。

人们的每一次具体实践无论多么深入，决不会一次涉足微观世界的底层，而总是其一个层次。恩格斯曾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当时实践证明这确是真理，于是人们便认为这已揭示出生命现象的底蕴。到20世纪中叶，沃森和克里克通过实验发现了DNA螺旋结构，使生命现象的研究一跃深入到分子水平。由此可见，任何具体实践只能是复杂世界的一个认识层次。而这种层次性就表明一次具体实践只能检验现阶段的真理问题，随着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新的阶段的真理，就需要新的阶段的实践来检验了。

有道是：一眼望不穿天下事，一网打不尽海中鱼，一书写不尽世上理，此之谓也。可见，以为只要被一时一事一处的实践检验为正确的认识，就是逾千古而不变、放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既有碍于实践的创新，也有碍于理论的创新或者真理的向前发展。

列宁告诉我们，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人们的实践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在一定历史阶段会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应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标准，即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也是有限度的，还必须继续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

今天，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要以一次次勇于不断创新的无数实践来检验真理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以推动真理不断向一个又一个更高层次的创新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董树君《改革与创新背景下对“实践观”的新思考》，有删改）

材料一：

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作家地域意识的出现与地域文学的兴起。文学书写中的地域流派意识在宋元以前尚不明朗。明代以降，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传统与典范的意义逐渐开始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明代中后期乃至明清一代的文学史，实可视作由中央与地方文学集团连缀而成。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虽僻邑深乡，千百为群，缔盟立社无虚地”(张履祥《言行见闻录一》)，而知识人的“在地化”则是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就人员构成而言，文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多为“在地”知识人。一方面，这些文学社团以本地人员为构成主体；另一方面，其成员具有高度的地域认同感。社团的称谓如“云间三子”“太仓十子”“江左三大家”等，亦体现出“在地”知识人明确的地域追求。在结社宗旨上，他们往往存在基于地域认同而产生的争胜心理，如吴伟业对“太仓十子”的推举，便具有同“虞山派”“云间派”争胜的意味。参与主体对自身所处地域文化传统的清晰感知与主动认同，是地域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基础；而文社需要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展开，地方性知识与经典则是地域文社形成的起点，正所谓“士君子居其地，读其书，未有不原本前贤以为损益者也”(吴伟业《太仓十子诗序》)。晚明时期，士人“群萃而州处”，强化了其与所居之地的空间及情感联系。伴随知识人的“在地化”而形成的地域认同感，是江南文社形成的情感根基。

此外，地域文社的形成和持续发展对活动场域、经济支撑以及参与主体的稳定性亦有相应的要求。明代以降，教育的平民化促使“在地”的下层知识人群体不断扩大。明清之际，江南文社的发起者多为具有地域影响力的知识人，参与者则以当地科举不遇的诸生以及下层知识人为主体。知识人的“在地化”意味着其立足于特定的生存空间，且具有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能够为组织集社提供时间与人员上的可能。而“在地”的世家大族则成为文社发展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家族能够为社事的展开提供活动场域，如无锡秦氏的寄畅园“构列二十景”，亦是江南文人集社之所；另一方面，家族的经济支持同样是文社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摘编自安家琪《明末清初地域文学的繁荣与知识人的“在地化”》)

材料二：

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有助于作家间的交流沟通。地域这个相对封闭的自足物也渐渐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南北文学风格地域性的差异在隐隐地、潜潜地消融着。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胡小石在论李杜诗歌时又进一步阐释：“自交通便利，政治统一后，以地理作为区分是靠不住的。”可见，随着交通的发展，南北文学史就是处在不断交融、互动互渗的过程中向前演进的历史。在文明史的发展中，有很多作家的祖先已南北迁移多次，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难说清其究竟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如唐朝初年标举“建安风骨”的陈子昂。而有些作家由于其自身的经历、爱好、兴趣的不同，其作品风格的地域性也呈现暧昧状态，如南朝庾信，其南北兼融的文风，使其在文学史上成为一颗璀璨之星。大文学家司马迁虽为北方人，但其一生多游历于南方的湖光水色之间，所以其作品恢宏气势间也呈现出纤柔婉丽之气。

自大唐帝国统一以来，南北文学在消融中互补共存，使各自的文学更充满活力和生机。南方文风的理想浪漫加上北方文风的刚健质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文学特有的宽厚柔媚相统一的特色。

然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也就是说风格地域性的消融与缩小并没有出现绝对状态。实际上，风格地域性的形成也并非只是交通因素使然，其中气候、自然地貌、传统文化等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是相对恒久而稳定的因素。这样看来，文学风格地域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有了缩减，而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由于互动而产生了新质，并使之更为强化。从六朝开始，正统的文人们多有崇北抑南的倾向，在思想上推崇刚健的文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中说：“汉魏西晋皆北方之诗，盛唐之时，称作家都大抵为秦晋人也。”起码在文风上，这些盛唐大家多与北方文学精神相契合。这种崇北抑南的文学倾向的出现，既体现着创作者与评论者主观上的情感倾斜，同时也说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六朝以来的南方文学已走向轻浮颓靡的状态。所以，崇北抑南局面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北方文学以其粗犷刚劲的文风对南方文学及时地起着纠弊与鼓舞的作用。

(摘编自白雪《论文学风格的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