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倒计时

搅拌机像一个巨大的蜗牛突突啦啦旋转着，民工三元认真而自然地扳动着离合器，把黏糊糊混凝土倒在了伙伴们的小车里。

三元已经彻底地喜欢上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一样的搅拌机，尽管搅拌机的声音尖厉刺耳，尽管搅拌机还常常会把星星点点的灰浆喷溅到三元黑红色的脸膛儿和敞开衣扣的肚皮上，三元还是觉得，搅拌机就像自家喂熟的大黄牛一样听话，让它吃料它就吃料，让它旋转它就旋转，让它停下它就停下。

每天上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比伙伴们早到一会儿，看看搅拌机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给轴承和齿轮加些油什么的；每天下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晚走一会儿，冲刷一下搅拌机的里里外外，或者是紧一紧螺丝。三元越发觉得，搅拌机就是自家喂养的那头牛，你只要好好侍候它，它就听你的使唤，卖力的干活。

搅拌机的左侧，有一根柳木柱子。说它是柱子，其实是不对的，春天工地开工的时候，大家安装搅拌机，随意插了一根柳木，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柳木的梢头居然抽出了几根枝条，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来，应该算是一棵柳树了吧。柳木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程离竣工还有120天。 

在黑板的最下面，还有一行用粉笔写的小字：离三元结婚还有30天。这行小字，除了三元之外，工地上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看不清楚。这是三元的秘密，也是三元无法掩饰的幸福，看着这行字，三元常常会无端地发出嘿嘿的笑声，他觉得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像一根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自己的眼睛，映红了自己的脸膛，这样的时候，三元的心里也会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幸福。

三元的对象叫柳琴，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媒人介绍的。有时候，三元使劲地想柳琴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三元的错，三元和柳琴，总共才见了三次面，头一回，是三元和柳琴相亲，第一眼，三元就相中了柳琴，他觉得柳琴好看，越是好看，三元越不敢多看，三元越是不敢多看，好看在哪里，三元也说不上来。第二回，三元去柳琴家送彩礼，带去了一台大彩电，和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记得当时柳琴说，这么多衣服，啥时候才穿得完啊，三元直搓手，不知道说啥好。第三回，三元来城里打工，柳琴送他去车站，那天是正月十六，天冷得厉害，柳琴的手冻得通红，有几回，三元都想拉住柳琴的手，这样一是给她暖暖手，二就是两人牵牵手。三元只是这样想，却没有拉住柳琴的手，现在三元想起来多后悔呀，他真的想不出拉住柳琴的手是什么样的滋味，他想等结婚以后，天天都要拉住柳琴的手……

工地的对面有一个超市，休息的时候，三元常到里面看，三元看中了超市里的一条毛巾被，粉红色，带点暗花，上面有鸳鸯戏水的图案。三元不止一次地看那条毛巾被，他想柳琴一定会喜欢的，想着想着，三元的脸就红了。三元还想，城里的东西就是好，城里的东西也很贵，一条毛巾被二百多块钱，顶两只山羊呢，顶好几袋玉米呢。但是，三元还是拿定了主意，等到回家结婚那一天，一定要带回这条毛巾被。

工地上，每天都要用一袋又一袋的水泥，这些水泥，是三元一袋又一袋从仓库搬到搅拌机前的，用过了水泥，三元就把一条又一条的水泥袋收藏起来，隔上三五天，就有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一次，三元计算着，到了临走的时候，卖水泥袋的钱差不多也能买一条毛巾被了。

黑板下方的数字在三元的期盼中一天比一天变小了，三元结婚的日子也来临了。

那天，三元怀揣着水泥袋换来的二百块钱，一阵风催着一阵雨地朝对面的超市赶去，就要推开超市的玻璃门时，三元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三元看见，搅拌机还在像蜗牛一样旋转着，伙伴们还像过年一样装着石子推着沙子；三元听见，搅拌机还呼呼啦啦地响着，伙伴们还嘿嘿呀呀地喊着号子……

从超市走出来的时候，三元左手拎着一只烧鸡两只板鸭三条炸鱼，右手拎着四瓶高梁酒。其实三元是在看到超市门前那个巨大的酒瓶才改变主意的，三元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他在想，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请兄弟们喝杯酒呢？

那天晚上，高梁酒的香味在整个工地上荡漾着，伙伴们呼天喊地的猜拳声也响彻了整个工地，大家都说喜酒不醉人，实际上大家都喝醉了。喝醉了伙伴们说就稠了，有人问三元你媳妇好看不好看，三元说好看，有人说三元你媳妇好看带过来让大伙也看看呀，三元说这回俺请了半个月的假，结婚后，就把媳妇带到工地上来，让大家好好地看两天……

第二天，三元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乘上了火车。三元还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多了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三元更不知道，工地上黑板下面的那行小字，此刻已经变成了醒目的大字：离三元回工地还有15天。

（选自《百花园》）

残缺

田洪波

    我的职业是医生，爱好很广泛。我特别喜欢购买甚至收藏民间饰物，因此，我的业余生活并不像人们惯常思维中那样刻板。

    这样就有了一些故事。当然，发生在那个名叫喜鹊的女子身上的故事最独特。

    那几天，阴雨连绵。我们趁一个学术会议的空隙到清河泉旅游，看过一些景点后，就呈散花状开始购物。在一个很大的空地上，有一溜一字排开的简易商铺。商家主要经营与清河泉景点相关的饰物，自然，也有带当地风俗的钩针饰物，那是清河泉景点的独特品牌，我的眼睛就在那一刻被吸引了。

    那是一双童鞋，却彰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别的商家的钩针童鞋，多是与一般商场出售的无异。但那双鞋却是五彩斑斓的，要多有意思就多有意思。形状是一只小猪，前面一张突出的小嘴是红色的；两边嵌着的眼睛，却是黄色的，而鞋面则或黑或白。它就像一个小精灵，把我紧紧地抓住了。

    一问价格，却不过十几元钱。

    我认真挑选起来。钩编玩偶、碎花笨小猪、动物手机座等等，很快面前就垒起一堆。卖货的是一位淳朴的大嫂，她仔细地盯了我半天，末了，告诉我家里的饰物还有很多。说这些饰物都是她女儿钩编的，如果想要什么心仪的饰物，她女儿甚至可以现场钩编。

    这不能不说稀奇了。对余下的景点，我一时失去了参观的兴趣。于是，在那位大嫂乐颠颠地引领下，我走进离景点不远的一个村落。在一处平淡无奇的房屋中，见到了那个叫喜鹊的女子。我惊讶的是她居然是个盲人，而且很漂亮。我难以想象，一个盲人如何钩编得出那么色彩斑斓的饰物。

    喜鹊很敏感地从炕沿上下地了，她做出倾听的模样，而我则一直上下打量着她。很快，就有笑容在她的脸上绽开了。

     “是来选钩编的吧？”她居然毫不意外。

    我纳闷了：“你家常来顾客？”

    她母亲自豪地笑了：“几乎每天都有，连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人都有呢。”

    我不得不正色地看她了，并打量起屋里悬挂的各种饰物。

    应该说，我的震惊程度进一步加大。你想啊，有把蝴蝶钩成蓝色的吗？有把小狗钩成大鼻子的吗？有把小猫钩得脑袋奇大的吗？比卡通还卡通。她根本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我很快挑选了一大堆，但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问喜鹊：“你是先天看不见，还是后天失明？你怎么就想到要把小猫的脑袋钩大呢？你不觉得自己钩的和别人不一样吗？”

    喜鹊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管它呢！我想要钩什么颜色就钩什么颜色，想要它什么样就什么样！”

    她的解释让我无话可说。听她母亲介绍，她是四岁时因一场病失明的。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钩编，说要给自己攒够嫁妆。

    我不能不为这样的女子动容了。我告诉她，她的眼睛可以治，我就是一位眼科专家。我希望她们去医院找我。

    她母亲听我这么说，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扑咚”一声给我跪下了。

    我吓了一跳：“大嫂，千万别这样。”

    喜鹊也激动得浑身颤抖：“你说的是真的？”

    我连连点头：“当然。”

    她们娘儿俩一下子拥抱在了一起。

    不久，她们果真去医院找了我，而我那会儿也早为她做好了手术准备。那时，医院正在加大农村医疗保障力度，她的手术费用被减免了大半。

    她术后的效果非常好，很快就睁开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她喜极而泣，她的母亲也哭出了声，一个劲儿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喜鹊可以开钩编工厂了。”

    我这才知道，那一直是她们娘儿俩的理想。

    我们从此各忙各的。我不知道她的工厂是否如期开工，她的钩编饰物是否更受人欢迎。好在多年后，我有了再到清河泉旅游的机会。

    在那一溜排开的商铺前，我又见到了那位大嫂。她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原因是她面前的饰物无人问津。而我看那些饰物，与普通饰物则没什么两样。这难道是喜鹊钩的吗？

    见到我，大嫂眼光十分复杂，想说点什么，嘴唇嚅动了一下却没出声。我隐隐感到了什么……

（有删改）

一个幸运的贼

[法]莫泊桑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画家在索里尔家聚餐，最后都喝得有几分醉意了，都四肢伸展着躺在紧挨画室的一间小屋的地板上。普瓦特文头脑还清醒些，索里尔疯疯痛癫的，仰面朝天，讨论什么战争和皇帝的服装之类，说着说着突然一跃而起，拉开大抽屉，将一套轻骑兵制服穿在身丰，然后又拿出一套钾弹兵的制服给普瓦特文，他说什么也不穿，我俩硬给他套上，衣服太大，几乎把他包起来。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甲宵骑士。然后，索里尔开始操练我们，他大声地说：“当了军人，就得喝出军人的样子。”

    我们拿出大碗，高唱军歌，再次开宴。尽管普瓦特文已酩配大醉，我还是突然地举起一只手说：“静一静，我敢保证我听见了画室里有人走动的声音。”

    “有戏!”索里尔晃免摇摇地站起来，唱起马赛曲：“拿起武器，公民们!”然后他从墙上摘下几件武器，按照我们的制服装备起来。我得到的是火枪和长剑，普瓦特文拿着一支带刺刀的长枪，索里尔没有找到称心的武器，抓起一把手枪插到皮带上，他手里握着一把大板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室的门。当我们走到画室中央的时候，索里尔说：“我是将军；你，甲胄骑士，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你，掷弹兵，作我的护卫。”

    我执行命令断后，突然听见一种可怕的声音，我端着蜡烛想去看个究竟，普瓦特文用刺刀向那个地方乱刹，索里尔用斧子狂砍一通。我们查看了画室的每一个角落，足足查了有20分钟也没有找到任何可怀疑的东西，后来普瓦特文认为应该检查一下碗橱。由于碗橱很深，里面很暗，我端着蜡烛过去查看，可把我吓坏了，一个人，一个活人站在里面往外看我，我马上镇定下来，忽的一下把拒门锁上，然后我们退后几步商量对策。索里尔想用烟把贼（①）呛出来，普瓦特文想用饥俄制服那个家伙，我想用炸药炸死那个绒。最后我们还是米纳了普瓦特文的意见。我们把酒和烟拿到画室来。普瓦特文警惕地背着枪，我们三人坐在碗橱前，为俘虏（②）的健康开怀畅饮。我们又饮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索里尔建议把俘虏押出来瞧一瞧。

    “对!”我大声地附和着。我们抓起武器，一起朝碗橱冲去，索里尔端着没有上子弹的手枪冲在前面，普瓦特文和我跟在后面，打开拒门后把俘虏押了出来。他是个形容憔悴、白发苍苍的老头，身上穿着破烂衣服。我们捆上他的手脚，将他放在椅子里。他没有吭声。

    “我们审讯这个恶棍。”索里尔厉声说。我也认为应该审讯这个家伙。普瓦特文被任命为辫护人，我被任命为执行人。最后俘虏被判处死刑。

    “现在就枪毙他!”索里尔说：“不过，不能让他不作忏悔就死啊。”他又有所顾虑地加了一句，“我们去给他请一个神父来。”我没有同意，因为深夜不便去打扰神职人员。他建议我代为行使神父的职权，并立刻命令俘虏向我忏悔罪过。

    老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不知道我们是哪种类型的基徒，他开口讲话了，声音空洞沙哑：“你们要杀死我吗？”索里尔遇他跪下，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兰姆酒，说：“坦白你的罪过吧，不要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救命啊!救命!”老头在地板打滚拼命嗦叫，怕他吵醒都居，我们塞住了他的嘴。

    “来，我们把他结果了吧。”索里尔不耐烦地说。他用手枪时准老头匀动了扳机，我也匀了扳机，可惜我们俩的枪没有子弹，枪空响了两下。

    在一旁的普瓦特文说：“我们真有权力杀死这个人吗？”

    “我们不是已经判处他死刑了吗？”索里尔说、

    “那倒是，不过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③，我们还是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

    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由于那个老家夜未能走路，我们把他绑到一块木板上，我和普瓦特文抬着他，索里尔在后担任警戒。我们把他抬到了警察局，局长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爱搞恶作剧，他认为我们闹得有点儿太过分，笑着不让我们把在押犯抬进去。索里尔非要往里抬，局长沉下脸来，说我们不要再发俊了，赶快回家去清醒一下头脑。无奈我们只好把他再抬回索里尔的家。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我问道。“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很累了!”普瓦特文怜悯地说。

    他看上去已经半死了，我也不禁来了侧隐之心，我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喂，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啊？”我问他。“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他呻吟着说。

    这时索里尔的心也软了下来，给他松了绑，开始像对一个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款待起来。我们马上升满了几碗酒，递给我们的俘虏一碗。他连让都没让，端起碗一饮而尽。我们几人痛饮起来。那老人真是海量，比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还能喝。当天蒙蒙亮时，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我得告辞了。”

    我们再三挽留，但他坚持不依，我们怀着惋惜的心情送他至门口。

（摘编自《世界微型小说荟萃300篇》）

生命是美丽的

李永康

    举目远眺，没有绿色，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路两边的蒿草也是焦黑的。

    尽管来这之前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最难的是给乡村孩子们上课，书上好多外面世界的精彩，他们闻所未闻。一些新鲜的词汇，我往往旁征博引设喻举例讲得口干舌燥，他们却是一脸陌生。

    有一天上自然课讲到鱼，我问同学们鲫鱼和鲤鱼的区别，他们一个个都摇头。他们压根就没走出大山见到过鱼呀！我和学校领导商量，买几条回来做活体解剖，校领导露出一脸难色。我只好借了辆自行车利用星期天骑了三十多里路到一个小镇上，自掏腰包买了几条回来。

    那节课同学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我却流下了热泪。

    听当地的老师讲，这里的学生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上课爱迟到。但开学两个月来，我教的班还未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为此，我非常得意。我当初读初中的时候，不喜欢哪位老师的课，就常常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来“报复”。虽然最终受伤害的是我，可当时就是不明白。现在我也为人师表了，如果我的学生这样对待我，我又作何感想呢？

    世界上的事就是怪，不想发生的事偏发生了。我把那位迟到的学生带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原来他家离学校有二十多里路，他如果要准时到校的话，早晨五点钟就得起床，还要摸黑走上十几里山路。夏天还可以对付，可眼下是深冬——寒风刺骨。我要求他住校，他说他回家和父母说说。第二天，他却没来上课。我非常着急，找了个与他家相隔几个山头的同学去通知他，他还是没来。

    我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来到了他家。忽然间“家徒四壁”这个成语从我的记忆深处冒了出来。面对他的父母，我哽咽着对他说，老师不要求你住校，每天坚持来上课就行。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父母默默地把我送过了好几道山梁。

    出乎意料的是，家访的第二天，他居然背着被褥来到学校。我心里非常激动。可没隔几天，他又不来上课了。

    我再次来到他家里。他父母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常患病，身体弱，有尿床的坏毛病，他怕在学校尿床被同学笑话。

    我问他想不想走出大山。他说，想。我说，要走出大山就得好好读书。他抹着眼泪点点头。我说，相信老师，老师会帮你的。

    这个冬天，每天早晨等上课铃响过后，我和另一位老师轮换着去查他的被褥。如果是湿的，我们就悄悄拿到自己的寝室里烘干。

    做这些工作，我们既是在尽责任，更是凭良知。坦率地说，我心里也有过埋怨：这个学生从来就没有当面向我说过半个“谢”字——想到这一点我就脸红——我是不是太自私太虚荣太渴望回报了呢？

    一件事净化了我的灵魂。

    我知道山村孩子的渴求，他们需要知识，更需要做人的道理。

    课外活动时，我尝试着给他们读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走尽荒郊，便是人们的道，呀！黑暗里歧路万千，教我怎样走好，上帝﹗快给我些光明吧，让我向前跑，上帝慌着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

    一双双纯洁晶亮的眼睛盯着我。我又声情并地朗诵着穆旦的《理想》：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没有理想的人像是流水，为什么听不见它的歌唱，原来它已为现实的泥沙，逐渐淤塞，变成污浊的池塘…

    下课后，同学们都围过来，要我把诗集借给他们传抄。

    我看了他们摘抄的诗，有的抄了顾城的《一代人》，有的摘录了惠特曼的《我自己之歌》，有的摘了穆旦的《森林之魅》。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那位尿床的学生却写了这样一句话：老师，你让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生命是美丽的！

    霎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有删改）

最后一茬花生地

宫佳

    路边的青草还顶着露珠的时候，老李头已开着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进了地头。

    抬头向山坳里瞅，好多土地撂了荒，年轻人都进了城抓钱去了，地里也就种得马马虎虎，看着人家地里长了蒿草，他的心就生生地疼。

    这是块好地呀，肥着呢！不长庄稼，长草，这不是羞煞先人吗？

    庄稼人不好好侍弄地，还叫个庄稼人吗？可他只能在心里嘀咕，不能管别人，只能管好自己。

    可是能管好自己，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

    今年，他看到有那么多地荒着，就和老伴捡着种，刚下过一场雨，得赶着春播呢，人老，心气却不老，起早贪黑地干。

    城里的儿子放小长假要出去旅游，他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节骨眼了，还有那闲心思出去玩？赶紧回家帮我种花生。儿子那头笑了，爹，你今年怎么还种地？不是找罪受吗，村里不是正要搬迁吗，补偿款快下来了，好好享受生活，我正想给你定去三亚的机票……儿子没说完，老李头就把电话撂了。钱！钱！钱！现在的年轻人张嘴闭嘴就是钱，村里的年轻人进城抓钱抓红了眼，家门一关，蜘蛛网锁门，农民要都不种地，吃啥？

    手扶拖拉机真不含糊，不一会就把跟在后面施肥的老伴甩在了后面。犁出来的黑土湿湿的，泛着清新的泥土香味。老李头犁过一趟，又到对面地头再犁一趟，才歇了手。老伴正弓着身子往犁沟里撒化肥，他回头瞅了一眼犁沟，化肥撒得均匀适度，白色的颗粒衬在黑土里，很是养眼，不禁向老伴投去暖暖的一瞥。肥料使足了，花生才能长呀！人不亏地，地就不亏花生，秋天拔出花生蔓，白花花的花生个个实成，那才叫一个舒心呢！

    老李头从老伴手里接过竹篮子，脚下生风，五个手指头不断地活动着，化肥就从指缝间源源不断地流入土地。

    日上三竿，地已犁了一半，老李头招呼老伴歇息。自己点了烟，歪在手扶拖拉机上。

    很多年前，在这块地里，老伴在前面扛着木犁，他在后面按着犁把，哼哧哼哧地犁地，那时候，地里的庄稼是全家的指望，一家人的吃喝指望它，孩子念书指望它……

    指望它的地方多了去了，在地里刨食，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后来，花了1800块买了手扶拖拉机，干活轻便多了……他摸索着手扶拖拉机叹了口气。

    “你真是个老倔头！老伴数落道，邻居们都搬迁走了，你非得种上最后一茬花生，才肯拿补偿款，真是受累的命呀！”

    “以后想受累也受不着喽！我问了，这手扶拖拉机才卖500块钱，哪都没坏，要不是拆迁，给多少钱也不卖呀！”

    “可你不卖，总不能把这铁家伙开进楼房里吧？”

    “种地是庄稼人的本分，不种地，还能干啥？这手扶拖拉机离了土地，就是废铁喽！”

    “你就是老古董！城里多好呀？有家家悦超市，要啥有啥，就是不买，看看，逛逛也舒心。听说，我这大岁数的老太太傍晚都在挑广场舞，热闹着哪！”

    老李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我就怕你几天的新鲜劲一过，还是想这黑土地，到时，想回也回不来喽！”

    老伴抬头瞅着修好的柏油马路，这边已起了高楼，已有了城里的新气象，那边还是一排排平房，他们的房子就在这些平房之中，过了今年，这些平房都会推倒了……

    老李头把烟袋锅子朝鞋底磕了磕，走喽！他拍拍手扶拖拉机，“老铁伙计，接着干！”

    老李头把地犁了一遍，就开始用镢头捣坑，老伴在后面一个坑一个坑地种花生，一个坑里种三四个花生种。

    老两口正干着，听见有人说：“老李头，我们正找你呢，就猜到你在这块地里。”

    老李头眯了眼，打趣说：“怎么啦？住楼房住腻啦，想到地头抻抻老骨头啦？”

    “嘿嘿！你还别说，种惯了庄稼，一到了节气，浑身不得劲，就回老房子看看。”几个老人手里拿着镢头，加入了种花生的行列。老李头回头看这几个人，恍惚回到了生产队的光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大家加把劲干，干完这块地，把下面的荒地也种了，秋收打花生油，人人有份！”

    “自家打的花生油就是比超市买的香！哈哈！”

    “老李头，如果明年这时候来种地，别忘叫上我们呀……”

    最后一茬花生地载满了欢笑声……

木耳

在阿勒泰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凡有生命的东西，都甘心遁身阴影之中，安静而绝美；当然，包括一排排半透明地立在倒木上的木耳。它们是森林里最敏感的耳朵，总会比你先听到些什么，多知道些什么。

我们在深山里的森林边上开店，也算为方圆百里的牧人提供了方便。

日子寂静，我们更为寂静地做着各种简单的事，愿望也简单。走过长长的草地，走过独木桥，到远远的泉眼边打更干净的水，回来淘米做饭。食物也简单。各自端碗，围着一碟粗糙腌制的野菜，寂静地吃。偶尔说些寂静的话。那时没有木耳，我们安心打理小店。

一天午饭后，我妈进入峡谷北边山阴面的那片黑林子。她回来得很晚，手持一根小树枝，枝梢上凝结着指头大的一小团褐色的、嫩嫩软软的小东西，像是活的、能蠕动的小动物。那就是木耳。

我们的采木耳生涯就有了第一根小线头。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像一朵朵花渐次开放，满胀在心里。为采到更多木耳，我妈出去得一天比一天早，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每当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无论收获如何，我都觉得她像是又离我们远了一点……

我们把木耳摊在门口晾，来买东西的牧人都会问这是什么。他们再来时，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东西给我们看。我妈非常高兴，大方地掏钱买了下来。

那时候，除了牧人之外，知道这山里有木耳的，还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采摘木耳也只为给自己家里人尝尝鲜，改善改善伙食而已。

当晾干的木耳攒够六公斤时，我妈仔细分装好，一手拎一只箱子，搭一辆卡车去了山下。搭车回来时，六公斤木耳全卖了，一公斤八十块，一共四百八十块，远比我们靠小店做生意赚得多。我妈得意坏了。

虽然木耳能赚钱，但我们却说服不了更多人干这个。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谷里的老牧民阿勒马斯骑马路过。他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很努力地解释。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老头淡淡地说：“这样的事，让孩子们玩吧。”我想起了近年发生的一则故事：一个商人到牧场收购活羊，看中了牧人家的一头大尾羊，但牧人对报价不满意，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商人只好留宿。结果晚宴时，牧人直接把那只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次下山卖木耳都被抢购一空，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再后来，可可托海甚至乌鲁木齐也有人来收购。我们顺势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

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才开始大家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最壮观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打工者的家属，跟着男人带着孩子来到新疆。她们特别能吃苦，往往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一进去就好几天，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子里一铺，裹着大衣就捱过一宿。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还是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我妈就不断开拓新阵地。

等待我妈回家的日子里，我天天在门口遥望。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未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和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我久久张望。

那年，远在甘肃、宁夏的人也来了。木耳明显少了。

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节，木耳从两百块飙涨到三百甚至四百块。那些人大量买下木耳，他们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木耳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更灵活更繁杂的心思，木耳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伴随着木耳的狂躁，同时暴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瘟疫。大批牛羊被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山里一片混乱，抢劫不时发生，弄得所有人都很恐慌。那一年，牧人手头都紧，商店的生意也惨淡。

来年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依偎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废墟。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小饭馆和小旅店。采木耳的队伍分成几派，矛盾不断，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也就不断。

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老早以前，这里的居民产生的垃圾主要是煤灰和柴灰。更早以前，我听说煤灰和柴灰也有用。那时，万物滴水不漏地循环运行，世界一定无懈可击。

所有伴随着木耳到来的事物，在你终于感觉到它的到来时，已经强大到不可回避了。

又一个春天，来买木耳的人据说开价到了五百块钱一公斤。

但是，就在那年——木耳出现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

是的，木耳没有了，我们加以它的沉重愿望也没有了。总有一天，它的这场“没有”也会让人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天我一个人进山，看到前面有人，那是我妈，她还在找。她手边有一朵木耳，那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朵。但是她没有发现。我呆呆站在那里，没有出声。

（取材于李娟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