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调研、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2015年，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政府部门出台的多项政策、举措更加有力；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潜力持续显现。曾一度遭到电子商务冲击的实体书店，近一年来，伴随全民阅读的推广开始逆袭。全国各地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大型书城，这些大型书城注重“体验”和“服务”、引入亲子阅读、创意生活、数字体验、咖啡餐饮等多元业态，逐步向文化购物中心转型，赋予了实体书店新的生命力。

    2015年，“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及其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积极打造自身的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门，专门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诸多新改变和新方法让出版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如众筹出版、微店卖书及微博、微信营销，改变后的赢利模式也让出版的效率变得更高。

（摘编自陈敏利《图书出版业品牌报告（2016）》）

材料二：

材料三：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图书出版可以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且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电子图书的开发，网上书店的建立，这些新的形式扩大了图书出版的影响范围。图书出版业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和加工处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许多图书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营销模式，图书出版业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利润的增长，图书具有的版权是图书出版业实现利润的基础，在图书版权原有的营销模式中，版权价值仅局限子版权的转让。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字，版权可以扩大到视频、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城，可以间接产生更多的利润。互联网还能够成为图书传播的平台，让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增值，比如在互联网传播中可以加载商业广告，产生巨大的效益。

（摘编自顾丽萍《试析“互联网+”时代的图书出版》

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陈建强等《用书籍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2017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

材料三：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呜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氏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2017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史林静《“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部分。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如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包括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雾霾等污染因素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调查显示，除了领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和资源、躲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三年国家旅游局关于春节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表

材料三：

    建设好慢游基地，让游客尽享“慢游”乐趣。最佳慢游旅游区呈现“众星捧月”的空间格局。经过多年的培育，贵州旅游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明亮的“月亮”，如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镇远古城、百里杜鹃等等，但是这些“月亮”缺少“众星”产品的陪伴，游客当天看完，当天离开，而无法实现对周围辐射型的消费。贵州是国家公园省，山地度假、乡村度假、气候度假资源优势突出，处处有美景，既有诸多区域的“小月亮”，也不缺少捧月的“星群”资源。因此，加强“伴月星群”的打造是建设慢游产品的基础工程。要树立大旅游区概念，依托核心度假基地，综合利用周边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把景点串成景区，打造品牌慢游旅游度假区。

实施“众星捧月”工程的关键之一是对“月亮”和“星群”的识别与筛选。作为区域慢游度假基地的“月亮”应该是以城镇为依托的大型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它应具备以下特征：拥有舒适的自然环境、舒适的住宿、丰富的夜间产品、康益的人文环境。基于度假需求的慢游产品。“星群”应具备以下特征：依托慢游度假中心，拥有发达的辐射型短线游，时间上能满足求“深度”和“休闲”的需要。

    （摘编自《打造贵州“快旅慢游”产品体系》）

材料四：

    今年春节返程最堵的地方无疑是海南。到目前为止仍有超过万辆外地车辆滞留海南。从大年初三开始，受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雾天气影响，琼州海峡出现反复停航。

    事实上，前些年春节期间，在海南的一些热门景点游客蜂拥而至，人挤人、人挨人、大堵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照理说，海南是离岛，有多少车辆进入海南，港口方面能够充分掌握，这也为限流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优势。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些车辆进行限流？如何限流才会确保更好的旅游体验，不至于堵在囧途？特别是，根据气象特点，琼州海峡每年12月至3月雾较多，且多为平流雾，是否应该为极端天气的可能发生留足运力余量，根据运力的余裕程度来考虑接待游客的数量？这些课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摘编自2018年2月“央视新闻”）

    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文艺创作，既是时代的视窗，又是精神的花朵，并由此而铸就其“新”的禀赋与“美”的特质。这就使任何内容与形式的文艺创作，都必须以独具的魅力和特殊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以使人们在审美的过程中既可观瞻生活的胜景，又可实现认知的提升；既能获取艺术的欣悦，又能采撷思想的果实；既会驱散心灵的空虚，又会增强进取的信心。

    文艺作品所充盈和辐散出来的向上、向前的力量，其最大的聚焦点就是真善美，而真善美在意识层次和社会层面，则属于道德范畴。虽然各种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文本与辞章、形象和故事永远都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并由此形成了文艺创作的道德决定论。诚然，文艺作品中的道德传递确实不像社会伦理学那样富于思辨力和逻辑性，但这只是存在方式的不同。

    事实上，自从《诗经》《离骚》开启了文艺创作的先河之后，道德含蕴与道德评判就一直是文艺的主体形态和至高绳墨。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被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甚至被奉为经典，正是隐匿于其中的道德内曜所致。孔子所作的《春秋》，之所以能让乱臣贼子闻而生“惧”，便是因为书中融贯了强大的道德力量；鲁迅的小说，看似在讲故事、写人物，但力透纸背的文字无一不是鲜明而强烈的社会道德评判。

    这并不是个例，而是一道铁律。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恪守和遵从。否则，只玩形式、玩技巧，忽视作品的精神品位与道德内涵，注定是难成正果的。文艺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就是弘扬良知与布达道义，就是宣示真理和传播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始终以创造文明和弘扬道德为己任，并以优美的形式和诗性的表达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足迹，使我们得以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为此而由衷地将之称为“经典”与“史诗”，永远地将之定格为思想的圭臬和道德的范式。

    在文艺创作中，真善美是道德的最大极和文明的最高值。创作主体只要在创作实践中抓住了这个关节点，并加以艺术化、审美化的实施与表达，就一定会创作出社会认可、受众认同的优秀作品。做到这一切是创作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切，则是须经过多方砥砺和艰苦磨炼的。除了艺术技巧方面的艰苦磨炼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精神、道德上的不断淬冶与提升。处于改革时代与发展大湖中的艺术家们，更应当源源不断地用精品佳作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点亮人生、纯化生活、助推发展。

（摘编自艾斐《发掘和表现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使命》）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 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