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汉武帝时，刺史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宋代创建了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政区的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分别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了“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茶盐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三：

如果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将清朝由传统王朝国家带入了近现代主权国家行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朝实现了“大一统”，基本完成了对中华大地的全部统一。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土，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大一统”“臣民国家”，在统治体系和治边政策上都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

——摘编自李大龙《试论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一  东北地处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又是进入中原的诸多民族的故乡，更重要的，又是多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因而使得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独特性，为其他边疆地区不可比拟。明代的东北，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明政府实行“乃因其地分设卫所若干，以其酋长统率之，听其种牧、飞放、畋猎，俾各安其生，咸属统内”的政策，又在元代“站赤制度”的基础上，在东北地区广设驿站，增辟水陆交通线，使东北地区的交通线纵横交错，形成为覆盖整个东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与内地密切联系，使东北地区成为明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

材料二  17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俄军挫败，乃有中俄《____▲____》（公元1689年）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170年。直至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摘编自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分，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